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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淫无道是中共高层的常态 抢夺人妻说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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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9 23:52: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抢夺人妻的凯丰说起



图:1937年中共政治局会议人员。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也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正如西谚所讲的,"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对手除了博古、李德本人外,还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即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何克全1906-1955
)。凯丰是江西萍乡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关系密切,后来就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到苏区以后就和博古搞在一起,他对于老同学洛甫、王稼祥的"反水"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十分不满,认为毛泽东等"结伙煽动反对中央"即他的好朋友博古和国际顾问李德,简直是大逆不道。在遵义会上,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当时党内反对毛泽东的一条理由,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就是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在打仗!"就是凯丰说的。会后,他被撤销了所担任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到延安后,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还写下《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战初期,凯丰在南方配合周恩来做统战工作,1940年底才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七大后,凯丰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1952年11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马列学院(今中共中央党校)院长,1955年3月,49岁的凯丰在北京逝世。

抢占他人妻子的"小三"

近读已经过世的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1915--2005)的回忆录,才知道这身为革命元老的凯丰,也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小三"。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男二十,女十七。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的说:"
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如晴天霹雳,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的说:"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圣地,竟发生了这种令前线指战员寒心的恶劣行为!"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何凯丰来转的。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彻底落入了隐藏在大后方的一个色狼陷阱,她要高攀大树做靠山,但却找到了何凯丰这样一段朽木头。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凶狠地抛弃了和其在长征路上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

陈辛仁书中回忆,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那人人憧憬的革命圣地,竟然出现了披着高干外衣的色狼,利用职权,公开抛弃自己的发妻并非法占夺前方军人的妻室,还不曾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种衣冠禽兽般的可耻行为,岂能让受害者容忍?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轮换妻潮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陈辛仁从专案组口中得知,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凯丰喜新厌旧的牺牲品,同时对外还散布"王茜已经死了"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直到
197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才52岁。不过她虽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早死,但早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了,文革期间,当专案组向她问起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表大会去了!"一看患者病状如此,专案组就没有再深究下去了。凯丰抢夺陈辛仁之妻时,陈正在担任着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务。就连这样高级指挥员的妻子,凯丰也敢毫无顾忌地下手,可见此人不仅色欲包天,而且权势炙人。

其实,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与乱来,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延安后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的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战功威赫的老红军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说起来,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正如西谚所讲的,"美女与骏马永远是属于部落酋长的"。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从革命圣地的一派光明中看到了依旧是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
,抨击革命圣地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不良现象。

有一个史料,贺龙从前线来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帮子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其实,现在看来,那些骂娘的,倒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说了些大实话,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惨遭砍头的杀身之祸。难道说,如凯丰这样高级干部抢夺民女的流氓行径,不该批判吗?不过,对这些高级干部,倒是相安无事,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丑行为受到惩处,反倒成了整风运动中督促学习和检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被他欺骗抢夺来的房纪,后来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到了今天,随着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上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如重庆的司法局长文强,能利用职权威逼十多个女明星与其同眠、并强奸几名女大学生、一掷千金地给幼女"开处"等等骇人听闻的恶性丑闻,只不过是中共这种淫乱常态的顺延与膨胀的个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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