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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元良就抗戰駁香港文匯報周奕副社長 所謂“銑電”是李敖偽造的
來源：黃花崗雜志
孫元良為黃埔一期生，抗日名將。1937年在抗日戰爭“八一三”淞滬會戰中，孫元良率部堅守上海閘北陣地長達一個半月，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在淞滬會戰告一段落後，孫元良先生又下令八十八師五二四團第一營的官兵，固守“四行倉庫”陣地，掩護部隊後撤，親手將 “死守上海最後陣地”的命令交給謝晉元團長，是歷史上有名的“八百壯士”。
參加一二八淞滬戰役時，孫率部在上海廟行鎮擊退日軍，此役被當時國際間評為“國軍第一次擊敗日軍的戰役”，獲寶鼎勛章，擢升為國民革命軍第88師師長。
2007年5月25日，孫元良先生因病在台灣逝世，享年103歲。在他過世前，是黃埔系中最長壽者。下面為記者胡志偉訪問孫元良所談相關事誼。
孫元良將軍和兒子秦漢（左）的家居照
胡：很抱歉，再次上門驚擾。
孫：我知道你的來意，有關周奕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六十八周年時發表於明報的文章，我早由旅港親友傳達。我雖老朽，但尚能跟上時代的潮流，從電腦搜索網頁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機關報文匯報副社長，他的思想觀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時代，通篇盡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難得老將軍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兩年前寫了一本《香港左派鬥爭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崢嶸歲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來就對香港左派暴動不以為然，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將六七暴動定性為極左思潮的產物，可是周某至今毫無悔意，依然為放菠蘿(炸彈)、殺害無辜市民的恐怖主義行徑評功擺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於該書字里行間。
蔣介石是千年難遇的民族英雄
孫：有關抗日戰爭是誰領導的問題，我已在上次講透徹了，明白人聽一遍便茅塞頓開，唯被極左意識型態蒙蔽心竅的人會絮絮叨叨糾纏不休。民國二十一年淞滬血戰時，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他也只是個四歲幼童，他憑什麼向我叫板呢？《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說，孫臏謂齊將田忌：“以君之下駟與彼之上駟……臣能令君勝”。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會屈尊同二段稚子對奕的……
胡：貴台灣的李敖最近在鳳凰電視上說，他囊無孔方時，每天為朋友代改小學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來愈臭。但周某人口口聲聲“向孫將軍討教”，從情理上講，您不能不答。何況，我所撰訪問記八千多字被《明報》刪掉一半，而中共挑戰的文章卻能在《明報》登載兩天，粵語謂“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對一連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孫：好！既然他要討教，我以抗戰健在唯一軍長的身份諄諄教誨他一番。周文的要害是對蔣公的評價問題以及所謂“不抵抗主義”。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說過： “蔣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也——五千年來，率全民，御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最高國防會議推舉蔣委員長為陸海空軍大元帥、以軍委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羅斯福總統提議組織中國戰區，邀請蔣出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以及勝利後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主持日本投降簽字典禮，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胡：從歷史上看確實如此，北宋靖康之難，宋徽宗、欽宗父子與後妃、親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擄至吉林五國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謝太後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節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殺，永歷帝被絞死，連美國共產黨記者白修德都坦承“蔣介石動員五百萬兵力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
孫：說“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陸官修的史書中鋪天蓋地。其實，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委員長正在南昌指揮剿共軍事，聞訊即於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黨政軍首長會議，決定“一面訴諸國聯以求和平解決，一面準備自衛以謀抵抗……到忍無可忍時必須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可見蔣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東北軍不抵抗的是張學良及其軍事廳廳長榮臻；日軍緊迫錦州時，蔣令張學良部積極抵抗，張卻不戰而逃。再者中共中央，於九一八後兩日——九月廿日就下達決議，號召“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滅國民黨統治，武裝保衛蘇聯”，不是將九•一八看作日寇侵華，而看作“反蘇戰爭的序幕”，究竟誰在賣國呢？
有海外CCTV之稱的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為李敖站台
所謂“銑電”是李敖偽造的
胡：是的，去年我編註《張學良口述自傳》時，見到張學良多次重申：“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們沖突！”長期以來外界都傳說張學良的不抵抗日軍，是奉了蔣介石的“銑電”。最先提出所謂銑電的是台灣作家李敖，原載於其編著之《張學良研究續集》，這一論調延續於李敖其他有關《蔣介石研究》系列叢書以及他與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敖原稱“銑電”發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經輾轉摘抄，已訛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見於百多種史學著作。然據當代中國大陸史學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楊天石教授等斷言，無人見過此一銑電，而李敖也始終未明示該銑電典出何處；張學良則斬釘截鐵地表示“沒這回事，外頭瞎說！”。《張學良口述自傳》出版後，洛陽紙貴，於是極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 “喪權辱國”。
孫：這三個協定是暫時性的停戰協定，是處置緊急事件的方法，與外交無關。冀察政務委員會直屬於國民政府管轄，從該會成立至七•七抗戰爆發，北平完全受命於南京國民政府。倘周某所述這三個協定導致“半壁江山淪入日寇手中”，那麼還會有以後的“張北事件”“香河事件”“豐台事件”以及蘆溝橋事變的發生嗎？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這五年零九個多月的時間，是蔣介石一生對祖國最有貢獻的一段時間 ——聘用德國顧問，將陸軍典範令修訂公布，任用俞大維使步兵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之軍械彈藥自足；空軍擴充至飛機六百架；又積極督導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粵漢與浙贛兩線。共軍西竄後，中央軍因進剿而將力量推移至雲南、四川、貴州三省，使之成為抗戰後期之大後方；又改革幣制、推行法幣、白銀國有、實施兵役法，才為全民抗戰打下堅實基礎。”當時國家政令不能統一，在中央有寧粵分裂，胡漢民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個軍閥割據自雄，諸如山東韓復渠、四川劉文輝、貴州周西城、甘肅馬家軍、新疆金樹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贛湘鄂皖等省建立蘇維埃政權，用盡方法制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鄉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且將有產者捆綁，游街示眾，濫用私刑，殺人無數，甚至連中共高層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殺害。試問當前線官兵聞悉鄉間的父老兄弟慘被清算鬥爭、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燒財物沒收，他們怎能安心投入抗戰？所以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是正確的。以上三項協定的簽訂只是個苦肉緩兵計而已。
胡：是啊，兩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時，聽到華南師大歷史系左雙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後南京國民政府一味忍讓，是為了爭取國際同情，“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之下，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面對日本那樣凶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麼天才豪傑，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只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只有經過煉獄般的磨煉，才有可能重獲生機……如果是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系，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盡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軍事沖突，不給無事還要生事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也是無可厚非的……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釜沉舟，在準備很不充份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於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見，香港的極左派土共，其見識落後於他們的大陸同行整整半個世紀！他們腦海中仍舊充滿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餿主意。
竄改歷史者愧對為國捐軀的數百萬官兵
孫：蔣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撥離間我們的師生關系。他說一•二八的總決策是不抵抗，事實上九•一八事變之初，蔣公就計劃在淞滬抵御日軍，九月廿二日他復電淞滬衛戍司令熊式輝：“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十月六日，日艦大舉來滬，蔣公電示上海市長張群：“俟其進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變發生時，十九路軍是奉蔣公命令奮起應戰的。現在大陸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戰全部歸功於十九路軍，其實中央軍第五軍與軍校教導總隊防守江灣，承受的壓力遠較左翼十九路軍沉重，我率領的二五九旅單獨在婁塘鎮、朱家橋一帶狙擊日軍第十一師團，以久戰之兵抗新銳之敵，且日寇兵力數倍於我，我旅官兵傷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護國軍安全撤退。然而蔣委員長訓令第五軍，要把一切戰功記在十九路軍的賬上，這種功成不居的作法是為了提高非嫡系部隊的士氣。誰知大陸變色後，陳銘樞、蔣光鼐等將淞滬抗戰功勞竊為十九路軍獨有，甚無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後者文革時被紅衛兵批鬥致死，是為老天有眼。周某所言“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須受抗命處分”系抄襲自《政協文史資料選輯》中蔣光鼐、蔡廷鍇所著〈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然而《蔡廷鍇自傳》無此敘述，且十九路軍本有十八個團，連同配屬指揮之稅警三個團、憲兵兩個團，共有廿三個團，絕非十六個團；還有，當時有權調動部隊的是軍委會與參謀總長，絕非軍政部，可見那篇所謂回憶是旁人閉門造車之作。周文又說中央“按兵不動”“援兵不繼”又是欺人之談。淞滬戰況緊急時，蔣公急電第一師胡宗南、第七師王均增援，惟長江被日海空軍封鎖，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蔣公在江西剿共前線抽調第十師衛立煌、第八十三師蔣伏生部入浙增援；蔣鼎文之第九師因共軍跟蹤追擊，由贛沿閩邊入浙，且戰且走，及至開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反觀中共，在淞滬抗戰時發布〈上海事件鬥爭綱領〉，號召國軍“士兵、巡捕、警察倒轉槍來向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瞄準……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以“武裝擁護蘇聯”，這究竟是抗日還是賣國呢？
淞滬停戰是在英美法三國領事與國聯調停下達成的，當時以中國的國防力量而言，未具與日本繼續纏戰之實力，而日軍各師團則可以源源不絕登陸，何況我們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蘇維埃政權，所以停戰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國不曾戰敗，日本不曾戰勝，雙方互不賠償。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國官兵傷亡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軍傷亡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這也正說明了一個沒有準備的弱國，在遇到強敵時，究竟先跟敵人虛與委蛇好呢？還是立即宣戰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為歪纏的是稱國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戰，故八年抗戰應叫做“三年零八個月的抗戰”雲雲。事實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蔣公親自部署長城抗戰與濼東戰鬥，投入卅六個師的兵力，喇嘛河之繆－流、冷口之黃光華、喜峰口之馮治安大刀隊、羅文峪之劉汝明、界嶺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關麟徵徐庭瑤、南天門之黃傑，皆以血肉之軀同日寇之飛機坦克重炮作殊死戰，經月苦鬥，傷亡逾六萬五千人，倘若這些為國捐軀的官兵都不是抗戰，我想他們在黃泉之下都不會暝目的。另一例子是韓戰，雙方共投入四百多萬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萬傷亡，系二戰結束後最為慘烈之一場局部戰爭，然而交戰雙方均未向對方正式宣戰，那又如何解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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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8 23: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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