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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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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对张春桥来说至关重要——这一年，他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58年，对柯庆施来说也至关重要——这一年的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柯庆施善于揣摩
柯庆施和张春桥能够在1958年 “大跃进”，要从1957年暮秋说起。那年秋天，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柯与张一次又一次苦苦思索：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柯庆施的报告的基调应该是什么呢?
之前的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曾受到毛泽东表彰。这一回，柯庆施注意到，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比上海早半个月召开。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工作报告，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极大重视。毛泽东在1957年12月17日给机要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谓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七人之中，除周恩来外，其余六人除刘顺元，皆为华东各省市第一把手。后来，《人民日报》在1957年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了江华的报告。
江华的报告受到毛泽东重视，柯庆施要与江华争高低。负责起草报告的张春桥，细细听着柯庆施传达来自 “最高层”的消息：主席对1956年6月开始的“反冒进”似乎颇为反感，对1958年的工作，主席注重的还是“反对保守主义”。
摸准最高领袖的思想对柯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张春桥于是根据柯的要求，为柯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 《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张春桥起草报告“受到”赞扬
柯庆施的报告很快送到毛泽东处。那时毛住在杭州西子湖畔。
“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他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目只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不言而喻，《人民日报》社论从柯庆施的报告那里获得了“灵感”。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盛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那时，毛泽东正着手发动“大跃进”，所以他在会上猛烈抨击“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毛泽东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指周恩来和陈云。
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表扬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得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出席会议。据他回忆：
在南宁，15日晚，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我们一到那里，毛主席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 《乘风破浪》也很醒目……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毛泽东当众“质问”周恩来
力平所著《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这么写道：“(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报告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毛泽东如此当面称赞柯庆施，并当众质问周恩来，内中的 “潜台词”是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力平随后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又写道：“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接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有这样的记载：“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 ‘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周恩来和彭德怀)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毛泽东谈“个人崇拜”
促使周恩来主动提出 “我担任总理是否合适”，还有其他原因。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谈及了个人崇拜问题：“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其实，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就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也“紧跟”毛泽东，说出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成都会议结束后不久——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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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5 01: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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