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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张爱玲的闺密》
张爱玲说她最讨厌政治,不想与政治沾边,但她的政治敏感度却往往让人佩服。细细纵观她的一生,她在政治好象没有出过大的差错。香港哈耶出版的《张爱玲的闺密》披露了张爱玲五十年代在中共政治生态的状况,以及她逃离中国大陆的经过。
在张爱玲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在书前写了一个《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脠,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这么清楚的立场,可见她决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政治白痴。这就不难理解她在1952年能够清晰的看清政治形势,及时离开险地的行动,也成为了后来的马思聪等人的榜样。
1949年5月27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那时,张爱玲的心理与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样是一种茫然。
《张爱玲的闺密》:张爱玲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就很看不惯,本能的反感,从内心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候左翼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是张爱玲觉得社会舆论又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左派文学“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众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就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份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
在这时,张爱玲已经知道她不得不改变自己了,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最擅长的题材,自己还能写什么呢?在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未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_?棠巨?A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The image
在香港由哈耶出版的《张爱玲的闺密》(柯楠著)披露了张爱玲逃离中国大陆的详细经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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