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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研讨会-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
【编者的话】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的华人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5月28日和29日，来自世界各地近50位中外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专家学者，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召开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纪念“六四” 二十二周年》大型研讨会，探讨中国民主之路。这是一次中国民主革命力量的大聚会。
会议由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柏桥主持。在会上发表演讲的有：辛灏年、封从德、熊焱、黄翔、赵岩、羊子、刘国凯、李大勇、易蓉、韩连潮、刘国华、郭保胜、孙云、卞和祥、叶宁、李凤智、张凯臣、李勇、伍凡、 Greg Autry、John Kusumi、孔令熙、唐柏桥等知名人士，还有远道而来的缅甸民主勇士Tim Aye-Hardy和Nay Tin Myint。演讲的内容丰富多彩，我们将选登部分发言。
辛灏年:批判保共改良 完成辛亥革命
主持人：中国的民主革命或者叫国民革命实际上已经一百年了，所以刚才你讲坚持了一百年了，我觉的讲的是非常对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还是非常幸运的，是因为这个一百年，就要开花结果了。所以我们这一代应该是要来完成国民革命的了。对于“国民革命”的概念，还有争“谁是新中国”，这个概念上的厘清，大家都知道，辛灏年教授是作了最基础、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工作。而且辛老师，我想这里有很多演讲高手，但是辛老师可能是更高的高手。现在就请辛老师上来（鼓掌） 。
辛灏年：我今天真的是挺激动，内心里面的冲动不断，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在问着自己，“今天，我究竟该讲什么？”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多朋友听过我讲演，或看到过我讲演，他们不知道我在背后花过很多的功夫，付出过许多的汗水和心血。可是，这一次我是真没有打算讲话。当伯桥、从德他们这些年轻的朋友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当你们像我展示这个纪念会的标题时，我的心潮就已经是开始澎湃起来了！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可知道，我盼望这个会已经盼望了整整十七年，十七年了！因为一九九四年我从大陆出来，当时就想着，到了海外，自由了，就可以讲革命了。可是就像我的师母刚才讲的那样，事与愿违……
在我的回忆里面，应该说，八十年代初像我这样的「老三届」，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一个东西，那就是当中国共产党开始推动它那个旨在“长治久安”的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就互相说，或者在心里对自己说：“晚清的洋务运动又开始了！”
一九八九年，当我们那些可爱的学生，北京可爱的市民，和我们中国的许许多多可爱的民众走上街头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已经暗暗的在担忧着：“晚清的戊戌政变可能又要发生了！”果然，一个企图用屠刀来斩断人民革命的君王，和一个企图用改革开放来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君王的下场，都是一样的，甚至连手段和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过程就是“从改良到革命”，或“改良必然诱发革命”。
我刚才说了，我真的没想来讲演，因为在他们要我发言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听吧，我已经讲得太多了，太多了。现在我要听朋友们讲，我盼这个会盼了很久了，今天可是我十七年来的一次最大满足。因为今天是我来海外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在讲革命、讲民主革命、讲推翻共产专制统治的当代中国民主革命，并且要与中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传承起来，就是“继往开来”（鼓掌）。谢谢。
我想告诉大家，我今天只想讲几句感性的话。过去讲理论、讲学术，已经讲得太多了。我今天会比较感性，因为我真地很激动。因为：
一九九四年，当我从中国来到北美洲之后，我看到什么东西在甚嚣尘上呢？什么口号和思想在甚嚣尘上呢？那就是“告别革命”。
但是，在座的朋友一定会记得，八九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之后，或者是从当天的凌晨开始，我们的人民就已经起来革命了！在北京，那些开着车子向天安门撞过去的勇士们，那些敢于挡住坦克车的勇士们，在木樨地——这个共产党开始屠杀的地方，那个端着冲锋枪跳出海军大院，为保护那些正在遭遇屠杀而无以抵抗的少男和少女们，而敢于向自己的戒严部队开枪的海军军官——你们不认识，我认识他，难道还不是“革命”吗？从这个凌晨开始，在中国，飞机不飞了，火车不开了，汽车开不动了，几万、几十万的人民，几乎在全国的所有城市里面，都走到街上去游行了，他们不仅喊出了“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高呼“血债血还”，坚决的要求讨还血债。我本人就是这一天早上凌晨四点钟，和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千多师生们，一起在合肥市的主要大街上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我生平第一次喊出了 “打倒共产党”的口号。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家人问我：你怕不怕？我说：开始很怕。但是等我喊过了，我已经喊出来了，我就不怕了。这是真心话。
从此以后，一直到这个运动被彻底镇压，我这个六四凌晨才参加运动的人，没有放弃过一次上街游行的机会。我感谢今天在座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们，感谢你们，因为是你们从我的后面狠狠的推了我一掌，让我明白了：推翻共产专制统治，鼓吹新的民主革命，并且将它由中国一百年前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即中国国民革命“接轨”，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
我虽然就是为了这个目地才告别家国，来到了海外，就是为了写那样一本书而走到了海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海外听到的，居然全是“告别革命”的声音，接着就是“告别孙文革命”，就是否定辛亥革命，就是污蔑、谩骂孙中山，甚至要“鞭尸孙中山”，污言秽语，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满天下的声音都是“改良”，都是那个所谓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直至将一个正确的口号，推向了不应有的极端，使对的也变成了错的。
在其后的岁月里面，我要感谢我的老师王若望先生，还有师母羊子女士，虽然我在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做着我自己份内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人是需要力量的，是需要安抚的，是需要有人给你鼓励的，特别是在那种令我过于失望和孤独的感觉，一直在压迫着我，甚至种种背景势力，在实际上正在围堵着我的时候，是他们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们告诉我：“尔品，你是对的，我们认为你肯定辛亥革命，证明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新中国，是正确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句话对我的鼓励该有多大。
因为，当我出来传播“辛亥革命是胜利的革命”，由“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的时候，我曾常常被一些搞民主的朋友讥笑为“只有七老八十的国民党残渣馀孽才会听他的”。是王若望先生鼓励了我，而台湾那个国民党却根据 “汇报”，说我是中共派出来的“匪谍”，理由竟然是“一个大陆出来的人怎么会讲中华民国是新中国呢？这一定是匪谍了！”而且这个“匪碟”一当就是十几年。（一笑！）
王若望老师是海外民主阵营最受尊敬的前辈，也是最受我这一代作家尊敬的长辈。他虽是“共产党不要的人”，但却终于成了一位 “坚决不要共产党的人”，并且至死不渝。这是他和海外许多直到今天还在鼓吹“要帮助共产党改良”的人所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无疑是十分及时的和十分重要的。
同样是在那一片“助共改良”和“保共改良”的叫声当中，我交到了一位非常真挚的朋友，那就是今天还坐在中共广东韶关监狱的牢房里，常常遭遇刑事犯们侮辱和毒打的海外真正民运领袖王炳章博士。我记得，我和他交换了自己写的书，我把我的《谁是新中国》送给他，告诉他，我们理应去寻找中国百年民主追求的那一条正确道路；他也把他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这一本书送给了我，告诉我，中国民主革命应该怎样去宣传和发动，还有他的正确方式。可惜的是，没有多久，他就在越南被中共绑架回国，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竟被中共将他与普通的刑事犯们关押在一起……。
我心里很难过，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更大的勇气来为他做点什么。但是我看着非常安静的海外，却非常非常地叫我伤心。我一直想，他曾经为多少在国内做共产党牢的朋友们奔走呼号过，可是今天的海外，怎么营救他的声音竟然是如此地微弱？甚至……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志在中国民主革命，志在推翻共产专制统治的杰出民主革命领袖，竟然如此地缺少那一点应有的温情呢？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是第一次冒着必将来到的“明枪暗箭”，站出来为他在美国讲了四场讲演。为什么？因为他才代表了自辛亥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应有方向。今天中国大陆的现状，证明王炳章博士的立场没有错；今天大陆人民对共产党的痛苦反抗，证明王炳章所倡导的民主革命没有错？错的是谁？有罪的是谁？错的是那些至今还在做着“保共改良”大梦的朋友们，有罪的是那个专制统治者。我无意批评任何朋友，我知道海外有多艰难。但是象王炳章这样一位比任何人都要更加艰难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讲中国民主革命的时候，切切不可将他忘却，如果这样，实在是不应该。所以。在我的内心里，在这十几年的海外岁月当中，是王若望先生和王炳章博士，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真的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鼓励了我，坚定了我，让我能在学术上继续地去研究这个问题，继续地保有这样一个正确的立场。
当然，我承认，当“否定辛亥革命”已经成为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的真正杀手锏的时候，孙中山又被送上了祭台，辛亥革命又被送上了祭台。否定孙文，否定革命，否定辛亥革命志士们的历史功勋，甚至要把辛亥革命成果的阴险篡夺者，使辛亥革命遭遇了巨大挫折，特别是一手制造了辛亥之后巨大历史混乱的袁世凯，说成是“才造就了辛亥革命成功”的伟人，更有一些朋友，甚至在海内外公开宣扬说：“没有袁世凯，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说这些话的朋友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他们忘记了一些起码的历史常识，那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就派袁世凯，袁世凯就派他的北洋军队去扑灭武昌起义，去专打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著名的“阳夏之战”，就是历史的明证。所以，第一个镇压武昌起义的就是袁世凯，第一个仿照王朝历史上趁机逼迫“孤儿寡母”退位、阴谋取而代之的就是袁世凯，第一个窃夺辛亥革命成果的“窃国大盗”就是袁世凯，第一个在辛亥之后制造了巨大混乱和长期混乱的还是袁世凯以及他的北洋军人们。大家想一想，袁世凯是什么人？满清王朝的大改良派嘛！他的军队就是满清王朝的一只改良军队。正是他们，才制造了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十馀年的军阀混战嘛！
共产党从来就用的是双重手段即“革命的两手”，一方面要标榜自己是辛亥革命的继承人，以此来劫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则拼命地在海内外诋毁污蔑辛亥革命和孙文对这场革命的领导，歪曲他的性质，污蔑他的成果，和人民对这场革命应有的继承。而他又是运用怎样的手段，来企图达到目的的呢？一句话，就是需要时，也就是革命风潮大涨时，就让一些人鼓吹“改良”，就装出了要改良的样子，意在扑灭革命。在满清的时代，为了保满清，前有“保皇改良”，后又“立宪改良”，他们都是拼命地反对革命。可是康梁的保皇改良，在海外折腾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烟消云散了；立宪改良从一九零二年正式扯起旗号，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创建，也不过就折腾了八年，就因为满清的“假立宪和真拒绝”，激怒了人民，于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保清改良”也就痛苦地走向了末路。
但是，从中共的戊戌变法——1989年屠城算起，“保共改良”在海外已经整整折腾了二十二年！连歌唱“胡温新政”都已经唱了七八年了，特别是在共产党的策划和各种背景势力的支持下，“保共改良”的思想和行为，几乎整整统治了海外民主阵营二十来年。这实在是当代中国的悲剧。当然，一百年前的保清改良和当代的保共改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疯狂地诋毁革命。而革命与满清虽然每战每败，可是，正如拿破仑所说，谁打赢了最后的一战，谁才是成功者，哪怕你打赢九十九次。所以，辛亥革命一旦成功，民主革命便打赢了当时的最后一仗，连改良派都立即参加或投机了革命，甚至自称是革命派了。我相信，今天和今后还会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要继承辛亥革命，并且要发动当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需要在思想上批判“保共改良”。如果我们不能够批判甚嚣尘上了三十年的“保共改良”，我们何以去在思想上发动当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因为三十年来，不论是八十年代初中共旨在“长治久安”的改革开放，还是八九年中共为维护他的专制统治而残酷镇压学生运动，还是眼下中共依然在毫不留情地镇压着国内所有敢于抗争的人士们，共产党一贯的目的，其实就是一个“保”字当头嘛！保什么呢？保命嘛，保权嘛，保钱嘛，保住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嘛！只有在这个 “保”字的前提下，它才可以接受不会撼动它根本统治的专制改良方法，就是能够“保住专制”的改良方法，而不是有可能伤害他专制的改良方法。一但任何改良的方法有可能撼动它的统治，甚至只是影响它的统治，它都会断然拒绝，并且出手十分地残酷。虽然改良派始终对他“有情”，但共产党对改良派却只有“利用”、从来“无义”。
我也正是在海外的这十几年当中，在对这个问题的亲身感受当中，懂得了什么是改良，什么才是革命，什么是专制改良，什么是民主革命。我没有想到，继王若望先生、王炳章博士之后，大约自二、三年前开始，我忽然感到海外的改良“板块”，这个有着各种国际势力和台湾两党势力渗透，甚至有共产党势力操控的强大“改良板块”，开始松动起来了……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自己的e-mail里面，发现了唐伯乔的文章，发现了三妹（刘晓东）的文章，发现了杨逢时、刘刚、李大勇、熊焰等许多人的文章。我忽然感觉到，民主革命的思想，民主革命的追求，开始在天安门那一代人当中，萌芽了，成长了。虽然他们今天的力量还不大，可是二、三年来，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地在讴歌当代的荆轲——杨佳；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地在批判着那个什么宪章，因为这个要“助共改良”和跪求“党主宪政”的宪章，正在急切地要帮助共产党将“杨佳杀警”所引领的民间革命风潮压迫下去；我看见他们在那个如同“大戏”一般的国际“颁奖”事件上，他们是如何的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既承认它的客观民主效应，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不过是共产党和保共改良派们要“借用国际势力来压迫和消解中国的民主革命风潮”而已。
我感到我从未有过的高兴和兴奋。做为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一个已经“丢了六十、往七十爬”的老人，我还能做什么？我曾经跟他们说过，我就是“高兴”两个字。为什么高兴？因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王炳章博士那本书的书名，今天终于在“天安门一代”的一些有觉悟的朋友当中，开始得到了回应；民主革命的前途也终于在他们的脚下，向前铺展开来，开始涌动起“革命批判改良”——就是用“民主革命”的思想去批判 “保共改良”思想的新动向。因此，海外民主革命的思想，将不可避免的要与国内民主革命的风潮相结合，从而推动国内人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
这就是我应邀来参加这个会之前所想到的；也是我这几年来，很深的也很痛苦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要谢谢在座的朋友们，谢谢伯乔、崇德、赵岩、熊焰等在座的朋友们，谢谢今天才刚刚认识的许多朋友们，特别是正在推动中国苿莉花革命的朋友，八零后的年轻朋友们。你们总算跟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历史接缘了，接续了，接轨了！你们总于迈出了人民希望你们迈出的那一步。哪一步？“批判保共改良、号召民主革命”。就是这一步，也是第一步。
我最后还想讲几句话。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发动的革命，总称叫中国国民革命，其中包括三个革命。第一个革命是民族革命，志在“外反列强之欺凌和瓜分，内反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 （不是满人专制统治），第二个革命是民权革命，志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伸张民权，因为民权是天赋的，是人与生俱有的。第三个革命叫民生革命，就是反对满清的腐败，消灭满清的腐败，使中国能通过革命——一场“变制”的革命，而不是“杀人放火”的共产革命，来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发展我们人民的民生幸福。
今天，当我们也讲到当代的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存在着民族的、民权的、民生的三大革命内容呢？当然！虽然时移事迁，但是“萧条时代”还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今天的第一个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因为一家外国的坏思想用刺刀在中国统治了六十二年，谁要是反对这个外国的坏思想，甚至是给他的“主义”作了另外一种解释——哪怕是“拍马屁”式的解释甚至吹捧，谁就要在他的屠刀下遭遇批判、斗争、坐牢、丧生直至家破人亡的命运。在中国，该有多少人死在“马列”的屠刀之下？纵观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四千年历史，那一家外国思想曾对中华民族进行过如此长期残酷的统治呢？没有！所以，今天中国的民族革命，就是“驱除马列，恢复中华”。这还是一场思想革命，一场必须完成的思想革命。这场思想革命将会在“清除马列”的过程当中，回到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近代世界的进步文化的怀抱里去。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认识到了，并且正在做。但是，还有很多朋友还远没有认识，甚至还在马列的血腥泥淖里挣扎。
今天的第二个革命，也是民权革命。刚才赵岩先生讲的很好，光是“维权”是不行的。我认为，必须要把维权推升到“维护民权、反对专权”的高度，也就是“民权革命”的高度。只要你还想专权下去，还想压迫我们的民权，剥夺我们的民权，我们就要为了讨还民权，把你的专权推翻，这就是今天的“民权革命”，也是当代中国国民革命的核心和杠杆。
今天的第三个革命——民生革命，比晚清的民生革命还要深刻和广泛。因为共产党真的比晚清更专制、更腐败、更黑暗。而今天的民生革命，就是推倒腐败、消灭腐败、还我人民的民生！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当代中国的民主革命、或曰“当代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样拥有这样三大内容的话，那么简单地说，她的内容就是：“驱除马列，还我中华；推倒专制，还我民权；消灭腐败，还我民生。”如此，我们当代的中国国民革命，还愁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援、响应、参加，甚至由他们来成为这场伟大革命的真正主力军吗？
我觉得韩连潮先生今天讲演的时候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他说要“继承辛亥革命志士的新侠义精神”。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做一个好人，我们还要做一个有侠义心肠的好人；我们只要有了侠义的心肠，才能够有“济苍生”的雄心壮志；我们才能够有胆量、有雄心去继承我们的辛亥革命，发动当代中国的国民革命，才能真正地走上革命之途，完成走向共和的使命。虽然我已经老了，可是我的心仍然希望自己能够在“辛亥革命的新侠义精神”的鼓舞下，跟在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后面，为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走得更快一些、更猛一些、更远一些，为和大家一起 “完成辛亥革命”而艰难奋斗下去。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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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8 23: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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