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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视“中国式教育”
什么样的教育状况,什么样的政策导向,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按理说应该大致是这么一个推导关系,然而在中国大陆,国家和民族文化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一切都由“宪法”规定了“永久执政”和“唯一合法拥有杀人武器”的共产党集团及其下属机构统统包办和代表了,所以说,教育政策及内容反映的是共产党的意见和思想。
古今中外,学校的教育与管理一般都是独立的,政府管公共事务,经济、教育、文化、科研等领域都有各自独立而科学的管理,因而卓具成效。只有在共产党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里,唯一执政党的行政指令可以贯穿和推行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以至极细微处,它推行教育产业化,促进了教育领域的拜金腐败和庸俗化,使老百姓背负起更加沉重的生计负担;它提倡过剩教育,以推动教育产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却培养出一大批有名无实的大学生,使得失业问题更加复杂化,就业竞争也愈加激烈。
中国大陆的高考及高校教育体制历来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其实高考制度与大学教育都只是整个中国教育制度中的一环节,要研究大学生问题,还得回到教育本身上来找原因。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促进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动社会文化经济等全方面发展,所以教育肯定要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契合,然而正如韩寒所指出的“世界上的逻辑分为逻辑和中国逻辑两种”那样,“教育,也可以分为教育和中国式教育两种”,这是中国的政治原因造成的。
中国,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就一直是一个思想控制非常严厉的极权制国家,那么,党的文化渗透到政治、经济、媒体、教育各个领域之中,而且这种渗透程度是古今罕见的,最直观的例子,我们读一下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上就知道了。那么,党的教育,首要和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普及文化教育,而是为了确保民众的思想与党的要求保持一致。毛泽东极端仇视与其不合拍的党内外知识份子,几十年来推行的就是愚民教育,与今天的朝鲜一样。这一政治先行的传统即使是在文革之后也一直保留了下来,给民众阅读的出版物、学生的教材特别是历史文化类书籍都必须得经过严格的审订。
那么,这就形成了教育界几十年来灌输传授的内容与社会实际相脱节的历史传统,而且事关党国政治,这种传统也很难改变。近年来,随着与世界交流的增进,人们都会更加清醒独立地思考问题了,经济文化也都出现了全新的面貌,那么教育圈本身就是共产党严控思想的阵地,变革是很难的,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非常僵化甚至荒唐的中国式教育特点。
更为可悲的是,现在中国家庭工资收入低,还必须承负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压力,社会福利和保障又缺乏,所以身为工薪族的年轻父母一般都得双双上班挣钱,所以与其它许多国家都不一样的是,孩子自小往往是由爷爷奶奶带,长大后就主要托付给学校,年轻父母陪伴和辅导孩子的时间常常是非常有限,而且他们也是在中国式应试教育的框框里成长起来的,知道竞争的激烈,在形形色色的教育产业宣传下,就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在孩子很小时就把他带入到功利性很强的学习竞争中去,无形中在扭曲孩子正常个性的成长,过早地将他们推入到应试教育而非全面素质教育的怪圈之中。
今年六月,在巨大的超额支出压力下,德国总理宣布德国的财政支出在未来4年内计划要减少800亿欧元。其中社会福利、公务员、政府机构和国防部的经费都将裁减,但有两个领域是政府节支的“禁地”——那就是教育和研究。因为教育和研究是未来的支柱,裁谁也不能裁这两项。所以其经费不但不减,而且还将再增加120亿欧元。联邦政府并且呼吁地方政府继续将收入的10%用于教育投资。
而中国的失学、辍学儿童人数居世界第一;中国大学4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而中国对教育的总投资不仅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甚至还排在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乌干达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曾多次批评中国义务教育投资的水平连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投资水平都赶不上。而中国政府每年仅公款吃喝折算的金钱损失就在8000亿人民币以上,堪称世界之最。教育产业化就是政府推卸了它应承担的起码社会责任,却往普通百姓身上一推了事,完全将国民教育的头等大事当作儿戏;不仅如此,它的教育从实际效果来看,是极其失败的。
教育界精英早就指出,“教育不能批量生产”,那只会造就一批批缺乏智慧与创造力的驯服奴隶;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古今中外,也一直是这样的,至少人们有这个宽松的学习选择自由。只有当今的大陆教育不是,僵化的教材,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从小学开始的党八股考试表面上还分为“政治”“历史”“哲学”等科目,实际上人们连获取本国史实真相的权利也早被剥夺了。
中国大陆还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各类所谓专家的政客,遍布于研究所、教育、文化、传媒等各个机构和领域,他们现在都被百姓们戏称为“砖家”,意即忽悠民众混淆视听的“伪专家”或政治传声筒。今年高考期间,某位国宝级的“砖家”竟然公开声称他发现孩子自小背诵古诗文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创造力,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这一惊人发现,实在是要令人晕倒。
(五)中国的教育,路在何方
教育的问题其实并不抽像,它不关学历文凭的事,就是与国民的文化和素质有关系,很多人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生活问题。成功的教育,肯定是与社会的普世准则和实际需要相契合的,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智者们都说过,没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前途,不具备文化输出实力的国家还称不上大国。然而中国真的是缺乏文化的民族吗?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可谓是本星球纪年史上最稀奇古怪的教材了,只要与各国以及台湾的古代历史教科书对照一下就知道了,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五千年辉煌历史用什么“阶级划分法”来分析,一律被扣上了各种大帽子贬抑一番,只有偶尔出现的几次农民造反运动都被贴上了各种类似伟光正评语的标签,当然1949年之后伟光正统治下的历史文化也是乏善可陈,好在历史教育只需要学生背诵政治论断和事件年份就可以了,再加上这竞争淘汰式的教育机制,迫得年轻学生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尚未成熟之前,为了前途,赶紧就填鸭式地死记硬背而无暇仔细思考了。
而那些严肃的考试题目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了,如在过去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高峰年代,经典填空题“(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背熟答案之后没有人怀疑除了此项国策之外我国是否还存在着其它基本国策。这一荒唐问题的背后就反映出这种教育的实质,答案强调的是党要你记住的内容,而不是因为它真的很重要,这就叫洗脑。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都对中国的社会现状比较悲观,然而,中国的教育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当然不是,互联网早就实现了以前“地球村”的概念,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目前看来是不可能截止的,那么在这交流与融和的过程中,一切都在发生着微妙而持续的变化,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交流和发展是世界潮流。
我个人觉得,不用提改革创新这类大命题,其实两点基本的改变就可以使中国式教育得到很大的改观了:
1、教育必须开放,与世界互通和同步
中国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教科书中充溢着共产党的洗脑因素,纯粹用党文化教材教出来的学生,大多数都会变得驯服而盲从,缺乏独立思维能力,教学效果和实际应用能力也比较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前中国大陆的英语教材,教出来的很多大学生都是“聋子英语”和“哑巴英语”,而专门听收美国之音这类鲜活英语的学生往往英语学得非常好,后来大陆引进了好多外国英语教材,这一情况才逐步得到改观。所以要成为知识丰富、资讯广博、智慧独具的“国际族”,一定要广泛阅读各国、各地区的优秀教材和资讯,与世界接轨,将知识融汇。
现在中国大陆流行着一套台湾版的幼儿教育资料——《巧虎》,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流行,我也看过很多系列,感觉非常好,既生动又亲切,将歌谣、舞蹈、手工、认字、注音、礼仪、外语……方方面面的知识和内容都融贯进去了,深入浅出,孩子们也非常愿意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的,这效果确实是不一样。
2009年,我还有幸从邻居那边得到一套儿童寓言教育VCD《仓颉的眼泪》,好像是台湾明慧学校内部使用的儿童传统文化教材,邻居从网上下载来的。我和孩子一块儿看了,看过之后感觉很受教益,很感动。这些寓言电视片都是手工绘画、原声配音的,虽然制作工艺中没有使用多少动画特技,但内容设计生动,造型朴素精妙,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融贯在这十几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中了,真有百看不厌的感觉。
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好教材,我们有空不妨在书店和网上多淘淘,成功的教育离不开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讯。
2、教育必须承载起社会服务功能,与社会实际需求相契合
记得以前曾看到过一幅漫画,题目就叫“生活的路上常常被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广告,可就是没有指示正确方向的路标”,绘的是一个年轻人走在迷宫似的岔路上,前景莫测,路旁贴满了各种自相矛盾的路标和广告,让人无所适从。我觉得用这幅漫画来比喻中国的教育,也同样很贴切。
说实话老百姓一直不知道学习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过去民间不重视文科,上下都在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跟着埋头死学技术,这与秦始皇焚书时仅仅保存技术书籍是一样的道理,而官场上的要员们却恰恰是一个个重文轻理的。后来教育专家们陆续强调这些课目也很重要:英语、管理、计算机、电子商务、幼儿早教……大伙儿都跟着专家们走,但这些知识真的是最重要最有用的吗?NO!当然不是,地震来了,你懂得如何科学自救吗?人家美国日本的防灾求生训练是从娃娃开始抓起的,中国有没有?为什么别国的地震同样那么厉害可死的人就那么少呢?很简单,中国没有这些基础教育,或纯粹是流于形式,我看过大陆的地震防灾手册,里面介绍的许多防护避灾知识都是错的!完全是误导民众!而且大陆老百姓至今还不知道玉树地震后手机通讯信号失效是官方掐的线,都人云亦云地认为只要一地震,用来救命的手机通讯自然都会失效,却不知是中共政府怕真实伤亡情况外泄而人为地掐断了这一求救信道。如果连地震自救教育都在国民教育中找不到应有的位置,那这个社会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吗?是与社会需要相对应的吗?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教育状况就是这样,沿袭着政治教育的思维定势,整体上与鲜活的社会实际是相脱节的。我们看到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时“豆腐渣”校舍整片坍塌,无数学生死无葬身之地,官方为掩盖事实强力封锁真相,拒绝国内外记者报导。在这个国民基本生存保障都缺乏的国度,还奢谈什么高校教育现代化呢!我想整个社会在党文化渗透一切的环境下一直没有弄清楚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还是这样闭门造车式地搞下去,那是没有前途的。我想人们都应该反思一下,弄明白哪些知识才是有用的,哪些内容才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中国的教育只是产业化商品而不能承载起这个社会支持与服务功能的话,人们就只能自找出路了,如果中国经济泡沫破灭,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大陆公民生存手册》这样的丛林求生技能指南就会在中国畅销。
其实,我们也知道,即使只是这两点世界通行的基本要求,在任何正常的国家,包括最落后的非洲自由国家都能轻松做到,但在当前的中国大陆就是做不到的,因为政教合一的邪恶集团垄断着社会的资源,共产党极权体制横在那儿。然而,这并不代表在中国就不会出现人才。
大陆的韩寒在最近几年声名鹊起,他少年成名,中途辍学,在中国教育体制的座标系里,绝对是一个异数,但同时他却又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人才,顶尖的中国赛车手,广受关注的作家,其点评社会现实的博客点击率世界第一,被大陆少年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公认为天才,甚至还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在今年《时代周刊》的“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人物评选中,他的投票总数位列全球第二。他在自述成长经历时感谢身为党报编辑的父亲从小让他阅读的是党文化以外的优秀文化书籍。
2010年6月4日,在世界各地纷纷悼念六四学生——这群21年前为了中国的明天而献身的最优秀学子时,一群80年代、90年代后留学生用飞机打出的横幅“昭雪六四,结束专制,人民必胜,良知永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让我关注到活动的发起人孔灵犀这位在大陆长大的年轻天才,他在班级里是班长,17岁时即成为中国发明家协会会员,19岁时已拥有30多项发明专利和数十种国际国内发明奖项,并被华中科技大学作为特长生预录取,同年,普林斯顿、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十几所美国名牌大学经过全面考核,向他发出留学邀请,他最终选择进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而这些成绩还都是他在关注中国民主活动时被国安特务不断骚扰和迫害的过程中取得的。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他的名字,你可以搜索到他的许多有趣故事。
2009年底,大科学家钱学森逝世,这位曾是中国人体科学研究发起人的科学家毕生以卓越的科研创新能力与非凡的创造性思维为世人所赞叹,多年来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科研人才。1979年,中国大陆掀起了特异功能现象大争论,钱老以其开阔的视野、非凡的智慧力挺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科研文章,利用其在科技、国防研究机构中的人脉资源和影响力,组织安排和主持开展了各项基础科研工作,取得了诸多客观真实的实验成果,推动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健身气功活动的普及。然而了共产党极端害怕科学新发现动摇“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政治理论基础,又对各种民间团体的兴起心怀恐惧,于是这些开拓性的前沿科技研究工作在九十年代文革式的批判喧嚣中被消声,钱老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卓著成就也被中共官方所抹杀。钱学森以98周岁的高龄去世,虚岁99了,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还在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未来的希望,他在选取合适的突破口。
2005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去看望钱学森,钱老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向总理进言道:“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位杰出的大科学家在晚年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总理温家宝谈到他对中国教育的忧虑。2009年8月6日,钱老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依然说道:“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他在生前更是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被中国教育界称之为“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离世了,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老人晚年关于教育的提问看作是他的遗愿,将之敬称为“钱学森之问”。
其实,这个问题钱老是知道答案的,他只是选择了这个问题为突破口,启迪后来人思索和开拓。他晚年在谈及这个问题的同时,多次介绍了他青年时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求学与研究时的经历和感慨: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外国院校七十年前的优良学习风气和育人机制令中国的大科学家至今神往,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钱老过世后,安徽11位高校教授联名致信国家教育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这个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共产中国的总理和教育界的众多“专家教授”。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指出,“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确实,中国现在的教育目标和机制不是创造人才,而主要是在批量制造维系共产主义国家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十多年的教育,最成功就是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直接造就了一代代被党文化因素禁锢独立思想的年轻人。中国现在也在谈技术创新,但中国“人才教育”的水平确实只与“世界工场”产业链最低端环节的水平相匹配,国人都在谴责“血汗工厂”,但批量制造血汗工厂奴工的生产厂家却是中国的学校。
共产主义国家及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始终是一个走不出怪圈的路子,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发表豪言壮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上世纪末,苏联轰然解体,中国在仿徨中又摸索着与国际社会接轨,利用其廉价资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面临新一轮危机时,胡锦涛主席前段时间又倡导要向“政治一向正确”的朝鲜学习,然而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就意味着一切,可以想见,如果中共面临危机时流氓本性再度发作的话,那就将是“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局面了。
中国教育发展的希望在哪里?我们中国孩子将来的前途在何方?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的问题。
2010年7月3日初稿
2010年7月14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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