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艳《中央编译局言情录》【1-3】（20图，17次爱爱）

黑珍珠 · 发表于 2012-12-19 02:38:52

原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12/n.html

编者按：
众所周知，中共的江山稳定与否全仰仗这笔杆子和枪杆子。政法委和中宣部是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两条腿，一个执掌笔杆子，一个执掌枪杆子。换句话说，政法委系统相当于中共的东厂，由周永康把持。中宣部系统相当于西厂，由李长春和刘云山把持。

中共十八大后，周永康和李长春都面临下台失势，这笔杆子和枪杆子必定成为中共各派的必争之地。一方面，周永康和李长春都试图将印把子交给自己的心腹。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力图将笔杆子和枪杆子握在自己手中。而王岐山也有意安排自己的死党争夺笔杆子或枪杆子。这就导致这三方为争夺笔杆子和枪杆子而斗得你死我活。

我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讲述习近平和汪洋是如何利用《南都周刊》来清算王立军，进而达到清算政法委、夺取枪杆子的目的。见链接：

《南都》起底王立军，意在清算政法委！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8182.html

近日，中共调动所有的宣传工具来炒作中央编译局绯闻，就是清洗中宣部系统的烟幕弹和信号弹。这个美人计陷阱的幕后黑手是王岐山习近平。相公舞剑，意在刘云山李长春。清洗中宣部系统即将全面展开。

衣俊卿手把手指导小N常艳学习马列主义口朝外，下课就同常艳口朝下，就象陆文斯基同克林顿那样。唯一的区别是美国总统小克和陆文斯基是在白宫里动口动手玩虚的，而中国的马列局长和常艳是在中央编译局里是真刀真枪玩真的，那可是真干加实干！

中央编译局长衣俊卿经常在中央电视台上给中国的青少年们进行先进的性教育。这是衣俊卿在讲解“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可是一走出中央电视台，衣俊卿就立即同其部下小三常艳去宾馆开房。每次同常艳男欢女爱之后，还要收受常艳的嫖娼费至少一万元。可见这衣俊卿是中国要价最高的婊子和鸭子！

照片中右起依次是：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副局长俞可平，魏海生，张卫峰。这几位副局长都觊觎衣俊卿的局长宝座久矣。

这位副局长俞可平，号称是赵紫阳和胡耀邦的旧部智囊，是改革派理论家，竟然被衣俊卿欺辱，长期忍受胯下之辱。如今见到习近平有意要拿下以李长春挂帅的中宣部，立即献上美人计，诱惑李长春的大将衣俊卿陷入美人计。

在李长春掌舵宣传口期间，衣俊卿是李长春的右臂，刘云山是李长春的左膀！

刘云山成为宣传口新舵主之后，衣俊卿摇身一变，又成为刘云山的左膀！

上面的照片是衣俊卿在答记者问，讲述中共的先进性教育。可结束采访后，衣俊卿就急不可待地去同小三常艳进行先进性活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向中国的青少年进行先进性示范。可见这些中共高官都是：

人面兽心，衣冠禽兽！

台上道貌岸然先进性，台下男欢女爱性先行！

满嘴马列毛邓江湖，却是一肚子男盗女娼！

马列主义口朝外，小N争艳性生爱！

下面是衣俊卿局长关于我党要加强性学习性教育性经验验的三性讲话。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保持先进性的本质要求！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2/17651530.html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性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这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党的建设性历史性经验性和新鲜性体验性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性决策，体现了对时代性发展性脉搏和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性要求的高度自觉性和清醒性把握。日前，本报记者就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性政党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性学习中产生成长发展壮大的党

记者：为什么我们党把学习性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衣俊卿：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性、善于学习性，党领导中国性革命、性建设和性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习的性历史。

首先，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高度的性理论自觉放在党性的建设的首要位置。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火种才会通过留日进步性学生、旅法爱国性青年、赴苏俄先进性知识分子三条主要性渠道传入华夏大地母亲；也正因如此，党的性创始人、性领导集体和先进性知识分子从建党之日初就把马列经典性著作的翻译、出版、学习作为党性的建设的重中之重，从而使全体党员和进步性人士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性信仰，矢志不移地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政党。
......

被衣俊卿恐吓威胁后，常艳公开发布道歉声明。

常艳是俞可平和习近平联手派到衣俊卿身边卧底的美女间谍，常艳在网上公开揭露衣俊卿正是这个美人计的关键步骤。可衣俊卿却以为常艳的威胁仅仅是小三的敲诈勒索，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阴谋。衣俊卿立即通过关系对常艳进行威胁恐吓。常艳随即公开发表道歉声明。可这个道歉声明将使衣俊卿被控刑事犯罪，勒紧衣俊卿脖子上的枷锁。

刘刚
2012年12月16日

常艳和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共开房做爱（即常艳所说的“爱爱”）共17次。

下面是常艳博士自编自演的《中央编译局言情录》【1-13】。这里详细记述了1-11次的“爱爱”过程。关于其它几次的“爱爱”过程，请见：

《中央编译局言情录》【14】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2/12/n9.html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衣俊卿小n实录
常艳

序

1.人物关系

我：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杨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曹荣湘：原为中央编译局人才处处长，后被提拔为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

董莹：编译局人才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萌萌：中央编译局战略所博士后，英国海归博士，我的室友。

下面的人物在我的?故事?里出现时间较晚，但起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不得不列出来。

张文成：中央编译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

武锡生：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刘仁胜：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江洋的师兄，段忠桥老师的学生。

马瑞：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战略部副研究员。

张志银：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刘长军：毕业于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编者注：下面的人也在本文中出现。）

张欢

姚颖

冯雷

2.几点说明

其一，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多情?之人写的小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看客对我的评价。

其二，如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我会在文字上予以注明，否则都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再现；您可以质疑事件的真实性，但我有保留尽量客观、真实陈述事实的权利。

其三，本文爆出丑闻，便有承受各种不良后果、法律责任及社会效应的心理准备，涉及事件的当事人愿意起诉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击。

常艳《中央编译局言情录》(1)

一、并不愉快的相识

与衣老师（这里，我还是叫他衣老师吧）相识始于2011年3月底。此前，虽闻其大名，但因为研究领域并不十分契合，对他的学术倒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对他的为人处世的认知了。如果时光倒流至2011年3月29日之前，我与他都是快乐的，至少在“我们”的事情上，都不需要耗费精力。

清晰地记得，面试那天，我穿着亮面灰色中袖西服，白色衬衫，高跟鞋，戴着镶了些水钻的细细的发卡。从西西友谊宾馆出来前，在房间里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嗯，不错，漂亮并知性、干练，外形没有问题。穿过辟才胡同的红绿灯路口，一阵风刮来，有些微凉，毕竟是初春，路上像我穿这么单薄的人不多。我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

到了编译局，跟门卫说是来面试的，就顺利地进来了。博士后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董莹给几十位前来参加面试的人员说了些注意事项，我们大家便在一个会议室里候着。由于报考的是脱产博士后，所以面试的次序比较靠前。我记得一进会议室的门，我对着各位面试评委很友好而谦和地笑了下，也看到了衣老师的笑容。面试环节，我一贯不卑不亢，陈述了自己以往的研究积累及未来的研究设想。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我特意提了一下姜海波（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衣老师的博士生，当时还未毕业）以拉近和衣的关系。虽说是有套近乎之嫌，但我也说的是事实。

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在毕业半年后即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0年桂林会议上送给了很多学界的前辈与老师。在桂林漓江的游轮上，我与姜海波很煞风景，面对着如诗如画的漓江风光，我俩竟然聊着学术。他建议我下一步可以做一些恩格斯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这个方面目前做的人比较少。

从桂林回来后，一方面要准备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一方面要提交博士后报名材料中的研究计划。我就写邮件给鲁克俭，他说就按照姜海波说的这个方向做。鲁给我定了一个题目“恩格斯著作的写作、出版及传播研究”。

拿着申报社科基金的论证初稿（写的比较详细），我给各位评委老师陈述了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印象最深刻的是，衣老师一听到我的选题是受姜海波及学界其他老师的启发而来，一改先前对我的友好态度，很不客气地转头对柴方国（编译局马列部主任）说：“这不就是咱们做的那个嘛！”其实，衣老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典藏与整理研究”，我并不知道，而且我的论证角度与他们不一样（这是后来我知道的）。当时，只是觉得他在嘲笑我，题目太大了。这个我现在也承认，但我坚信，之所以能拿下这个课题，自然是我的论证有自己的独特与精到之处。

在面试中还有一个细节记忆犹新，这个细节衣也在后来与我二人所开的“卧谈会”中提到过。他说：“你们单位能放你吗？” 我回答：“我们是有协议的，只要赔钱就可以！” 衣说：“拖家带口的！” 我当时马上回应：“我家里边条件挺好的，在我的工作没有落实之前，家里人是不会过来的！” 我心里当时想的是，按照政策有些单位是会为博士后的配偶解决借调等问题，我不需要你们为我考虑这个，我自己克服困难就是了，不就2年嘛！

常艳《中央编译局言情录》(2)

二、进站前的交往

进站前的交往，主要指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一事上与衣的联系。

4月份，马哲史年会即将在洛阳召开。我有点不想去了。在与姜海波打电话后，他说衣老师去。我就想，说不准可以修补一下面试时的小不愉快。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1年年会，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

16日早餐时，无意间看到衣俊卿。他吃完后从我身边走过，我很自然地起身与他打招呼，他认出我来了，说：“你来了啊！”早饭后回到房间，我给姜海波打电话问他衣老师的手机号。问到后，我给衣打电话，说自己想去给他送书。他说：“一会你到会场偷偷给我吧，这会儿我在改一个稿子。”

在开会前，他与吴晓明等人站在那里聊天。我就过去把书送给他了。会后照相以及上午的会开完后，我们有过些目光的短暂交流。看来，这次洛阳并没有白来，他对我的印象应该是不错的。待了一天，我没有再参加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也没有参加考察，坐大巴匆匆赶回家，还有一大堆的课要上呢！

5月份的样子，具体哪天记不得了。我得知自己通过了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的初审，兴奋地在电话中叫了起来。马上要上会了，材料在编译局李兴耕老师手里。我给导师杨金海打电话请他帮忙打个招呼10，杨老师拒绝我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觉得杨老师很不近人情，现在想来，可能是他有自己的难处吧，兴许我让他说话的人是他的对立面呢！）。

尽管有其他的老师在帮忙，问题也不大。但我此时总觉得自己已经被录取为编译局的博士后，应该“求助”于衣。晚上，我给衣发信息，请他给李兴耕说说我的事情。第二天一早，衣说给韩庆祥说了，李未联系上。其实，我已经给韩老师打过电话，韩老师和李兴耕在一组。在桂林，与韩老师以及他的夫人聊过，他有印象的。要知道衣是给韩说，我就不给他说了。让韩老师觉得我这人这么事，好像不信任他似的。自衣给韩老师说过我后，韩老师就再没有就课题一事回复过我，可能直接给衣说了吧。

等到我得知自己会评也过了时，发信息给衣表示感谢。他发了一大段给我，说在此前韩已给他说过了。衣还在信中嘱咐我出去不要乱说，还说我素质不错将来能有较大发展，有什么问题同他联系，等等。我心里暖暖的，觉得自己去洛阳跑一趟没有白费功夫，这不这件事情上他就帮我了，而且还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其实，即便不找衣，会评也能过的。但我想，这是我们交往的一个借口吧。

6月的某一天，我接到博士后办公室董莹的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来北京吗，说转户口的事情需要我自己跑一趟。我说，刚好也有别的事情，我去一趟。

6月21日晚上，给衣发信息说自己来北京了，想去拜访他。发完信息后，手机在房间充电，我就去西单弄头发了（发梢有些黄，怕给人印象不好，去染黑了）。两个小时后回来，发现他发了两条信息，说自己出差刚回来，明天办公室见。

第二天，6月22日，我一大早起来去西单，准备给他买个什么贵重点的礼物，以表示感谢。商场开门都很晚，约的是下午2点见面。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好合适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买东西怕人家觉得有特殊含义。如领带、皮带等似乎有感情因素在里边，我们还不熟。

我打电话问姜海波买什么好，他说直接给钱比较好。那给多少呢？我一直犯愁。况且，课题的事情，还是有别的老师起了主要作用的（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过了初评呢）。想来想去，我就拿了一万的现金去了他办公室，先试试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不紧张。只听得他说，来了后参加典藏的课题，出国方便，编译局人际关系复杂，要低调，等等。他还说：“以前我们拿课题，都是给10万，今年青年项目都是给15万了啊！”（要是现在的我，他说这个什么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会，我根本什么也听不出来）临走前，我拿着一个纸袋子（内装1万现金）给他放到茶几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就走了。

户口的事情办了，衣老师也见了，我急匆匆买回家的火车票。没有买到卧铺，就直接买了张硬座，先上车再说吧！

6月23日，那天记忆深刻，是北京60年一遇的大暴雨。下午4点钟从宾馆出来，走了不到50米，天就下起来雨。情急中打了辆黑车去西站。雨越下越大，白昼如夜，车行驶在长安街上，一路堵。司机师傅就找小路绕，绕到哪里堵在哪里。车子在水中漂着，我的心也在漂着，司机本来要50元拉个近活儿赚个轻松钱，却没想到遇到暴雨，他情绪烦躁，嘟嘟囔囔说自己没有买涉水险。我默不作声，心中不仅对当天是否能赶上火车充满了担心，也对眼前这个陌生的黑车师傅有些害怕，虽然他看上去倒不像坏人；几乎看不清楚车窗外的景象，雨水铺天盖地而来，街上的路灯、车灯、雨幕混沌一片，广播中也对暴雨及路况进行着实况播报，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心中生发出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感，对人生的隐隐的忧虑。

“漂”在暴雨中，心中无限感慨；与我同样经历2011大暴雨的人们，记录了那天的情境。等我回到家中，从网上看那天的北京时，才发现雨真的大的离谱。所幸在发车前，我跌跌撞撞赶上了火车，浑身湿透了，我给了司机100元，也耽误他时间了。本来没有买到卧铺票，上车后很好补票，有许多人因为这场雨而误了车。

写到此处，不得不说说前几天的61年一遇的大暴雨。2012年7月21日，那天中午与衣老师在文府大厨吃过饭，回来的路上下起来雨。但雨下的最大的时候，我在宿舍，没有注意窗外的情形。
同样是暴雨，身处的位置不同，心理感受便也截然不同。

常艳《中央编译局言情录》(3）

三、霞多丽：第一次吃饭

2011年7月进站，期间与衣老师发过几条信息。他总出差，约好一个周日见面。8月21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单独吃饭。他让我去西单大悦城等他。我纳闷了，大悦城也是包罗万象的，有吃有住有玩，我怎么等呢？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他来电话了，说在鄂尔多斯大厦旁边的半地下的霞多丽日本料理店，他在路边接我。我打车到了，远远看到了那个高大的男人。

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呼。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原来的我多傻啊，连别人的推辞都看不出）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这个我没有关注过，不知是哪个字）之类的。吃饭期间，衣老师问我副教授到底评了没有，他说评了最好，没评也没关系，可以在站期间评，只不过出站后去出版社挂一年，一年后留在局里，等等。他还说，在西单这有套房子也不错啊。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第一次吃饭，我是想判断他想要什么？财还是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我想来北京，想来编译局，就应该付出代价（博士毕业就死心塌地回原单位了，因为“热爱”学术，也被一堆人夸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为自己可以出来奋斗一番的）。这是游戏规则。写到这里，我有些石化了。突然想起一句话，那次他说的“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我那个时候，真是蠢得如猪。他摆明了就是要钱的，这也从我与他第一次的交往中先拿1万探探路，可见一斑。可是，我又郁闷了，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中带着些别的含义，对男人是否对我有好感我还是能作出判断的。

这次吃饭快结束时，他说办好这些（即调档案过来编译局）也得两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他再请我吃饭。我说好。

喝的不少，我很兴奋，觉得自己是被上帝垂青了的女子。他帮我打上车，临上车前我晕晕乎乎说让他抱抱，他说这儿人多。回到宏英园住处后我兴奋地厉害，和衣而睡。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似乎有事业的、有感情的）。

那天刚好有在京高中同学的聚会。睡得差不多酒劲过去了，我起身出发去朝阳区参加聚会。那天自己真美啊，因为早上为了见衣老师，特地用卷发器弄了头发，又补了补妆，是挺迷人的。

见到了高中时代的同学们，他们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爱人的同学，我们俩同学、同桌、同年同月同日。挺多人不知道我来北京，前几年我在人大进修、读博，与大家联系也不多。始终在心里有一个情结（别人是在北京工作、生活，而我只是过客，不想与大家联系），而现在，我要来北京了，要开始美好生活了，我当然可以与同学们常聚聚。带着中午衣老师给予我的美好指向，我“自吹自擂”几句：这单位是中直机关，有房子。言语中好像我不是个博士后，而是已经调到了这里工作，好像“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了。

霞多丽之后的第二天，是周一，我想杨老师可能事情多吧。我就等了一天，周二上午，我去找杨老师谈我的档案问题。说了衣给说的意思，我一开始没有提起衣。后来见杨老师没有反应，我就说这是衣老师的意思。杨这个时候打电话把曹荣湘叫来，一起商量。

在曹来之前，杨说：“这事就不要麻烦省里领导了。”我当时还不爽，杨老师怎么一下子就把路给堵死了呢！

曹荣湘来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谈话，你一言我一语进行着。本来我的目的是要请求把档案调过来，可说着说着怎么变成了把我转成在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衣说的办法到了杨老师这里，完全就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我的眼泪快出来了。强忍住泪水，结束了这次谈话。

这只是进入编译局后的第一次尴尬，其余的后面再叙。

回来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觉得既然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调档案，也即没有要调我来的意思，我又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呢？一气之下，我填了一份退站申请，让室友在她的打印机上打了2份出来。
第二天，我拿着这个申请去找了杨老师，说自己胃疼，身体不适，无法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申请退站。杨老师哼哼哈哈，说不要退，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

之后我就回家了。退站未果。

[ 本帖最后由黑珍珠于 2012-12-19 02: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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