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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人事“地震”的启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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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8 06: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财经》主编胡舒立去留成为海内外同行关注焦点

中国倍受尊重的商业刊物《财经》杂志管理层近期的"地震"引发中外媒体关注,并成为中国网民热议话题。

有分析人士指出,《财经》高管率众出走事件实质上体现了资本逻辑和新闻理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对矛盾的爆发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中国媒体领域开了先河。

据多家媒体报道,事变主要原因是胡舒立与母公司在杂志未来发展方向和编辑理念上的分歧深化。

《财经》已经享受让大部分同行羡慕的采编自主权。但主编胡舒立希望从投资方争取到更多财务预算和管理的控制权,以实现其开拓网络领域等发展计划。

这与母公司的保守商业策略和政治态度等产生冲突。

矛盾激化

创办于1998年的《财经》双周刊在中国媒体行业占据独特地位。普遍认为它打破了中国财经新闻高度专业化的传统,以犀利、独特的风格,揭黑幕、闯禁区的技巧和编辑方针迅速成为国内最受尊重且盈利骄人的商业刊物。

《财经》的母公司,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由王波明掌舵,其成员大都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留洋,学成回国后在经济、金融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黄煜说,他记得胡舒立曾表示过希望通过进一步网络化、提供收费的财经专业讯息服务和变双周刊为周刊等需要大量投资的措施,使《财经》得以跟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Economist)、《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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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9 10:44:12 | 显示全部楼层

党之化:中国打“擦边球”媒体人的“集体宿命”

近日,中国传媒界发生了一件震动巨大的事件,即《财经》杂志员工集体辞职事件。参与集体辞职的《财经》员工,不仅有总经理吴传晖、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以及八位部门总监,而且有几乎整个经营团队的六十多位员工(《财经》的经营团队整体只有九十多位员工)。而吴传晖曾被胡舒立称为“我的最重要搭档”。这么多经营员工的同时集体辞职,几乎意味着《财经》的经营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不仅如此,甚至还传出消息说,《财经》创办人胡舒立也将在随后辞职,并将同时带动一百多位编辑员工集体辞职,占其采编总人数170余人的70%。

之所以会发生这次事件,表面上是因为《财经》管理高层与其主办方“联办”(即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原名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在办刊理念上的冲突,实质上却是因为《财经》触及禁区,报导敏感事件,引起中共高层震怒。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发生,《财经》即派出3位记者采访。但由于《财经》杂志的记者证不够,就从新华社记者哪里借了记者证。后来他们在新疆采访时,新疆当局发现了他们使用新华社的记者证,就说他们是假记者,禁止他们采访,并将这一情况反映到“新疆王”王乐泉那里。

贵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乐泉不会忘记,《财经》曾经破坏过他儿子的“好事”。2007年1月6日,《财经》刊出《谁的鲁能》封面文章,揭露拥有738.05亿元总资产的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却被“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以37.3亿元获得。之所以会出现这宗“扑朔迷离”小鱼吃大鱼的交易,是因为国源联合、首大能源的幕后人物是曾庆红的儿子、吴官正的儿子与王乐泉的儿子。本来,他们凭藉权力已经将鲁能吃进,可是由于《财经》的报导,他们不得不吐出了。因为涉及到中共高官,所以有人将这篇文章称为,“这是《财经》创办以来发射的最大的一颗炸弹”。虽然如此,《财经》却没有遭到什么大的影响,只是《谁的鲁能》这篇文章被各大网站删除,甚至《财经》的网站也不得不将其删除。

对此,王乐泉当然嫉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报复。而《财经》在其地盘新疆借用记者证事件,正好给予他发难的机会。于是,王乐泉向中共最高当局反映,要求《财经》调整报导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不管《财经》采编的“联办”开始经常性审稿,并险些解散《财经》专门负责采写大案、要案的法制组。此后,《财经》高层与联办多次产生冲突。7月底,通化钢铁事件发生之后,《财经》准备将其作为8月3日的封面进行报导。然而,“联办”审稿后却将稿件毙掉,不准刊发。后来,看到其他国内媒体报导,《财经》将“联办”的禁令置之不理,在8月17日刊发了稿件,并在封面显著位置予以导读。《财经》的不“听话”,这当然引起“联办”不满。此后的8月31日,《财经》的封面文章《器官何来?》又为“联办”引来麻烦。于是,“联办”决定调整《财经》的办刊理念。

“联办”调整办刊理念,胡舒立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与她不做“政治娼妓”的新闻理想不符。正是为了实践新闻理想,胡舒立在1998年4月创办了《财经》,并将“独立、独家、独到”作为办刊理念。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要做到真正的“独立、独家、独到”,可谓难上加难。为此,《财经》采取打“擦边球”的方式,先后发表了《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君安震荡》、《谁的鲁能》等报导,揭露中共官僚利益集团的种种黑幕。

“擦边球”来源于乒乓球比赛,指的是在比赛中把球打在球台边缘而又不掉在地上,使对手无法接球而获得胜利。因此,打“擦边球”需要很高的技巧。在媒体中打“擦边球”,需要的技巧更高。因为与打乒乓球相比,其风险更难于计算。这就需要媒体人小心谨慎地计算与判断,报导可能会惹领导不高兴,但又不会使领导太不高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计算与判断是安全的,但也有不准确的时候,就会导致“翻船”。虽然,胡舒立被美国《商业周刊》冠以“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可是,在掌握权力的王乐泉面前,她的“危险”根本算不了什么,这种“危险”只能导致她“翻船”。

本来,《财经》是胡舒立一手养大的“孩子”。可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胡舒立却不能不选择离开。这不仅是胡舒立的宿命,也是中国所有打“擦边球”媒体人的“集体宿命”。

需要提及的是,《财经》集体辞职事件最早由凤凰网报导出来。而凤凰网由凤凰卫视主办。与《财经》一样,凤凰卫视也一直在打“擦边球”。然而,由于大打“擦边球”,凤凰卫视创办人刘长乐却在今年中共召开十七届四中之前,被胡锦涛训斥威胁,“如果你们再这样,干脆关门吧。”由此可见,面临“集体宿命”的绝不仅仅只是胡舒立。

在胡舒立之前,这样的媒体人实在太多: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杨、《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新启蒙》主编王元化、《南方周末》主编左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这些打“擦边球”媒体人中,钦本立被气死;戈杨、金尧如被迫流亡海外并在美国去世。

打过乒乓球的人都知道:靠打“擦边球”只能赢一分或两分球,要想赢得全局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为了新闻理想以及坚持良知,中国媒体人还是别无选择,只能打“擦边球”,即使面临“集体宿命”。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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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9 23:33:49 | 显示全部楼层

姜维平:“集体出走”不如“联合抗争”

最近,中国新闻界引爆了两起事件:一是胡舒立带领北京《财经》杂志的决策团队,欲摆脱上级主管部门"联办"的无理干涉而集体出走,拟新辟阵地二次创业;一是湖北省《长江商报》记者姚海鹰,因发表一篇新闻报道,受到被批评的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的"非法传唤"和"人身威胁",正在和报社的同事们联合起来奋力抗争。显然,这是两起具有代表性与标志性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也是目前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风向标。我认为与其赞扬愤而出走,不如欢呼联合抗争。

我说它们具有代表性,是因为近年来此类事件日益增多,多如牛毛,大家只要网上点击,既可尽见,不必赘述。目前中国已成为殴打,拘押,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在全国各地,不论城乡,不论国内记者,还是海外记者,都成了无保障高风险的职业人士。因此用清末诗人龚自珍的诗句"万马齐喑究可哀"来形容他们的处境,最为恰当。相反的是,这次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历来噤若寒蝉的新闻界同仁,大有集体发声不服管的气势,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义举,与其说是事件经历者本身的自然反应,不如说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悄然变化的预警信号。

古人诗曰:春江水暖鸭先知。新闻记者是中国知识精英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当他们遭受一党执政制度的无情打压时,通常情况下是退避三舍,明哲保身,六四以来情况尤为明显。然而,胡舒立和姚海鹰不同,前者消极抵抗,后者奋力拼搏,这似乎也是其人应有的本能的自卫反应,但引人注目的东西不在这里,在于他们周围的其它同事的态度,心情与行动,现在这些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不妨看看姚海鹰事件曝光后的几个细节:

检察院在传唤记者的"询问通知书"中写道:兹因《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调查》的报道。而文件编号上,竟赫然写着
"纪、贪"字样,这足以表明,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是将一篇新闻报道作为立案调查记者的依据,并将记者视为"纪检、贪污"犯罪嫌疑人员进行有罪推定,而后传唤的。当《长江商报》出面与检察院进行沟通时,该院检察长责问报社领导:"我们在所有部门都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在你们《长江商报》就行不通?"

显然,执法部们十分强硬,这一点与去年12月8日发生的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抓捕央视女记者李敏的情况颇为相似,但记者所在单位的态度与央视截然不同。

据报道,姚海鹰的文章是9月4日刊发的,自9月7日始,他陆续接到要求到检察院接受调查的电话。9月15日下午,张玮和潘春生两人再次来到报社,将一份标明
"武岸检(纪贪)询(2009)100号"的询问通知书,要求报社总编室转交给记者。但总编室不以为然,并向检察院诚恳表达了"记者是职务行为",而检察官认为报社是在袒护记者,于是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继续向报社施加压力。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一情节,依本人18年记者生涯亲身经历,在共产党掌控的报社工作,只要记者出了问题,不论大小,即使是在请示领导之后做的,上司也不会为记者真正做主,原因很简单:领导永远站在党的一边。

接下去的周旋更为微妙:9月21日,检察院找到报社主管部门湖北长江传媒出版集团,集团领导责令报社法人赵亚平与检察院正面交涉。但赵并未亲自出面,只是在
9月22日上午,委托总编室主任雷理国和检察院检察长通电话,张在电话中显得恼羞成怒,拒绝详谈。9月22日下午,报社委派章潮副社长、值班编委王震华和总编室主任雷理国三人,亲赴检察院面见检察长,张仍未谈出任何具体传讯原因,只是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把记者交出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9月22日下午至晚间,记者向报社详细讲述了事件经过和受威胁过程。9月23日上午,记者再次书面向报社呈交了遭遇非法传唤的"情况说明"。

这一细节说明,报社对记者平时所作所为,还有点不太放心。大概谈过之后,又写了文字材料,确认他清白干净,没有其它涉案把柄,才在9月24日,报社高层确定总编室主任雷理国为联系人,专职联络检察院检务督查室潘春生主任。报社同时确定总编辑杨问富,专职对接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这正好符合官场级别对等的规则。

姚海鹰在一封公开信中说,9月25日,检察院再次提出,允许报社派人陪同记者到该院办案区接受调查,报社却加以拒绝。9月27日,《长江商报》社向检察院发出正式公函,并派专人送达,主要表明两点意见,一是记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报社不能违背记者的意愿,强迫记者到检察院接受调查;二是请对方出示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确凿证据和理由。面对报社送达的公函,该院检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当面看完后,遂上楼向检察长请示。随后,潘主任口头向报社转述了其两点意见:一是要报社继续配合安排记者接受调查;二是目前暂时没有证据,要找到记者调查后才能清楚。这里已埋下了主观假定,刑讯逼供的伏笔。所以,报社不可能上当。
10月12日,国庆长假后的第四天,检察院潘春生主任再次致电报社总编室领导,向报社继续施压,并在发给报社领导的短信中,连用三个感叹号。

由此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傲慢,也看到了《长江商报》高层领导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与检察院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他不仅体现了一个媒体应有的操守,而且还显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检察官较量的智慧。这一切正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希望所在。

俗话说:无私才能无畏。现在他们的顶牛还没有完结,鹿死谁手,尚不清楚。我想下一步事件的走向要看两点,一是今年8月4日李敏被判三缓四,已成前车之鉴,姚记者自己身上是否清廉?是不是会象央视女记者李敏那样留有尾巴?二是讯息传出之后,海内外的舆论压力有多大?媒体渴望的中共核心领导层有没有更大的权势者,敢于为记者讲话,并推动尽快出台一部保护记者的法律?在没有《新闻法》的一党独大的中国,转机只能在这里。这是国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看点。

我认为,不论是胡舒立的无奈出走,还是姚海鹰的积极抗争,都提示了我们一个共认的事实:专制政权之所以变本加厉,肆意枉为,就是因为记者们没有真正的团结起来,没有从恐惧的阴影中勇敢地走出,假如我们面对打压记者的行为,每一次,每个人都集结力量联合抗争,那么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大踏步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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