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两汉开始,封建朝廷设置了“起居注”这个官职。这个官职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言行,无论大事小情、善行劣迹都统统记录,以备后人修史时用。例行的规定,皇
帝对所记的内容是不得过问的,所以历代的皇帝们都对“起居注”放心不下,生怕把自己那些不够光彩的事情记录下来。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一般都享有正直果敢的社
会声誉,敢于碰硬;同时,也都冒着风险,倘若遇到开明的皇帝,那还好说;若遇到昏庸君主,其下场便不甚美妙。今举唐宋两代的两人两事,以便窥见这两代君主
的心胸和品格。
据《大唐新语》卷三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褚遂良担任起居郎(唐代负责写“起居注”的称起居郎、起居舍人)。一次,太宗问遂良:
“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意思是说,你执掌“起居注”,都记录了我的什么事?我这个当君主的能看个大概吗?褚遂良给予严词拒绝,说: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说得很明白,搞“起居注”的目的就是约束君主的言
行,使他不做非法的事,不说非法的话。至于皇上您要看这记录,对不起,没有这个先例。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
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我的职责就是记录君主的言行,无论君主做何举动,都一定要记的。这话说得够硬气。太宗碰了一鼻子灰,却也不曾发怒,仍然让遂良担
任这个官职。这是他的英明之处。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欲望,任用正直敢言的官员,这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有唐一代奉行开明政治,太宗奠定了基
础。
到了宋代就不行了。赵家皇帝是靠兵变谋得的政权,人心未顺,根基不稳,故时时刻刻绷紧了神经,警惕人们效法他们的做法,夺其天下。为了引导人们忽视武功,
他们采用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对文人则采取两手策略,拉拢与恫吓,一只手抓着大把的胡萝卜,满足他们的物质欲望,另一只手则高举大棒,不老实就收拾你,
文字狱就是他们的具体做法。他们最怕有人说他们的不好,对“起居注”格外关心,不但要审查所记的内容,还要让起居郎按他们的意思来记,你要是不听话,就把
你治罪。北宋时期,有个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其首领黄庭坚,早年就曾担任过起居舍人,参加编写《神宗实录》,凭着年轻气盛,想效法唐人,把神
宗皇帝的言行无论善恶皆加记录。结果遭到了政治迫害,被贬谪到荒蛮的南方,少壮情怀从此一蹶不振,再不敢放言国是,所作诗篇,大抵描摹山水、题咏书画,兴
趣落在花草树木、禽鸟虫鱼上面。有宋一代的诗歌缺乏深度,弱于气象,与赵家皇帝的心胸气度直接相关。
笔者纵观中国诗歌发展史,历览各朝各代的诗歌面貌,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诗歌。唐诗的恢弘气派,与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唐代皇帝的心胸气度直接相关;宋诗的细密理性,与宋代统治者的谨慎细密的品格直接相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