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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避难永丰舰，宋庆龄被叛军包围，经九死一生的突围，才得与孙中山团聚。
对于这次事件，宋庆龄后来有详细回忆——
总统府被包围
6月16日凌晨2时左右，孙先生把我从甜蜜的睡梦中叫醒，让我赶快穿上衣服，并告诉我说。我们正处在危险中，一定要想办法冲出去。他已经接到一个电话，大意是陈炯明的部队即将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立即动身去一艘炮舰，可以在舰上指挥我们的人抵抗叛乱分子。
我想他带着一位妇女在身边很不方便，于是便催促他暂时把我留在后面。我说，对我这个普通眷属来说不致有多大危险。他最后才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他当时定要留下我们所有的50个卫兵保护这所房子，然后只身离去。
他走后半小时，凌晨2时半左右，附近枪声响了。我们的房子在半山腰，由一条约一里路长的小道与观音庵的总统府连接起来，这条小道凌空穿过街道和房屋，像一座小桥。敌人居高临下，从左右向我们开火，并大声喊着：“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在漆黑的夜里，完全看不见敌人。我们的小卫队只好保持寂静。在黑暗中，我只能辨出我们的卫兵蹲伏在地上。
拂晓，敌人用野炮射击，我们的卫兵开始用步枪和机关枪还击。我的浴室被击毁。我们这支小卫队伤亡已有1/3，但剩下的卫兵抵抗的意志更加坚决。一名勤务兵爬到高处，杀死了一大批敌人。到8时，我们手头的弹药越来越少了，于是我们决定停止射击，把剩下的弹药尽可能留到最后的时刻使用。
现在留在那里似乎也没有用了。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同意他的建议，答应他们这部分人留在这里，以便阻止敌人可能发动的追击……后来，据报道，50名卫兵全部牺牲。
为了躲避敌人，我们4个人，孙先生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自己，只携带着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沿着那桥梁式的小道匍匐爬行。敌人立即把火力集中到这条小道上来，飞来的子弹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尽管我们当时由于桥两边结实的栏杆而受到很好的掩护，子弹还是两次掠过我的鬓角，但我没有受伤。不久，到了栏杆已被炮火炸毁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猛冲过去。突然鲍上校大叫一声，血从他的腿上流下来。他的大腿被射中，一条大动脉被打断。两位卫兵架着他走。
经过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条小道，进入总统府的后花园。到达那里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一段桥完全被炸毁了。联系完全断绝了。我们把鲍上校带到一间卧室，粗粗地包扎了他的伤口。
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感到很伤心，可是他却不停地安慰我，说：“胜利总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
从早晨8时到下午4时，我们简直像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有一次，在我离开一个房间仅仅几分钟之后，房顶中弹，整个天花板坍塌下来。
躺在街上装死
下午4时，叛兵们猛冲，不是为了要消灭我们这几个人，而是要抢走我们手上那些包裹。我们迅速看准机会，跑进两股散兵游勇之中，各自夺路而逃。一股是逃跑的士兵，一股是抢劫的敌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大帽子，身披孙先生的雨衣，于是逃脱了。
一队敌兵从眼前迅速掠过，企图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察署。我们从暴徒人群中择路而行，终于来到一条小巷，这时才算躲开了那些抢劫者。我已精疲力竭，要求卫兵打死我。他们没有这样做，一边一个架着我向前走……尸体遍地，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普通老百姓。
我们的路再一次被一伙从小巷跑出来的暴徒切断了。我们一行人互相悄悄传话说，我们应当直挺挺地躺在街上装死。这样我们总算躲过去了，后来我们爬起来继续赶路。卫兵劝我不要看那些尸体，怕我要昏倒。半小时后，枪声渐渐稀疏了，我们来到了一家小农舍。主人要赶我们出来，怕受连累。可是，就在这时候我晕倒了，他才没有这样做。
我醒来，发现卫兵用凉水敷我的头，替我扇扇子。突然一连串的枪声响了，一个卫兵跑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屋内的一个卫兵冲过去关上了门。他告诉我，外边的那个卫兵被子弹打中，也许已经死了。
枪声平静下来时，我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农妇。同伪装成一个小贩的卫兵离开了这所农舍。我提着一个篮子，在路上拾了一些蔬菜带着。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朋友家中，那天上午这里已被搜查过。继续赶路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炮声通宵未停。最后听到炮舰开炮的声音，我们才大为宽慰。孙先生已安然无恙了。
……
第二天早晨，我仍然一身农妇装束，和另外一些人一起来到沙面，那里有另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翻沙工人，为我安排了一艘小汽艇，我们乘这艘小艇来到岭南的另一所房子里，珠江上壅塞着挤满姑娘和物品的小船，她们是被送往安全的地方。
据说，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女很不幸，被投进了监狱。
那天晚上，我经过一场出生入死的搏斗，终于在军舰上见到了孙先生。我们不久就化装前往香港。
来源: 汉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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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6 08: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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