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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诚毅 于 2013-12-27 13:53 编辑
红朝“大外宣”的样本 ― 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
作者:徐沛
从2004年起，大陆官方投入巨资在世界各国开办“孔子学院”，搞各种“国际公关战略”，落实“大外宣”计划，意在“争夺国际话语权”。这些举措再次证明，操控舆论，粉饰太平，仍然是中共维持政权的基本手段。“大外宣”计划的海外参与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均未公开讲述幕后细节，而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至今是唯一曝光的实例。因此，记录和介绍这一事件，有助于人们了解北京政权如何通过“利益牵引”，让民主国家的公法媒体比如德国之声，放弃媒体的基本价值信念，自动沦为中共的外宣阵地。笔者身居德国，亲历全球瞩目的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在与《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与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的交谈中，笔者才意识到“丹红门”事件的独特和意义。在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下，笔者三易其稿，才得以完成下列版本，为的是承上启下，承担流亡作家的社会责任。
一、德国之声“丹红门”事件的背景
首先介绍德国之声及事件主角张丹红。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名为Deutsche Welle，通用译名为德国之声。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对峙的冷战中，德国之声于1953年在科隆开播。冷战时期，该台用短波突破了共产铁幕，为被剥夺了自由的民众开启了一扇“自由之窗”。该台中文组创办于1965年。
张丹红，女，生长于北京，与“文革”同龄，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1982级学生。在校时加入中共党组织，1988年到科隆留学，1990年中断学业进入德国之声中文组工作。2004年被提拔为德国之声中文组副组长。在过去20年里，该节目逐渐由与张丹红类似的工作人员主导。他们的来历尤其是意识形态，导致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不仅未能成为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大陆民众的“自由之窗”，而且还沦为“中共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节目被红色渗透，除了制作人自身携带的中共“党文化”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政治环境。自从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担任德国总理后，和施同属社会民主党的拜特曼（Erik Bettermann）于2001年出任德国之声台长。德国社民党与共产党同根，从而有红党之称，拜特曼还属左倾的“1968年人”，1970年代就到过红色中国，至今仍念念不忘他参观过的大寨，以保留毛语录为荣。拜特曼当上台长后，在张丹红等人的大力协助下，2004年去大陆签署了与3家大陆电台合作的备忘录。
导致张丹红与德国之声中文组组长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双双“翻船”的“丹红门”事件，起源于张丹红2008年5至8月在三个德国媒体的发言。从2008年3月北京政府在世界各地传递奥运火炬的活动开始后，西藏民众与中共的矛盾成为国际人权组织及传媒关注的焦点，德国社会各界就德国是否应该参与北京奥运展开了激烈争论。张丹红借德国之声中文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一切场合为中共的暴政诡辩，发表了一系列违背普世价值的红色言论。比如针对中共严格控制网路言论，她声称：“有些网站是被关闭的，如‘自由西藏’、法轮功网站。但是德国也关闭一些诸如儿童色情网和新纳粹的网站”。
张丹红供职于西方媒体，居然把中共剥夺民众知情权的践踏人权之举，与西方社会保护儿童及防止纳粹复活的管理措施混为一谈。这类言论与她引用的谬论“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对实现《人权宣言》的第三条作的贡献都要大，因为中国成功地把4亿人从绝对贫困中解脱”通过媒体一传播，立即引发公愤。
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则表现出严重的亲共倾向。比如大肆宣传北京奥运，无视中共以奥运为名的各种侵权行径，包括暴力拆迁带给百姓的严重伤害，把高智晟等因揭露真相而被捕等热门新闻冷处理，等等。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早就被红色渗透，也有华人发现，但没引起德国社会关注。
张丹红的发言在德国社会引起反弹后，笔者才开始关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及相关批评并用德文向德国社会传达。德国之声的姊妹电台――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的一名记者也在深入调查之后写了一篇报道，表示“不必是异议人士也能看出：德国之声中文组的新闻报导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宣传的腔调”。
就是说，张丹红为了力挺北京奥运，导致德国人包括笔者发现德国之声存在进出口中宣部论调的“丹红门”。
2、 “丹红门”的社会温床
自1978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人才可能象1949以前一样出国留学。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之后，美欧各国出于人道主义，为十几万大陆留学生与学者及其亲属发放了被称为“六四血卡”的政治难民证，这批人因此得到了在民主国家安居乐业的机会。负责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朱尔宁就算“六四血卡”的持有者。遗憾的是，不少“六四血卡”的持有者不仅忘记了倒在坦克和子弹下的“六四”屠杀受难者，而且对被中共以暴徒之名判刑（包括死刑）的同胞也缺乏同情。还有一些人则象张丹红一样，沦为北京政府的对外宣传者。是谓见利忘义！
共产党独占了中国的一切，从签证的发放，回国探亲的机会，到与大陆各种机构合作的可能。为了不失去这些眼前利益，不只是华人，凡是与大陆有联系的外国人，比如驻华记者和汉学、藏学等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大多谨言慎行，自我“阉割”。一名驻华记者如果被拒发签证，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份优渥的工作；一位中国问题研究者如果不能到大陆调查获得资料，就得不到学术资助，久而久之便无法保持其行内地位。原德国波鸿大学的汉学教授马汉茂（Helmut Martin）在“六四”屠杀后，批评了中共的暴行，从此得不到去大陆的签证，终至忧郁自杀。受到大陆当局欢迎的都是德国左派，比如杜伊斯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黑伯勒（Thomas Heberer）。黑伯勒从1970年代就主动拥抱北京政府，离异后，娶了一位自诩出身高干的大陆人为妻，自愿在德国配合北京的宣传口径。
在北京的利益诱饵之下，外国政界与商界人物也乐于卑躬屈膝。原德国社民党党魁施密特（Helmut Schmidt）是典型。施密特是最早接近红色中国的德国政客，他还在中共因“六四”屠杀遭到各国谴责之时，首先赶到北京示好，所以，被中共赞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德国各大媒体当中，施密特作出版人之一的德国《时代》周报对大陆的报道颜色最红。施密特自己则惯于混淆中国与中共，为邓小平洗刷“六四屠夫”的罪名。2006年，他还以近90岁的高龄，接受弗兰克·泽伦（Frank Sieren）的采访，出版了题为《邻居中国》的对话录，这本书竭尽能事渲染北京的成就，希望读者象他一样臣服于中共，接受中共特色。他的合作者泽伦从1990年代就进驻北京，尽管他不懂中文，但在红色中国如鱼得水。在与施密特合作后，泽伦还成为《时代》周报驻华记者。他与另一位记者花久志（Georg Blume）都接受并力挺中共特色。为了替北京政府排危解难，花久志还在北京奥运受到质疑时，出版《中国不是邪恶帝国》，反驳中共实行的是“反自由的资本主义”，力图用中国人民、中国文化来掩盖中共暴行。施密特、泽伦和花久志等人不仅在德国为中共代言，用红色渗透舆论，还通过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把红色言论包装成“德国舆论的主流”，返销大陆。德国之声对他们的专访只要一出现，立刻被中共喉舌转载。下面只是两例：
“德国前总理:西方错看中国 中国将遵循自己道路”（ 2008年06月12日，来源：中国新闻社）
德国之声：“中国不是罪恶之国”（2008年06月25日09:53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二、针对“丹红门”的交锋
围绕“丹红门”，民主力量与红色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争论双方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德国社会，参与者有德国各界人士。双方机会均等，都有媒体报道，批评之声占绝对上锋，这场交锋再次表明民主社会自由媒体的价值准则，对德国各界都具有警示作用。另一个阵地是中文世界，一边是由中共操控的海内外中文媒体，对阵者主要是中共的喉舌――新华社及红旗下的《国际先驱导报》与《环球时报》的记者；另一边是海内外独立华人。中文世界的争论主要是由力挺张丹红的中共喉舌自说自话，形成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而批评者的文章只能见之于海外少数中文媒体及参与者的个人网页，因此大多数读者、特别是大陆读者无法完整了解相关情况，容易被误导，但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不会相信中共的宣传。
流亡海外的中国精英在“丹红门”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非如新华社所宣传的那样“是充满敌意与恶意的”。批评者（包括笔者）与德国之声中文组都有联系，也向他们提过建议和意见，可惜从未被采纳。张丹红在各种场合为中共的暴政辩护后，引起德国社会的公愤后，我们的批评才得到重视，但台长拜特曼（Erik Bettermann）对我们态度恶劣，以致给率先撰文批评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王容芬造成“我岂能与异见人士对话”的印象！再加上中共媒体力挺张丹红，诋毁批评者包括笔者，于是，德国之声的问题才演变成一个国际话题。
从事件的演变来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2008年5月至12月1日为第一阶段，以《科隆城市导报》（Kölner Stadt-Anzeiger）播报张丹红言论开始，张丹红的工作被暂停，在德国之声台长的袒护下旋而复职。第二阶段：2008年12月4日至2009年2月6日德国之声邀请各方人士参加座谈会，在此期间，冯海音、张丹红去职，中文组主管空缺。
1、第一阶段：德国之声对张丹红的袒护
2008年5月，《科隆城市导报》播报了一场有张丹红参与的辩论，主题是北京奥运前夕的中国人权状况。通过这一节目，我惊悉出自张丹红之口的中宣部“主旋律”后，曾邀约她交流看法，但遭到拒绝。于是，我给她的顶头上司冯海音打去电话，希望他告诫张丹红。不料冯海音丝毫不觉得张丹红的言论有何不妥，反而为其辩护。之后我便在5月底的一次德文演讲中驳斥了张丹红的相关言论。
7月，德国电视二台（ZDF）举办了一场以“为市场和奖牌而战－－害怕中国的新权力？”为主题的座谈，张丹红与会，继续散播同样的论调。有观众发来节目的录像，笔者观看后，先给德国之声台长发去抗议电邮，然后发表“德国媒体如何被红色渗透”予以揭露。
8月4日，《德国广播电台》举办了“在五环下的权力游戏？――奥运2008在北京”的讨论，张丹红又一次大搞奥运宣传秀，这一次连主持人也忍不住直接反驳了她。5天后，德国的新闻周刊《焦点》发表对张丹红的批评，标题为“德国之声专家歌颂中共”。随后，《柏林日报》8月20日也发表了评论“对共产党的歌颂”。
此后笔者才收到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负责人的答复，告知张丹红已被停职。此信为德国之声答复批评者的标准函，多家报社与多位人士均收到，《柏林日报》将此信称之为“相当于通告”。德国之声不忘在这一“通告”中袒护张丹红：“从多年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张女士无一例外地认可德国之声所有的价值准则，并模范地体现在她每天的记者工作中”。10天后，德国之声在其中文网上刊载的“德国之声关于张丹红讨论的通告”更是含糊其词，竭力淡化她的渎职，宣称“在她接受的为数不少的媒体访谈中，有一次她的一些表述和德国之声所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也包含为民主，自由和人权伸张的内容。”
9月16日，以仲维光、还学文夫妇为首的8位旅德华人共同致信德国议会，要求调查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亲共倾向。他们提出“有中共党员身份的记者是否能遵从德国之声捍卫自由与人权的宗旨报导中国的问题”。
紧接着也有德国知识人的团体致信德国议会，对德国之声提出批评。其中“联邦共和国作家圈”要求德国之声在报道中遵循普世价值，并表示，专制政权如共产中国都知道，它们自己的媒体失去了公信力，所以它们总是努力从国外输入相应的宣传；德国之声必须防止“再进口专制宣传”和“出卖中共的反对派”。对此中国《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刘华新”的报道“德作家联名要求议会审查‘极权国家’报道”加以扭曲。
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文学和政治的平台是一个由近六十位作家、艺术家、人文科学家和评论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组成的独立知识人组织。成员的共同点是反极权，认可“民主与人道象自由与责任一样不可分离。”请参考http://www.autorenkreis-bundesrepublik.de/
10月9日，以黑伯勒和朱尔宁的丈夫迈耶尔（Thomas Meyer）为首的德国左派发表公开信为张丹红鸣不平。“刘华新”立即以“49位欧洲名人力挺张丹红，反对清洗德国之声中文组”为题从旁呼应。这49位签名者中自然少不了花久志和泽伦。德国媒体也作了报道，有的指出，签名者中《德国之声》中文网负责人朱尔宁的丈夫赫然在列。本来是绿色，但涉及大陆的报道多为紫色的德国《日报》（Tageszeitung）则透露此信的发起人是黑伯勒。
德国之声的袒护及大陆媒体对张丹红的力挺，让德国各大媒体捕捉到了异常线索，他们陆续开始报道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其中《明镜》周刊网络版于9月19日发表题为“针对德国媒体的宣传――‘重现纳粹幽灵’”。《明镜》周刊网络版从此开始报道德国之声丹红门。除提到的这篇外，其网上档案馆显示还有三篇报道。
笔者从2002年大陆回到德国后，就在与中共在德国的代言人唱对台戏，抵制他们的红色言论，这次从一开始笔者就致力于把华人对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批评介绍给德国社会，并发表“听从呼唤的泽伦”等文章披露黑伯勒、泽伦等人与中共及其媒体的密切关系。德国红色代言人为了支持张丹红，也采取中共的手法，抹黑对手，颠倒是非，把张丹红打扮成受害者，好在我们也有发言权，所以，德国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是非。
还学文于10月12日发表“回应49位有色欧洲学者”，斥责他们“竟然堕落到中国政府与国安宣传机器如新华、凯风、亮剑网的地步，把法轮功当恶意标签贴，作栽赃、污蔑的手段，归顺到一个专制政权的旗下……”。
以旅德华人月报《欧华导报》主编钱跃君为首的5位华人发表致德国议会的德文公开信，用事实驳斥黑伯勒等人善恶不辨，“不敢谴责共产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
《柏林日报》于10月21号发表报道“给宣传机器的火药”，介绍针锋相对的公开信比如“请向权力说真话”。 该报道写到，中共反对派对德国的汉学者说，“我们深感遗憾，你们没有秉承德国深厚的人文传统，也没有间接受到汉文化里志士仁人的熏染。”
在拜特曼的大力偏袒下，张丹红于10月22日恢复采访工作。她立即采访有“亲共专家”之称的桑德施耐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上演“共产主义的中国起了支撑资本主义的西方的作用”的“二重唱”。对于张丹红的复出，北京视为对西方的政治胜利，对德国之声这篇报道不仅马上转载，还发表至少两篇宣传报道：“德国之声中文组华人记者张丹红恢复采访工作”（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24日）以及“德国华人记者张丹红复出始末，49位欧洲名人力挺”（国际在线，2008年10月29日）。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阶段不显眼、却在第二阶段导致冯海音与张丹红去职的关键，即《法兰克福汇报》于11月3日发表的对流亡美国的经济学家何清涟的专访“德国之声意欲何为？” 这篇专访透露了两个要点：一、2005年德国之声曾邀请何清涟作该台的专栏作家，但后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干预下，由张丹红出面中断了与何清涟的合作；二、在“丹红门”事件发生后，中文组组长冯海音于10月7日出面邀约何清涟写稿，遭到拒绝。何清涟表示，她不愿意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在德国之声中文组的政治倾向被批评质疑之际，用自己的信誉为德国之声背书。 正是这篇报道引发后来冯海音与张丹红双双“翻船”。《法兰克福汇报》在9月26日至12月12日间共发表五篇就德国之声丹红门的报道。
尽管张丹红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因亲共媚共引发了大规模声讨，连离休的中共高官胡绩伟、李锐和李普等都签署了“关于德国之声争议的68人领衔联署公开信”，但德国之声仍然拒不认错，甚至于12月1日专门在柏林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内部审查的结果”，声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是“系统性地按北京政府的意志”制作的，因而外界指责是“毫无根据和无法接受的”。
12月5日，《南德意志报》发表相关报道“一个迫害把戏”，透露台长拜特曼不愧学过毛语录，面对记者，倒打一钉耙 ，诋毁笔者，以掩盖“丹红门”。在这之前的一次采访中，他甚至宣称，把张丹红停职，是“我必须保护她，仅此而已。她仍在中文组工作，我绝不会从这个立场后退毫厘”。所以，当中共媒体欢呼“德国之声台长认定报道无可指责”时，批评方则一致断定拜特曼在“自造丑闻”。
2、第二阶段：张丹红“公器私用”与拜特曼“丢卒保车”
在拜特曼的袒护和中共势力的坚挺下，外界的批评之声没有促使张丹红与同事们反省与改正。张丹红虽没官复原职，但还是照旧主导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拜特曼召开新闻发布会后三天，张丹红居然得意忘形到在德国之声的网站上发表“张丹红驳何清涟颠倒事实的陈述”，以报何清涟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的“一箭之仇”。
这篇自我采访12月4日在德国之声中文网站上发表之后，何清涟的回应是“张丹红为什么不能面对事实？――驳张丹红2008年12月4日发表于德国之声的采访”。
笔者对比了张丹红的“自我采访”与何清涟的回应，认为这篇导致张丹红与冯海音“翻船”的“自我采访”充分证明，德国之声没有促使张丹红清除自己携带的“党文化”，相反还让张丹红的红色渗透中文节目。这里不谈这篇张丹红的红色术语比如 “彻底平反”与“文革”作风，只谈以下四个事实：
1、张丹红没有遵守德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将报道准则弃置脑后。这个准则的第一条就是对事实的核查原则，要求在发表批评报道时，一定要对被批评者采访，以查核事实真相。
2、张丹红与相关人员均“忘记”了任何媒体都必须恪守一条原则，不能公器私用，将自己供职的媒体用于宣泄私愤，攻击他人。
上述两点，被何清涟指责为违背媒体业的基本道德，“公器私用”。她批评说：“德国之声中文组竟然违背了国际新闻业的基本规则，只凭张丹红的一面之辞就不加核查地写出了采访”。
3、张丹红作为当事人，在叙述与何清涟有关的事实，如邀请何清涟写专栏的文章类型是评论还是“分析文章”，何清涟被张丹红中止写作的原因，以及冯海音为解中文组之难，邀请何清涟重新为德国之声写评论等事实，一律根据自己的需要凭空捏造，好在何清涟保存了相关邮件，能用张丹红与冯海音等的邮件一一证伪。
这一点，被何清涟指责为“德国之声中文组集体撒谎”。
4、张丹红一方面否认德国之声受北京操控（这与拜特曼的言辞一致），一方面又在自我采访中承认，2006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钱晓芊在会见拜特曼及冯海音一行时，确曾对德国之声采访何清涟表示不满，但德国之声“拒绝”听从大陆官员的建议。
对此，一位叫云儿的作者，将张文所述时间与德国之声有关何清涟的文章逐一对比，得出结论：“我网上查证的结果，离2006年11月最近的采访，就是2006年10月22日这篇‘清水衙门’的邱晓华缘何被查办？”这“正好佐证了何清涟以前的说法：那次中国官员对她的指责，针对的是她评论邱晓华案的采访”，而从这次会见以后，德国之声再没采访过何清涟。“有了以上资料，关于‘中国政府用邱晓华案来要求德国之声中止何清涟和德国之声的关系’，这件事情是否存在过，读者应当可以自己做出判断了。”
中共当局的“大外宣”计划如果只在由它操控的海外中文媒体实行，不会有什么阻力，因为这类媒体的工作人员多奉行大陆那一套，但德国之声毕竟是德国的媒体，必须受德国的媒体准则与普世价值制约，中共那一套在德国吃不开，会遭到顽强抵制。《法兰克福汇报》于12月12日以“德国之声的自我采访” 为题加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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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7 13: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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