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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4最大公案 原来竟然是编的？
——震惊:赵紫阳没说“重大问题要邓小平定”
陈小雅以前采访赵紫阳秘书鲍彤时，鲍彤说六四事件前赵紫阳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决定的内容是鲍自己加入的。所有的资料都表明，这件事让邓小平耿耿于怀，极大程度上离间了邓对赵的态度。当时话传出了后，学潮中关于针对邓小平的不满的标语明显增多。在其后的政治局会议上，李鹏姚依林抓住这点猛批赵紫阳。赵紫阳也在13届4中全会上的自辩书中说，没想到对小平同志伤害如此大。有的材料说，这件事在六四中有关键作用。
我觉得鲍彤所说的是事实，但在《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改革历程》的赵紫阳语录谈话上，赵紫阳在没有政治压力下并没有说出这点。我认为原因，一是鲍彤加入的这段话是出于好心，同时鲍彤和赵紫阳的关系很好，六四后鲍彤并没有对失势的赵紫阳落井下石，他的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也使赵紫阳很感动，二是当时赵紫阳当时是同意加入的了，这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责任。
摘自：
赵紫阳的性格弱点
◎ 陈小雅
● 赵戈谈话是八九事件中最突兀、最令人疑惑，也最重要的问题，而赵不支持万里出任总理，也给了李鹏控制国务院的机会......
《改革历程》，作为赵紫阳对自己一生最重要经历的陈述，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转折的历史旁证。该书的特点，在于处处显示的「人之常情」。由此可以判断，作者是在既不想得到什么，也不怕失去什么，即已经看破生死荣辱，心如止水的状态下，作出的陈述。惟其如此，这部带有「遗言」性质的著作所陈述的事实和流露的心情，是可信的。
务实干练、把握时机、坚持良知
本书让我们再次确认，中国一九八○年代的改革，不是先有概念，后有需求，而是民生疾苦当前、人道关怀先行。改革主角三人中，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各有务实、思考、干练......的特点，这样的改革，固然存在一些先天的缺点，但其来自民众的热情与道义的力量，足以使这项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够速见成效。因为小生产是每日每时都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资本自有其增值的规律，所以，在当时，千言万语，敌不过一个「放」字！这，就是邓、胡、赵胜过华国锋的地方。 「要吃粮，找紫阳」，不是紫阳有特别的增产本事，而是紫阳让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去种。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就是「市场决定」的自由资本主义！
赵的回忆再次显示，他具有灵活的、在意识形态的樊篱间绕行的本领，同时，他也善于把握战局与时机，利用自由派与保守派砥砺所挤出的一个狭小的通道，迅速地将改革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境地，在权力和事业得到巩固后，再返身援手意识形态的同盟军。这些最见智慧的策略，还包括让权力阶层的家人迅速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可惜本书很少涉及这些战略背景。如果说，四川人民不会忘记紫阳对种粮人的好处，那么他让东南沿海人民的钱包鼓鼓，也是人们一辈子不敢忘恩的。
中国改革一旦走出最初阶段，社会协调、系统配套、利益集团、权力寻租与腐败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都出来了，「两极分化」也呼之欲出了......八九事件，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赵的回忆显示，他的八九心路，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演绎的。所以，赵能在八九事件中坚持学生的批评，民众的不满，不能定为反党的性质，他不同意「动乱」的定性，更不赞同戒严，这是良知和良心的坚持。
但是，赵紫阳的「良心和良知」，为什么会一再地被误读、误解？笔者认为，他也存在着若干的操作失误。
同意发表四二六社论的失误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赵从内心来说，是不同意邓的「四二五」讲话和「四二六」社论。但当时远在朝鲜的他，却发回了「同意」的电报。回来之后，意欲反悔。由于不便直接让邓收回讲话，他提出了把「四二六」社论与「四二五」讲话进行「切割」，然后由常委（甚至自己）承担社论责任的方案来安抚学生。
但他似乎没有想到，邓的「四二五」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是不可能「切割」的。不仅事实上不可切割，所有参与者都不希望切割。邓小平如果不高兴，会认为赵在用软刀子「逼宫」！依邓的性格，他决定的事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何况他还认为自己的这一手可能有效！所以，赵一再地（或托人）向邓提出这个方案，邓连见都不愿意见他一面。
赵没能说服邓，没有达到扭转局势的目的，也有自身的失误在前。如果他从朝鲜发回的电报，明确表示「保留」意见，即便社论发表，赵回来行使权力时就好说话了。因为邓到那时为止，还很看重赵的意见。邓不会觉得他心术不正，也不会误解他「软刀子逼宫」。他对戈氏的讲话，也不会引起翻盘的结局。但是，赵紫阳没有采取这种明智的抉择，而是选择了一口同意──看上去很灵活、保险，而实际会招来更大被动的方案。
这就不能不说到赵在性格上的弱点。他有一厢情愿的倾向，以为政治家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成功就不会受指责。这是主观方面。
退一步说，赵的朝鲜表态是不得已，那么，他回来就应该采取另外的策略扭转局势。那就是与学生展开对话──从另一端去化解矛盾。但是，他只是空喊「理智」、「秩序」，「在法制的轨道内解决问题」，直到戒严决定已经出台，才去见了学生第一面──也是最后的一面。而此前，他却莫名其妙地与首钢工人展开了一场「对话」！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他与学生的见面？笔者认为，他本人性格中的另一弱点──清高，是不可忽略的。
处理新闻与党政分开的书生气
笔者在撰写《八九民运史》时，曾获得两个重要资讯，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的领导曾托人向鲍彤表示，希望加强联络，但据说，鲍当时很淡然地回答说：「你们听招呼就是了。」说得好一点，他厌恶「结党营私」那一套；说得丑一点，他把新闻事业当作简单的工具。好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仁们，并未因此而丧失对改革事业的忠诚。
进入一九八九年五月，这个「招呼」终于来了，那就是鲍彤亲自组织了两篇高校复课的报导，一方面配合赵的回朝，宣告局势的转变，另方面想借以安抚全国形势。这个初衷是好的，手段也不可谓不凌厉。但是，正是通过这两篇报导，一些在前段运动中刚刚「热身」的学生在问：「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吗？」青年人往往放大自己的参与对于国家前途的重要性。这时，他们很容易把「运动的能否持续」转化为「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是否就此止步」的问题。而当时的鲍彤先生，没有去谋求更细致的工作，而是采取了简单化、表面化的「抹平」处理，甚至再次在亚银会议上作了类似宣布。事情的结果是，它不仅招来了邓的反感，还激发和鼓励了学生和民众。
笔者比任何人都理解，不论是赵紫阳还是鲍彤，从当政开始，就想实践法治的原则。在主管党以后，更是身体力行，严格履行「党政分开」的约定。于是就发生了统战部在八九事件中异常活跃的怪现象，而教育部则充当着拖后腿的角色。其原因就在于，统战部姓「中共中央」，归赵管；教育部姓「中华人民共和国」，归李管。在一个「党领导一切」至今合法的国度，在那种既紧急又特殊的形势下，还坚守着这种类似「男女有别」的伦理，不能不说是一种变态的执着。要说是政治性格上的缺失，是否应该归咎于「书生气」？
在没有取得高层共识的情况下，赵不仅一意孤行，还决定「孤军深入」。既然邓不改口，那就我自己宣布中国没有「动乱」（亚银讲话）；既然邓愿意负责任，我就公布你的「职责」（会戈谈话）......结果，便发生了赵紫阳感到终身「不甘心」的与邓小平的「误解」。
赵戈谈话只有用第六感去理解
在《改革历程》中，赵紫阳用专门的一节，解释了这个八九事件中最突兀、最令人疑惑，也最重要的问题（见「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四二五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我考虑，如果通过报导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赵的这番解释，使我完全相信，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对戈尔巴乔夫的那段讲话，没有「抛邓」的意思。这和二○○七年二月，鲍彤先生对我的解释完全一致。
那一次，鲍彤先生告诉我：「接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事先写好的，但那段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一整段话是我加上去的。」当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似乎是五四以后），毛毛（邓的女儿）找到阎明复，哭了，说邓在学生中的形象搞坏了。我们当时的意图，是改善邓的形象，缓和他和学生的关系。因为学生说他『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嘛！」（详见陈小雅〈浪漫主义的悲歌──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敬告读者〉）我认为，两位当事人在不可能「串供」的情况下，解释得完全一致，而且在不必要重申这一点的今天首尾一贯，至今不变，因此是可信的。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不少朋友此前并没有觉得赵有「抛邓」的意思，相反倒是看了赵书以后，产生了这个想法。我不能勉强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因为人的「第六感」的活跃程度是不一样的。而我在脑伤之后，思维无疑更多地依赖理性的逻辑分析。
不论这一次朋友们的感觉是不是对，这里是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误解」赵？不仅邓小平误解，严家祺误解，而且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干将许家屯）都为此震惊！是赵、鲍二位对于局势完全失去了感觉（用姚监复先生的话说，是「政治上的幼稚」），还是他们的深层意识中也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呢？这些「灰色地带」的确也只能靠「第六感」来发现，而理性是解释不通的！果真如此，八九民运不仅存在学生和民众的「非理性」问题，连政治家也不能免俗，此时的中国，那可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证实赵与万里的瑜亮情结
赵紫阳的这份遗言，还证实了一个「坊间传闻」，那就是他与另一改革功臣──万里──之间的「瑜亮情结」。正因为这个情结的存在，当邓小平希望万里接替赵的总理职位时，赵则希望自己的亲信田纪云来担当此任。 （编按﹕赵回忆录235页描述万里、田纪云被排除十三大政治局常委及万里总理人选问题的经过。）而「改革派」内部的这一分歧，正好被李鹏利用。令人忍俊的是，就像赵直到最后还在问邓小平为什么误解他对戈氏的谈话一样，这一次，他依然将愤怒转向了保守派，而对自己毫无反省！试想，如果是万里当总理的话，中国现代史上还会有「六四」吗？
不久前，《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讲述胡与赵在价改问题上的分歧，正好补充了赵书这一部分的交代不明。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赵在八九民运一开始就表现的消极。因为八九民运，是因耀邦逝世而起的。不想勉强自己去做违心的事，说得好一点，是赵还没有被官场阉割掉自己的性格，说的丑一点，是政治历练还不够。
从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位伟人，身上也有着许多凡人的缺点。但在凡人身上只是「瑕疵」的问题，放在位高权重的伟人身上，则可能酿成「大祸」。所以，我主张以反思的眼光来凭吊逝去的伟人，如此才可以对生者有所警策。
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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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2-6 0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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