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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生前向夫人表达了安排后事的心愿:“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在他去世后,李昭遵照胡耀邦“不去八宝山”的遗愿,将耀邦安葬于江西鄱阳湖畔的富华山。
对于胡耀邦含蓄地在诗词中透露出的和没有说出的“苦涩”究竟是什么内容?什么政治背景?为什么胡耀邦不愿去八宝山?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使他的心境出现悲凉与悲愤?……在本文中我试图从邓小平扼杀、腰斩“胡赵新政”的角度作一些解析,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希望有识者指正。
(争鸣杂志,续上期)
六、“胡赵新政”的悲剧和结局及胡赵的分歧
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与胡启立谈话,邓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对郭罗基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016页)据赵紫阳回忆,邓小平的批评原话是:“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
1309─1310页)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对胡耀邦摊牌,加上政治罪名。邓小平说到上海、合肥学生闹事时说:“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298页)公开表示了对胡耀邦的严重不满,实际上认为胡耀邦不适宜担任总书记是有根本性缺点,意味着“胡赵新政”将面临悲剧命运,唇亡齿寒。胡耀邦倒下去,赵紫阳独臂支撑也难持久。更令邓小平愤怒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抗命不从,不同意戒严出兵镇压学生运动,敢于不参加戒严大会。“六四”以后,赵紫阳一直拒绝检讨,使邓小平处于尴尬处境,把这个制造“六四”惨案的后台老板的真实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对赵紫阳采取了极为严格的软禁十六年的惩罚,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对张学良的处理手法相似,超过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李登辉还对张学良放了一马,邓小平、江泽民一直把赵紫阳软禁到临终,又恨又怕,简直恨之入骨。
因此,从以上列举的部份事实及初步分析看来,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打下去是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就表了态,作为总书记有“根本性的缺点”、“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赵紫阳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就党的领导体制问题致邓小平信,不是导致胡耀邦被罢黜的“最主要的”、“根本性的”原因。相反地,胡赵两人在反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清污”等问题上是一致的、相配合的。至于某些政策问题上和在经济发展速度、个人批条子列专案等具体问题上,胡赵之间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在同志间是正常的,也证明当时党内还有民主气氛。赵紫阳说在批判胡耀邦会上,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帮他说话。其正面后果是没有让总书记位置落到邓力群手上。这是赵紫阳从大局与后果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是政治智慧,也有利于全党。不必过分夸大胡赵之间工作上的分歧,而忽视胡赵与邓小平之间的不同路线的斗争。应当说,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十年新政,证明胡赵在重大路线斗争中是一致的、团结的、配合得很好的。
至于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根据最高领袖表态认定某人为右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跟着违心地转向,批判之、处分之、开除之,如一九五九年对彭德怀的处理、一九六九年对刘少奇的批判与处理(只有陈少敏没举手),没有一位中央委员(包括彭德怀)投反对票,因为害怕扣上分裂党的罪名,宁可违背事实与良心,宁可思想、政治路线上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犯历史错误,也绝对不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这是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遗留下的悲剧性的传统,也是苏共、中共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历史,教训了所有中央委员。政治上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人恐怖的政治统治手段比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更为重要。同时,应看到在这一类的政治斗争中被批判者的命运(如一九五九年的彭德怀、一九七四年的周恩来、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已经被最高领袖所确定,但是,参与批判者的不同态度可以相当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有很大不同,例如一九五九年张闻天、黄克诚为彭德怀辩护,最终被毛泽东打入“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而林彪对彭德怀无限上纲,刘少奇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则高升或保住职务。同样地,一九七四年毛泽东抛出周恩来,批判周恩来外交上的投降主义时,周的悲剧命运不可能改变了,但是邓小平对周恩来的尖锐批判,当一把手“别人可望不可即,你(周恩来)既可望又可即”,深得毛泽东之心,毛泽东说“我早就知道他会说话的”。于是邓小平得以复出,委以重任。证明了,批判者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被批判者的命运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因此,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批判了胡耀邦,确实使中共总书记的大权没有落入邓力群手中,而是与胡耀邦合作的赵紫阳被邓小平指定为代总书记。胡耀邦的命运掌握在邓小平手中,下台是邓早已决定的。但是继任者是谁,邓小平还在观察、考验,在这种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赵紫阳不可能选择同胡耀邦并肩战斗、对抗邓小平的立场,而是策略性地批判胡耀邦,包括为不少人诟病的将来合作不好“只有辞职”这类划清界限的言词,特别是薄一波在批胡会上抛出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赵紫阳一个人签名的信,信中建议邓小平、陈云“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保持国家根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人误认为,赵紫阳的这封信是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邓小平同胡耀邦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一系列根本问题、路线问题的分歧是主要的深层次的原因,是邓小平深谋熟虑的内心中早已作出决定的既定方针。胡赵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及赵紫阳的一封信不是决定因素,胡耀邦与陆铿谈话也不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只是邓小平的一个发动批胡的藉口和合适时机而已。但是,赵紫阳在这场批胡斗争会上的表现,包括赵说胡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不听招呼,确实使邓小平比较满意。因此被邓小平选中为代总书记,让邓力群坐了冷板?。赵上台后,得到邓小平同意,还撤销了邓力群把持多年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不过,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批判使他自己内心有些不安,认为被人误解,在软禁期间为此对一些人作了相当多的解释说明,对不当总书记无所谓,而对批胡没有为他讲话,也没有落井下石并不是无所谓。实际上,不论赵紫阳批判不批判胡耀邦,对胡耀邦的命运是不起作用的,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中。只是唇亡齿寒,胡耀邦下台,意味着“胡赵新政”衰亡,预示着赵紫阳悲剧的开始。胡赵接连下台,是邓小平编导的历史悲剧的上、下集。
七、“胡赵新政”能否选择第二条道路?
“胡赵十年新政”在历史上除了夭折之外,有没有可能选择第二条道路,使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政得以延续生存、不断发展呢?
我想过,如果按党章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总书记,坚持不辞职,正式提出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是否会是另外一个局面?当年,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发难,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莫洛托夫拥有多数票支持。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在政治局处于少数的被动状况,提出第一书记的去留要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意见,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们迅速接来,在中央全会上,赫氏变少数为多数,转危为安,反而把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如果也采取这种做法,就得先串联一些同志一起提出建议,而胡耀邦考虑的是为了“大家”和小家,保护一批干部,也为了保护这个家,而检讨,(《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70页),避免遭到党内斗争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追查、清洗“反党集团”的悲剧命运,希望尽可能少地使好同志受到牵连。他清楚,如果搞得不好,将付出更大的牺牲,宁可自己受些委屈,违心地检讨;因为中国的党和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更甚于苏联共产党。
如果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贯彻他的与学生对话方式,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缓解矛盾,拒绝镇压在学生运动的武力办法,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赵紫阳本人担心,会出现内战局面。因此,他本人接受了撤职的处理方式,并未采取任何“分裂党”的措施。反而,邓小平以“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软禁赵紫阳十七年,清查、处分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和群众。邓小平莫须有地给赵紫阳加上“分裂党”的罪名,也封住了正直的党中央委员的嘴,不敢公开为赵辩护了。
我也想过,在一九八○年中央讨论修改宪法,改善中央领导体制时,如果提出实行一九五四年的“五四宪法”或《共同纲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县以下普选,县以上间接选举,组成新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执政党、国家主席和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执政,邓小平可能担任主席。这样的好处至少在邓小平独霸军权上可能有所限制。但是,这真的有可能实现吗?胡耀邦当时是思考过这个大问题的。他同法国等外国党领导人谈话中和派出了考察组赴瑞典,想了解社会民主党执政状况,证明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后来同于光远讨论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也证明他在思考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政治制度问题。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不可能采取与邓小平对抗的其他激烈行动。在胡耀邦哥哥报告故居要倒了时,胡耀邦的回答是:“年代久了,倒就让它倒吧!”这是他对老家旧故居的一种心态,也可能是一种对中国特色的政治的心态。
八、胡耀邦: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回京赋闲时和一九八八年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后,都曾借历史的苍凉,以诗词抒发心中的苍凉,反映出乐观、达观的胡耀邦的心态中有深沉悲愤的另外一面。
一九七二年胡耀邦曾抄写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其中写道:“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他抄写辛弃疾的词:“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东山恨晚,泪落哀筝曲。几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胡耀邦还抄写了可能是心境写照的《哀筝曲》:“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佐王政,二叔反流言。”(参见《旧文参考》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西安商报》社编)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邓小平打下台后,又再次借诗明志。一九八八年一月胡耀邦为万毅题赠:“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
一九八八年六月为吴西回忆录题:“夜看酆城气,回首蛟龙池。齿鬓己自料,意深苦陈词。”八月又题诗赠林萍:“内乱难逃鬼蛇罪,苹梢能辨东西风。此身只合蓬莱老,青松明月照苍穹。”
一九八八年九月胡耀邦为贺晋年墨竹画题诗:“直节生来劲,高标老来刚。流莺恣大笛,吹散鬓边霜。”并赋诗相赠:“伏枥年华老却龄,拼付铁骨付丹青。丹青特爱梅和竹,赚得清香满玉庭。”
一九八八年九月胡耀邦去“山东养马岛”,传说为秦始皇东巡养马之处,现为人民日报社休养所。胡耀邦即兴赋诗《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九月十日改就。
“辇从秦皇下沧蓬,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秋翁。”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胡耀邦作词《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骑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于光远对此词解读道,胡耀邦对有些事情有牢骚,不过讲得比较含蓄。他有酸甜苦涩,怎能同骑着高头大马的人争自由?但是,也相当尖锐地充满义愤地质问“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胡耀邦思想年谱》)
胡耀邦生前向夫人表达了安排后事的心愿:“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在他去世后,李昭遵照胡耀邦“不去八宝山”的遗愿,将耀邦安葬于江西鄱阳湖畔的富华山。
对于胡耀邦含蓄地在诗词中透露出的和没有说出的“苦涩”究竟是什么内容?什么政治背景?为什么胡耀邦不愿去八宝山?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使他的心境出现悲凉与悲愤?……在本文中我试图从邓小平扼杀、腰斩“胡赵新政”的角度作一些解析,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希望有识者指正。
九、结语
总之,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是几十年、几百年了。胡赵新政只有十二年,在漫长历史中只是弹指一瞬间,但又是流星一样的闪耀着极为明亮的光辉的十二年。胡赵在各种阻扰不断袭来的困境中,步步维艰,不断跋涉前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轮。能够希望他们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解决这么大的根本问题吗?美国、法国也是在几百年中几经挫折和反覆,逐步前进的。我想,不能苛责于胡赵。
胡耀邦早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就已经认识到:“我个人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两个方面、四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第一方面是国内问题,国内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在专政问题上,我看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抓了很多人,甚至杀了很多人。我们也犯过这个错误。我们没有认真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又说:“你们法国党、意共、西共,都不赞成提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我反覆说: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多讲,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就好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胡耀邦同法国共产党乔治·马歇谈话,《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00页)赵紫阳接过了胡耀邦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组织起草了政改方案,向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报告。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生命和可贵的自由。
应当公正地说,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上和性格上是有弱点和缺点的,人们正在还将作出各种评说。我想,项南批评胡耀邦“没有顶住”、“一味退让未必是好事”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胡耀邦约见项南,“项南表示:一个乡镇企业出问题,就要直接处理省委书记,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胡耀邦说:你在福建的工作要全面肯定;谁能无过失,我自己过失还多些。项南说:有过失是一回事,像你这样不顾事实处分是另外一回事!胡耀邦表示赞同项南的意见,主动提到一九五八年把项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和处分,自己没有顶住。项南说:你在压力下,这次又没有顶住。耀邦同志,我对你没有别的意见,就是觉得你有时候肩膀不够硬,许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举了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等人的例子。胡耀邦叹道,现在我自己的日子也很难过。项南理解他的苦衷,知道他处境困难,但是认为一味退让也未必是好事。”(《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296页)二十天后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指出,中央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层。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日子从“很难过”变成了“不准过”,被迫辞职、检讨、下台了。在邓小平的高压下赵紫阳在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难题时,同样地和胡耀邦一样“肩膀不够硬”、“没有顶住”。客观地说,胡赵也不可能顶住邓陈李三个婆婆的强大军政压力。
赵紫阳在“六四”之前,只能口头讲“民主”、“法制”、“对话”,同胡耀邦一样“肩膀不够硬”,“没有顶住”也不可能顶住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同样地被赶下台,被撤销了总书记的职务。只是赵紫阳最后采取了中共党史上罕见的勇敢行动:拒绝检讨认错,对邓小平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有人认为赵紫阳是考虑以个人道德伦理为重,忽视了责任伦理。如果赵紫阳学习邓小平作“永不翻案”的假检讨,等待时机,韬光养晦,也许能保护一些人。但是,那么赵紫阳也就不是赵紫阳了。万里说过,赵紫阳最后的选择很不容易,以前的就不用讲了。赵紫阳总书记选择的是陈独秀总书记拒绝检讨的值得赞颂的态度,因此遭到了邓小平的严惩:遭到被软禁十六年的不人道的待遇。总之,胡耀邦、赵紫阳是中共历史、中国政治史上光辉的双子星座。历史将给他们应有的评价。
我想,如果胡赵新政不要说很长,如果再继续给他们二十年时间,能够继续沿着胡赵路线,在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民强国、民主自由、平等的幸福的未来,那么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样呢?十二年的政绩是如此辉煌,那样了不起,那么坚持三十年后会如何呢?这是可以想到的。至少是国强民富,而不是“官富”吧!将不是到了二○○八年底有人写个文章(宣言或声明)就被抓捕、软禁、抄家,而是更民主、更自由、更有人权的政治局面吧!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经验教训明确表明:共产党军事独裁垄断的一党专政已经走入穷途末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既然已经证明是大错特错了,像苏联坚持了七十年后,仍然瓦解消失了。胡赵十年新政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辉煌成果,重新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又被邓小平腰斩了。希望十七大以后,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能鉴往知来,迷途知返,走向正道,老老实实重新走上胡赵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光明大道。历史的机遇转瞬即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不要逆时代潮流而动,也不要听天由命。至于是顺应历史潮流做一代伟人,还是做一个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那就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
(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一稿)
(姚监复注:本文系根据胡绩伟老人对我多次谈话和他起草的初稿整理而成的第一稿。胡老于二○○九年三月有病住院,未能采取以前的多次修改、反覆讨论后才定稿的办法,胡老要求我最后修订。由于水准低、经历浅、知识少,本文可能有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请参阅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及狄莎编辑的《胡绩伟文集》,以文集为准。
(二○○九年三月十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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