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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羞耻感？耻感文化缘何在这个曾以重视道德著称的国度走向衰落？可以从体制等众多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但我只想敞开一个事实：耻感文化的衰落与信仰缺失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者，耻也。”这种语境中的羞耻感固然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源于对天和天道的信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面对广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欺骗是徒劳的：“吾谁欺，欺天乎？”既然天和天道不可欺，人才需要“诚乎中，形于外”，不断省察自己的行为，对不符合天道的念头和言行感到羞耻。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生活和行为举止：“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则畏之以威。”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对天的敬畏之心是道德感的基础。在苦难和危机降临时喊一声“天”，个体既可以获得救赎、皈依、解脱之感，又可以为自己的思与行提供准则。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在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虽发出了“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质疑和感慨，但仍然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湛湛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后来，青天果然使白练无血、三伏降雪、楚州亢旱数年。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有冤情者会通过天之裁决为自己伸冤，犯过错者也由于因天命之剑高悬而生出畏惧和悔恨之情。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与国人相比，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个体更习惯于忏悔。忏悔又称告解，乃信徒承认之罪失的行为，几乎总是显露出明晰的羞耻意识。个体忏悔的对象表面上是神父，实为上帝。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善，时刻从最高的高处审视众生。上帝不但以终极目标引导世人，而且律法约束信徒的思想、言语、行动。如果说对上帝的敬畏促使人忏悔的话，那么，当上帝的律法内化为内在的道德准则时，行善的自豪感和犯错的羞耻感就会同时诞生。每当我阅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我都会被作者忏悔的激情所打动。奥古斯丁的忏悔对象是位于“天外之天”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无限者。如果没有对至高者的信仰，那么，他就无需时刻坦白自己、敞开内心、诉说自己的悔恨和羞耻意识。由此可见，西方的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同样源于信仰。
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定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事产生自豪感和羞耻感。没有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的引导和约束，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之所以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由于复杂的因缘际会和力量博弈，传统的对天的信仰、从西方泊入的共产主义信仰、晚清以来开明知识分子培育的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压抑、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此后，在众多国人参演的漫长生活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胜者、败者、羡慕者和嫉恨者，却绝少会发现知耻者和忏悔者。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孱弱。
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和远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
王晓华 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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