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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显中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在宣传中总是喋喋不休地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到了‘文革’期间，更进一步宣传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是毛泽东的名言。前半句无疑是真理，后半句则纯系谎言。几十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共产党最不讲认真。现在就让我们来‘认真’地梳理一下，毛泽东是如何“发展”马列主义的？
一、关于人口的理论
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十分著名的原理，即人自身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这两种生产应该相互适应。恩格斯曾经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可能象“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1 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 1850年，马克思在一篇政论文章中十分忧虑地写道：“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2 。面对着如此庞大的人口重负，早在20世纪初，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曾以十分清醒的目光认真对待，并用明确的语言向国人呼吁：“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3 令人遗憾的是，自诩为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的毛泽东却把前辈的教导忘在脑后。
早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在望时，在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论战文章中，毛泽东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口出狂言：中国“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革命加生产。”4 1955年周恩来向毛转达邵力子和马寅初二位关于控制人口的建议，毛回答说：“中国革命成功证明了：1、人多好办事；2、人多热气旺”断然予以拒绝。1957年7月9日，毛召见邵力子等多位党外人士听取意见时，邵先生再次进言：尽快出台节制生育的政策。毛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次年4月，为了掀起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毛更是进一步发挥说：“六亿人口是 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由此掀起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全国性生育大竞赛。在毛泽东的人口谬论鼓动下，中国的人口列车以疯狂的加速度呼啸向前。从1954年末60266万人到1964年末70499万人，10年时间增加1亿人口；1969年末为80671万人，仅5年时间就增加1亿人口；再到1974年全国总人口突破9亿，达到90859万人，增加一亿人口还是只用5年时间。直到老毛去世的1976年末已经达到93717万人。5年以后的1981年便突破10亿大关。
‘人多是好事’这是封建制度下自然经济的人口观。在那个时代，以手工作业为特征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人构成主要的 生产要素，人多劳动力就多，粮食产量就高，经济实力就强。其次，当时的战争频繁。在战争中，士兵是战斗力的主要载体。人口多，兵源自然充足，兵多战斗力自然强。“人多势众”嘛！总而言之，毛泽东的人口观完全反映了封建时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现实。因此和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格格不入、南辕北辙。
再从实践来考察：毛泽东在位27年，不仅没有兑现当年批驳艾奇逊文章中的诺言，更没有成功地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直到他去世的1976年，中国人均占有粮食始终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300公斤左右)，更为严重的是60年代初期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导致饿死3755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5 。
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惯性作用，中国人口快车很难立即刹车。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全国人民仍然在被迫吞咽毛泽东亲手酿制的苦酒：人口过多所必然造成的就业困难、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等。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就接受邵力子、马寅初老先生的建议，把中国人控制在 5~6亿的水平上，或者如地理学家孙本文教授于 1953年所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极限控制在8亿以内，那么，今天中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将比现在要高得多，不仅早已解决温饱问题，迈进小康，甚至在扣响富裕王国的大门了。今天13亿多人口的重负大大延缓了而不是加快了中国人民奔向小康、富裕境界的步伐，大大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全国人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和完善的进程。一句话，庞大的人口数字是一个不堪负担的沉重包袱，而不是如毛泽东所盲目断言的“一件极大的好事”。
二、 关于城市化的理论
由于毛泽东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过多，成为新中国难以承受的重负。面对庞大的人口负担，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到农村去。
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马列主义理论有什么教导呢？请看：
“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6
“总之，共产主义决不会起源于农村，而总是起源于城市。”7
“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8
此外，恩格斯还用极其形象而生动的笔触热情讴歌欧洲许多大城市的繁荣和进步。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就是这样描述伦敦的：“像伦敦这样的城市……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这一切是这样雄伟、壮丽，简直令人陶醉……”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这样描述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9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反复教导都在说明一个真理：只有城市才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广阔舞台。中外社会和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更雄辩地证明：只有城市才能够实现一切生产和生活要素的集约化使用，做到最大限度的节约；才能充分满足全体公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全方位的需求。总之，城市代表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文明程度的提高、全民素质的提升。可是毛泽东却大反其道，说什么“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12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12月） 好一个土包子理论，当然更是不折不扣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农村只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广阔天地’，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化经济的广阔天地。把广大知识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也很明显，就是卸掉城市人口的重负，但却增加了农村本来就严重过剩的人口负担，同时把中国的人口重负推向未来，推给他的皇位继承人。果然，几十年后，这些人绝大部分仍然通过不同的途径又回到了原来的城市。实践证明：‘广阔天地’不在农村，而在现代城市里。所谓‘大有作为’云 云 ，最终变成了‘大折腾’。折腾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同时还人为地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和社会矛盾，并从此改变了几千万青年学生的命运，甚至是毁掉了许多年轻人的美梦和理想。这些青年当中，也许就有未来中国的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雨果，或者爱因斯坦、牛顿、爱迪生等等。可是却被葬送在毛泽东那个‘广阔天地’里！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就是对这些社会矛盾和人生悲剧的无情暴露。10多年前，该剧在上海电视台播出，收视率高达42.7%。由此证明该剧触到了广大观众心中的‘痛感’，因而大受欢迎。无论在上海、在北京及其他大中城市，几乎是“万人空巷”争看该剧。该剧取名为《孽债》，那么，是谁造的孽呢？这个“孽债”又应该由谁来买单？应该向谁去清算？
再从宏观来看，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大大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步伐，同时也大大推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统计表明：直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8%，1997年才达到30%，虽然此后城市化速度有所加快，但仍然大大落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最近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在今年年初首届中国经济年会上的发言中所公布的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根据《发展模式》一书的作者钱勒里的发现，当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该国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56~58%。中国在2008年的人均GDP就达到3266美元，但是城市化率却相差11个百分点。在这里还应该说明的是，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俊坦言：目前6亿城镇人口中，有27%虽然在城市打工，但户籍仍然在农村，因而实际上还应该算做农村人口。这么说来，45%的城市化率远未达到，乃是一个虚假的统计数字。10
城市化率严重滞后的最大恶果就是，长期保持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突出，农业不振，农村落后，农民贫困（据官方显然被缩小了的数据：农村消费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1/3。）——内需严重不足，以至于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显然难以为继。当局一再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收效甚微。多年来朝野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要大力启动内需’，可就是启而不动，或大启小动。原因何在？非不为，乃不能也!何以不能？答曰：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执行了20多年逆城市化政策所造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积弊深重，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恩格斯在回答 能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须的程度一样。因此，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以後，才能废除私有制。”11 恩格斯的话是针对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而言。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尚且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不能一下子就把生产力扩大到建立公有经济所必需的程度，那么，对於一个经济更落後的中国大陆来说，就更不可能一下子做到上述一切，则是毋容置疑的。 在一八七五年出版的《论俄国社会问题》一书中，恩格斯还有一段深刻的论述：“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12 恩格斯的意见是针对当时俄国情况而言，但同样适用、甚至更适合於中国 (因为经济上比俄国更落後)。
独断专行的毛泽东于50年代所主持的大规模对私改造运动，正是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尚未被创造出来之前，主观蛮干的结果。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更违背他口头上信誓旦旦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极其主观地指望在生产力极落後、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之基础上，构筑其社会主义的大厦。结果只能是空想和惨败。正如恩格斯所尖锐讽刺的：是共产主义的讽刺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13 也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3卷里所讽刺的那样：“偏偏是自认为探索到规律的人，总想跳过、或者用法令取消发展阶段，违背经济规律，结果失败了，受到规律的制裁。”
究其根源何在？最有发言权的首先应该数长期担任毛泽东私人秘书的李锐先生。作为毛的私人秘书，追随左右，参与机密。对中共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了如指掌。由他来全面评价毛泽东无疑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李锐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文章里直言不讳地写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作者举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为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按照这一原理，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毛泽东的做法恰恰反其道而行。“毛是把改变生产关系放在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地位。”“片面地、过份地夸大变更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终於从主观愿望出发，随心所欲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搞穷过渡，……造成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後果。”14
四、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
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马克思曾经这样教导： “在学校中，教师对於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演员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家，但对自己的企业主来说，是生产工人。”15
再听听列宁的意见：“对於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奴仆，而是文化工作者”16
马、列是这样教导的，作为对比，毛泽东的观点如何呢？
根据李锐的研究：“毛泽东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知识分子抱有很深的成见。”证据是：1925年最早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就把知识分子冠以“反动派”的恶谥。他写道：“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的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与民族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下划线为引者所加）此外还有“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半反革命”的论断。17 看到这里，不禁使人毛骨悚然，感到后脊梁骨凉嗖嗖的，好可怕啊！后来这段文字在集结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文字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意删去，但牢牢存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烙印在他脑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的、对知识分子敌对情结却没有、也不可能删去，始终伴随着毛的一生。虽然在战争年代，为了夺取政权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知识分子的文化知识和才干，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出发，也曾经言不由衷地讲过一些知识分子的好话。但是胜利以后，大权在握，便原形毕露，立刻暴露其凶恶嘴脸，把昔日的盟友一脚踢出去， “我们现在的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 从旧社会过来的，是 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 家庭，但是在 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 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8
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都是根据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来判断其阶级属性，而毛泽东却是根据一个人的世界观或者说是思想倾向来确定其阶级属性，并因此而采取对策。根据唯物主义原理：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其思想，而不是相反。毛泽东恰恰是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来判断其阶级属性。这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逄先知是长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也是充分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文献的权威人物。他就坦率地承认：“用政治思想来划分阶级这样一个观点在马列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好心的人们也许要问一下，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一针见血地写道：“以主观标准划分阶级很容易导致任意把政治上的对手划成为阶级敌人”19 。毕竟是旁观者清啊 ！真是一语中的！
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这张皮不存在了，需要改换门庭，转而投靠新主人——共产党，因此就要不断地 改造思想，而且还要“七斗八斗”、“脱胎换骨”云云。对于这一套手法，广大中老年知识分子深受其害，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人人切齿。
五、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来历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学说都十分丰富、精深，任何人穷其一生也难以全部消化、吸收。从大的方面来分，马克思主义可划分为三大块：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体系、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ABC。毛泽东未必读了多少这方面的经典著作，更谈不到什么深入的研究。但毛却有胆量仅仅用几个字就把这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概括出来。请听：1941年在延安的讲话中，毛回忆早年是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时这样说：“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0 从此，‘阶级斗争’四个字紧紧伴随着毛的一生。“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成为他的人生哲学。并且把这个哲学具体运用到政治领域来，成为其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法宝。
“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段著名论断。从此以后，‘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个公式流传甚广。为了增强其权威性，甚至还一度把这个公式的发明权归到列宁的名下，似乎是根据列宁的著作和教导。这叫什么？这就叫“拉大旗作虎皮”。目的就是虎人、忽悠人。经过认真查阅，不对了。这根本就不是列宁的话，不但不是列宁的话，恰恰相反。请看列宁是如何批判这种观点的：
“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无产阶级的关系。……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像是脱离经济的。…..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21
“政治就是参与国事，给国家定方向……”随后列宁并给政治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22
不仅如此，列宁对于那种泛政治化的作风深恶痛绝。他写道：“今后最好的政治就 是少谈政治”23
长期以来，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个“阶级斗争”学说，到处挥舞着“阶级斗争”的大棒，所向披靡，剪灭一个一个的政敌，也不断地打倒一个又一个持异见的战友。与此同时，更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使所有的官员、百姓，心里不停地“觳觫”，乖乖地臣服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从效果看，也真屡试不爽。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效果，这就是毛一以贯之地坚持“阶级斗争”谬论的根本原因。
除了‘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老毛在‘文革’期间，又发明了另外四个字。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 是 一句话，‘造反有理’”。显然这四个字的矛头所向不是别人，正是过去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及其同党。瞧！在毛的心目中，所有马克思主义词句，全都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可以随时随地、随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概括。今天概括成‘阶级斗争’，明天又可以概括成‘造反有理’。好一个魔术师，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把同一样道具，随时变换出各种新花样来。看来，在其内心深处，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可以随意打扮，以服务于自己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目的。
“知君莫如臣”，更进一步来说， 知君莫如近臣。林彪跟随老毛几十年，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请看他的评论：毛“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架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实际上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他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24
对于‘当代秦始皇’这个‘雅号’，老毛丝毫不觉得难堪，而且颇为得意地宣告：“我就是要宣称自己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这是他的夫子自道！
1981年6月中共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邓的权威地位和利害考虑（不是从是非考虑）出发，仍然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根据以上几点强烈的对比，白纸黑字，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更谈不到“伟大”二字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难道我们还只能停留在30年前那个连邓小平本人都承认是违心的“决议”水平上吗？
这几年，当局似乎也明白：毛泽东这面极其肮脏的旗帜早应该抛弃了。例如2009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共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的新年贺词中就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个东西，而是提“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看起来最高决策机构也开始与时俱进了.虽然步伐还不够大,不够快.但值得欣慰的是：坚冰已经开始融化了。
最后，请听英国诗人雪莱《西风颂》里的诗句：“既然冬天已经过去，难道春天还会远吗？”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4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1页
5、《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2007年香港出版 下卷 第7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0页
8、《列宁全集》第19卷26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303页、第5卷550页
10、 《新京报》2010年2月24日报道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8页
14、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32~23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6、《列宁选集》第3卷第7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7、 《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26~30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
19、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第410页
20、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第114页
21、23、 《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370~371页， 第397页
22、《列宁文稿》第2卷 第407页
24、引自《炎黄春秋》1998年第1期 第15页
──《观察》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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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4-2 0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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