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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开车，第二天中午到了武汉。机要室派来送药和文件的飞机早已到了。张耀祠、吴旭君、我、周福民、徐业夫和四位「女将」一起，和毛住进了梅园招待所。
现在整个一组的内宫气氛和以往大大不同。以往汪东兴一向控制全局，对毛的动静若指掌。张耀祠的作风却是胆小怕事。现在政治局势紧张，张畏畏缩缩，以求自保。张不让我向他讲明毛的健康情况。毛医务上的事，张说他是外行，管不了，也搞不懂，他只管警卫上的事。
这次一起出来的警卫局警卫处长曲琪玉，为了打听毛的一切，同这些「女将」很接近。我和吴旭君处於一种「被排斥」的状态。我觉得他的狂妄自大令人难以忍受。
毛开始采用了新的安眠药服法。经过五天，安眠药恢复到以往的用量，同时睡眠也调整过来。
吴旭君同我商量，病治好了，再待下去，恐怕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不如见好就收，回铅山去继续搞四清。我们商量好了，先告诉张耀祠。张面露难色，说「你们回来以後，我总算知道了点情况，老曲他们对我封锁得厉害，什麽都不告诉我。」
我又去见了毛。我说「你的病全好了，安眠药恢复到过去的常用量。我同吴旭君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事还没有完。我们还是到江西铅山去，搞完这项工作。你有事时，我们可以再来。」
毛沉吟了半晌，说「四清虽然没有完，也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四清了，要比四清大得多。你们留下有好处，我随时有事找你们办。」
我听完後瞠目结舌。四清是自土改以来最大的运动，动员了上千万城市人口下乡。看样子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难怪毛问也没问汪东兴四清做得怎样。我开始明白，正在发生一场我尚不了解的大事件，虽然不完全知道这事的内幕，但毛说比四清大得多，那麽其规模之大就可以想见了。
我很踌躇。留下来，跟这帮同来的人可能难於相处；但既然要有「大事发生」，毛的羽翼无疑是个避难所。
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回乡下去。那更安全。
我说「可是我与吴旭君换洗衣服都没有带，每天穿这身棉衣，很不方便。」
毛说「你告诉张耀祠，将你们的衣服由北京带来，这好办得很。等我叫你走的时候，你们再走。」
政治变动的脉搏清晰可感。毛退隐到他的房间，整日与「女将」厮混。曲琪玉在毛四周筑起一道无法突破的藩篱。我尽量不去值班室，免得和这些人多接触。毛叫我，我才去看毛。我在政治边缘上，纳闷着会出什麽大事。
57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在武汉梅园招待所听取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中的彭真、陆定一和康生汇报经过北京中共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後称〈二月提刚纲〉）。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设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另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等成员。毛主持这个会议，并让我坐在後排旁听。
毛在会议上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又问彭真「吴?日含?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康生抢着说「吴?日含?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别人都不讲话。
毛接着说「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
彭真说话了，他想为他拿来的〈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辩护。这份提纲中强调，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同意这一提纲，现在就等毛批。
陆定一说「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此後没有人再讲话。
三人已划清阵线康生认为吴?日含?事件属於阶级斗争，想发动批斗吴?日含?及其同伙的运动。彭真和陆定一则认为大家对此戏的各种意见，应该看作学术辩论。几分钟的寂静後，毛决定散会。
彭真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
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我马上就知道大难要临头了。毛设下圈套。他不看便表示他不成。但彭真不了解毛。彭真和陆定一正步步涉入险境之中，这个「中央批语」一发全党，就完了。
二月十二日，这份〈二月提纲〉上有彭真和陆定一写的〈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批发到全党。
当晚毛对我说「看来还是我的那句话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不倒。」毛准备给彭、陆两人迎头痛击。彭真这份〈二月提纲〉往後成为恶名昭彰的反社会主义宣言，并导致他的崩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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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25 13: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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