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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痛斥梁漱溟
原文作者 换汤不换药 于 2013-12-1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生於北京，系出元室梁王系，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廣西桂林。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
梁漱溟在二十世紀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在晚年，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西方功利主义、佛学、儒学。《究元抉疑论》为其早年研究佛学的成果之一，其后他关于唯识的研究在论著《唯识述意》中有了更加详细和有力的论述。在被蔡元培先生聘请为北大哲学教授之后，基于当时北大作为中国各种文化和思潮的论战中心，他开始发起了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他透過审视東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其成果在当时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这本论著也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执政前毛泽东在延安曾经8次与梁漱溟长谈中国的民主与乡村村建设。
1950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去接梁漱溟。进入院门，梁漱溟见毛泽东已经站在院里迎接自己了。毛泽东把梁漱溟让进会客室，寒暄后，即直言道：“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愿与各民主党派、各位社会贤达共同治理国家，梁先生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希望梁先生知无不言。”梁先生说：“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他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
毛泽东建议梁漱溟到南方农村去看一看，实际上是想请梁漱溟从一个民主党派人士的角度，看一看共产党搞的土地改革有没有问题。梁漱溟返京后的第4天，毛泽东即派车从颐和园接梁漱溟到中南海。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1953年9月8日，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日上午分别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后，梁漱溟就《人民日报》开辟读者来信栏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说：“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9日下午，因为言犹未尽，临散会时，周总理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在离开会场时，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请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没有半点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好！我明天上大会发言。”
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发言。他在发言中讲了三点意见：一、由于政府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二、由于完成政府的计划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我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成问题，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盛行。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三、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几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质量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发言中所讲的第三条意见。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那自相矛盾的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在梁漱溟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听到毛泽东批评自己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有些不服气。他想：我是拥护总路线的，何曾反对过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中共中央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否定总路线的意思，更不想损害工农联盟。梁漱溟是个倔强之人，他想声明自己的看法，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的大意是说：我不反对总路线，没有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你误会了，希望解除误会。他想在会上就交给毛泽东。但他的信还没写完，就散会了，他也就无法在这次会议上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了。回家后，他接着把信写完。信中的大意是说：我不反对总路线，没有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你误会了，希望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继续开会。梁漱溟准时出席。他见毛泽东步入会场，就站起来，直接走到毛泽东面前，将昨天晚上写好的信当面交给毛泽东。当天晚上中央招待大家看京剧。毛泽东约他当晚在怀仁堂京剧开演之前在休息室里谈话。京剧开演前20分钟，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准时到了休息室。二人见面仍然很客气。梁漱溟主要是解释自己的讲话不是反对总路线的。毛泽东则说：“你的话是与总路线不同的。”二人意见不同。毛泽东朝着梁漱溟吼道：”你就是反对总路线，你就是反对总路线！“话不投机，谈话不欢而散。
9月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梁漱溟讲完后，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只是沉默，没有人在会上批评梁漱溟。
9月17日继续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对梁漱溟进行了批评。但梁漱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9月18日的会上，梁漱溟要求发言。会议也允许他发言。他在发言中说：“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梁漱溟在会上讲的时侯，台下很多人则不让梁漱溟讲下去。有的人对梁漱溟批得很厉害，甚至说他一贯反动，群情激愤很多人高喊：“梁漱溟滚下台，不听反动分子讲话，梁漱溟反对毛主席。”梁漱溟请求毛主席要有听真话的雅量。毛泽东说：“让你当政协委员的雅量还是有的。”梁漱溟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当不当无所谓。” 毛泽东说：“如果你认为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另说了。” 毛泽东说：“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这个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由于不准他讲话他只好怏怏的走下台来。
毛泽东批評說：「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后来这一段独断专行，任意歪曲梁漱溟本意的霸道行为被官煤不断创新成了“冒犯毛泽东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实意地检讨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丝毫的做作。”
此次事件中，梁漱溟仅仅是反映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而已，各位同人一哄而上的批判并未直接针对梁漱溟发言的实质和事实，而是讲梁某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2013年仍然很苦）被毛泽东和追随者痛斥。以后，此类事情不断严重加剧，更出现了反右，搞掉彭德怀，四清，文革搞掉刘少奇，搞掉林彪，批周公，批林批孔等等一系列国家的悲剧。
换汤不换药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毛泽东：蒋委员长万岁！
1938年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以党主席身份作报告。毛泽东说：“如果没有中国国民党的态度转变，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过，中国国民党先后出现了两位伟大领袖：即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
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就是民主制度的意思
1957至1958年，大搞自己津津乐道的“隐蛇出洞”、“五七阳谋”，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毫不讳言“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并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不过坑了四五百个儒生，我们打了几十万。他本人的原话为：“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1958、5、8）
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反右倾，伤及380万人”（李锐《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打击党外不同意见，叫反右派；打击党内不同意见，叫反右倾。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前叫“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毛泽东本人的话为：“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让我操回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９、２４，《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8月版，第４３５页。）
1955年，打击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审查2100人，逮捕92人，隔离72人。正式确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绝大多数人在铁窗里度过了冤案岁月。1980年彻底平反。
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开成对梁漱溟的斗争会，当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专断地斥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并要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明确点明“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协商制度，所谓的“多党合作”。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有大破坏，有大建设，可惜此建设是瞎建设，是名为建设实为破坏的建设，是为狂热盖过理性，有戕害而无裨益。
1） 毛泽东并未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基础之上的，甚至以今日美国之经济实力尚且未有建设之可能与必要。在193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里他谈到：“早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时他还认识到中国并不能全面公有化，至少要经历一段时期经济的发展，但他建国之后，立即展开所谓的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8年8月盲目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同时狂热地鼓吹“大跃进”，直接导致全国3000至4000万农民活活饿死。马克思学说只是一个理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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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4 07: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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