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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的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是欲加之罪，不大愿意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无奈毛泽东执意要把他拉下水。在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后，周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帮凶的角色。
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据很重的分量，远远超过他对诸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一类问题的关注程度、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
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他明知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却不好推辞。因为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本人一直兼任着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文革之初由邓小平兼任)，因此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正是他份内的职责。况且此事又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关结束文革的大局。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担任中央审查刘少奇专案的牵头人。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对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卖劲，这和他收拾文革乱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在主管这件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听喝"的状态，拨一拨动一动。他在接见专案组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说两面的话，譬如"既要大胆地去设想，去调查，又要极其谨慎"，一方面强调说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认真核实调查材料，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周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办案的指导思想，使得对刘案的定案工作进展迟缓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周恩来是老病复发，想脚踩两只船，在政治上为自己留后路，有必要找机会敲打他一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刘少奇历史上的"罪行"定下来。眼看预定召开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刘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坐实。这令毛心急如火，于是决定中途换马，把周撤换下来，由江青接管对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主管党内肃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当时具体掌管刘少奇专案的谢富治立即对下作了传达布置，提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江青见毛泽东如此重用自己，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她去"攻坚"，自然十分卖力。她曾多次不无得意地表示：我现在忙得很，担负着中国第一大专案，不过，江青也确实不负重托，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查阅大量敌伪档案，从中寻找：真／以做文章的蛛丝马迹，突击审讯，采取各种手段，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危重病人也不放过。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靠屈打成招的伪证和断章取义的编造，整理出二奉所谓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报送中央。
不仅如此，急于向毛泽东报功的江青还把在中央领导核心中传阅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变成一次对毛个人的效忠表态。她带头在上面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显然是对周恩来主管刘少奇专案时的消极态度不满，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有意将了周一军，并把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作为暗绑，点名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对此，康生心有灵犀，在第二天便表态，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
江青的将军和康生的表态让周恩来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临无法回避的事态。本来，以周氏为人的精细和饱经党内肃反斗争的阅历，不难看出这份拼凑而成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的疑点和破绽，然而，大陆官方的《周恩来传》却极力为周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这种解释未免太低估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了，再说周为人的精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下面蒙骗的。况且周自己也刚刚因"伍豪启事"的风波而在政治上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虚惊，从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过是毛泽东欲加之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刀罢了。
实际上，周恩来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看出刘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点，许多材料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周一开始不愿意完全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所以在审议刘案时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想急于下结论，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顶牛，双方争得很厉害。江、康曾几次对周拍桌子，批他是"怀疑派"，并告到毛泽东那里，传下话来敲打他，弄得周压力很大，最后只好退让，表示：要改你们改。周大概认为，这样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审判了，求得心之所安。后来当毛决定由江青替换周来主管刘案时，他乐得就此撒手。正好躲开这个难题。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却无处逃遁，不得不在政治与良知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当年周氏在作出决定时的心路历程，不过必然经历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则是无疑的。邓颖超生前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当然，周恩来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明知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在政治上"顾全大局"，和刘少奇一刀两断，再加上周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已经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这回江青将他的军，和康生联手一唱一和，很明显就是在奉旨敲打他。如果再不赶紧表示一个斩钉截铁的态度，毛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至于这样做带来良知上的谴责和审判，周只好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一类的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求得心之所安了。
对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在九年之后，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对英籍作家韩素音曾经作过这样的开脱：
"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十大之后，周恩来终于打破缄默，对刘少奇一案正式表态。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不仅如此，周氏知道在刘的问题上，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一次考验，江青不过是毛的传声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径表态，才能过关。为此，他在刘少奇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传阅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话，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回应江青。他写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尽管周恩来在批语中狠狠地踹了刘少奇一脚，所用的语言和江青如出一辙，并且用相当肉麻的言词向毛泽东表态效忠，对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吹捧林彪和江青两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却没有打消毛内心对他的疑虑，因而不想轻易放过他。为此，毛有意指定由周恩来在随即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一手十分老辣，既然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想独善其身，那就索性把他彻底拉下水，让他为刘少奇一案承担历史责任，以后即使翻案变天，周也是有口难辩。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为毛泽东火中取栗，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件事成为周氏在文革中一大历史污点。知夫莫若妻，前面邓颖超所提到的就是指的这件事。她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翅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应该说，邓颖超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知道有些事情在历史上是回避不了的，也无法为自己的丈夫辩白，只能听任历史来评判。
在本章结束之前，围绕着涉及周恩来历史责任的专案审查问题，再选几个引起海内外关注的案子作点说明。目前坊问流传一种说法，说周恩来在处理王光美的问题上，主张处以极刑，而被毛泽东保了下来。这种说法在海外学术界很有市场，被广泛引用。更有人移花接木，指周比毛更恶，主张杀掉刘少奇，言之凿凿。以作者曾在大陆多年从事文革史研究的经历，翻阅了大量当年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许多被列为绝密的档案，并没有看到过"此人该杀"一类的原始批件。这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同时也太不了解毛、周各自的为人。
应该说，在整刘少奇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主谋，周恩来是跟着干的，更确切地说是被毛拖下水的。毛虽执意要在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却不愿意背上公然杀他的罪名，这是他对待政敌的一贯作法，无论是在建国前对张国焘、王明，还是建国后对彭德怀都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根本用不着干这种脱了裤子放屁的蠢事，只要在政治上宣判这些人的死刑，然后给他们吃饭、拉屎、睡觉"三大任务"，一直关到死完事。这样既在政治上达到了目的，又不必在历史上承担骂名，还可以显示毛本人的"宽宏大量"。当刘少奇在监禁之中患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毛就曾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应该说，毛所惯用的这一手，比斯大林为了除掉自己的政敌而在肃反扩大化中大开杀戒更为阴毒老辣。
既然毛泽东不想杀刘少奇，一向善于观风而又很会做人的周恩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来充当恶人，这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一点，从他对处理刘少奇与邓小斗专案大相径庭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这并不是他有意厚邓薄刘，而是他在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在一面批邓的同时，一面又在私下谈话中多次表示对刘、邓要有所区别，要把两人"拆开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岂有看不出毛的用心之理?所以在处理邓小平专案的问题上，周自然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大理会林彪、江青的态度。
比如，邓小平专案组当时曾要求周恩来对邓本人历史上的几个"疑点"提供线索，进行"帮助指导"。他先是把这份报告压了下来，不予理睬，后又在邓入团、转党的问题上，亲自出来作证明。在邓下放江西的问题上，周氏也作了格外关照，坚持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庐山会议毛、林交恶以后，周更是干脆趁机把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掉了。
至于目前海内外流传周恩来主张杀王光美的说法，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刘少奇平反后，他的子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林彪、江青一伙要给王光美判死刑，毛泽东批了"刀下留人"。不过，根据作者所接触过的档案材料和访问有关知情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当时主张杀王光美的，是江青而不是周恩来。不过江青并没有在正式会议上提出，而是个别同毛讲的。
后来在一九七0年六月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正式报送了《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在这里，专案组并没有言明其中所谓"依法惩办"，是处死还是判刑。
对此，当时在中央主管这一专案的江青首先作了批示："拟同意。"然后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审批。林彪批了"同意"，周恩来则批示："应予判刑"。最后，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话："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部分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到出路，以便保留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其中"保留活证据"便是所谓"刀下留人"的由来。就这样，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毛死后两年多才被放了出来。
历史总是在不断捉弄人的。毛泽东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翦除掉心腹大患刘少奇后，到头来却发现扶植起林彪这样一个更加难于驾驭的对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原本想通过召开中共九大来巩固文化大革命既成格局的部署。实际上，九大召开之日，就是毛、林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之时。在刻意营造的"团结、胜利"的表面气氛之下，新的一轮党内权力斗争已经悄然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早已被文革乱局弄得心力交瘁的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稍稍喘一口气，就被卷入到另一场你死我活的角斗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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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5 06: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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