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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判”与“毛泽东思想大课堂”
文革“武斗”结束以后,便是“斗、批、改”阶段,一面“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一边“大批判”。
人们完全丧失人性、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大家到处寻找、揪斗“阶级敌人”,到处搜索“牛、鬼、蛇、神”,把无辜的人拉去游街、批斗、折磨、殴打。为了表现自己最听毛主席的话,表现斗争意志坚强、阶级觉悟高涨,有的人对身边平时无仇无恨的老邻居、老同事说翻脸就翻脸,找着毛病马上“揭发”。有的人对自己的伴侣,哪怕自己的亲父母也是说“检举”就“检举”。我的小学同学葛小光就曾检举、控诉过自己的“右派”父亲如何反动、反党,对伟大领袖如何“怀恨在心”,如何“罪该万死”,
那时,淮南市谢家集区文化馆门口是“批斗会”主要场地。每至晚上七点以后,就有人拉上电灯,搭起台子,安上麦克风。然后,把若干被批斗者押过来,挂着大牌子,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先是游街示众,在街区游上一圈或数圈以后,再叫他们站在凳子上,或叫跪在地上,开始批斗。
最有名的批斗会是“打倒段立山”。段立山原本是个说大鼓的,淮南“解放”时,他以“地下党”的身份突然崛起。谢家集区成立“曲艺班”,由他做头儿;谢家集区创建文化馆,他又官升一级,成了文化馆的主要领导。这次“大批判”,段立山是谢家集区文化界的“当权派”,自是不可幸免。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段立山的批斗会却是他的大儿子亲自主持的,而且还是“主攻手”。
所谓“批斗会”,就是大家围着批斗的对象,竞相揭发他的罪行与丑行,把他说的一个钱不值,极尽栽赃陷害、侮辱、诽谤、人身攻击之能事。不仅用大牌子、大帽子、站凳子、罚跪折磨他,还可以当众拳打脚踢,直到打得七窍流红、满脸是血。段的大儿子不仅做到了这一切,还一口一个“这个黑手”、“这个混蛋”、“这个死有余辜的畜生”不停地骂。在当时,整个谢家集地区将这一批斗会传为“佳话”,年长之辈不胜唏嘘。
与此同时,对“伟大领袖”无限崇拜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也在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每个家庭——无论是革命的、反革命的、斗人的、挨斗的,一律必须设置“毛泽东思想大课堂”。
一、把家中客厅的迎门正墙上用红纸裱糊一层。
二、在红纸正中央上方贴上毛的标准像。
三、像的下面要用金黄色的纸剪出一颗心和五个以上葵花贴上。
四、葵花下面再写上“敬祝我们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而且,还要摆上一个桌子,桌上放一尊毛泽东的瓷像和若干“红宝书”。穷人家买不起瓷的,就买石膏制作的替代。
我的父亲也在“清理”之列,几乎每天都要被押去游街批斗。我一向敬重他、崇拜他,就是当时有人以我的生命做威胁,我也不会像段立山的大儿子那样做。我当时正在煤矿打工,下班来家,父亲要求我:一定把我们家的“毛泽东思想大课堂”布置好,不然,会给他“罪上加罪”。
那天,我去了“新华书店”。书店里空空如也,只有毛的画像、《毛选》、《毛主席语录》。没有顾客,只有几个女店员各自坐在柜台里,不声不哈,像泥塑的一般。有的女店员带着红袖章,我不敢骚扰,找了一位觉得有点儿面熟、没戴红袖章的中年妇女,招呼道:“阿姨,我买一张毛主席像。”
“什么?你放狗屁!” 中年妇女吃了枪药似地跳了起来,“毛主席像你也敢说‘买’?”
近旁另一个戴着红袖章的比较年轻一些的女店员反感地瞥了一眼那个中年妇女,口气和蔼地对我搭话道:“小伙子,得说‘请’,不许说‘买’,你交八分钱就行了。”
中年妇女恨恨地反瞥了戴着红袖章的女店员一眼,取过一张“全世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平摊在柜台上。我一面向戴着红袖章的女店员点头致谢,一面掏出一毛钱递给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收了钱,在钱盒子里找到一枚两分硬币,捏在手里,突然冲我骂了起来:“哼,‘反动军官’的狗崽子,你也配叫我‘阿姨’?以为我不认识你?!”
十七岁的我觉得心中的血一下子全部冲上了头顶,由不得握紧了双拳,把愤怒、憎恨地目光罩住了这个不可理喻、过分夸张、过度表现自己的女人。
“看什么看?你还能吃了我?”她厉色地叫嚷着,“叭!”地一下把那枚两分硬币摔在“全世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眼睛部位上。
我看了一眼那枚硬币,头顶上的血刷地一下降了下去,冷静而吐字清晰地对她发问道:“你把这两分钱摔到哪里去了?”
她向下一瞥,浑身一颤,脸色顿时黄了。戴着红袖章的女店员和书店里的其他职工也凑了过来,戴着红袖章的女店员大叫道:“就是呀,你怎么把硬币往主席的眼珠子上摔,你这不是现行反革命吗?”
别人一起跟着说:“就是嘛,这不是现行反革命吗?”
中年妇女什么都没说,眼睛向上一翻,仰着脸倒了下去……
当天晚上,“新华书店”的职工们也到文化馆门口开了“批斗会”,批斗对象就是这个摔硬币的中年妇女,她的牌子上写的就是“现行反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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