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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积累了不少有关政治变革和社会演进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民运理论家们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对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分类、归纳，从中寻找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参照模式，以争取中国民主运动尽可能少走弯路，少付代价。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这一不同的政治概念，不光民运自身需要对此精准把握。其实这也是中国所有参与变革的政治势力（官方、民间、左、中、右各派力量）都需要面对和抉择的。同时，它还是区别和检验不同政治势力真实立场的重要依据。
民主运动在倡导革命的时候，也要看到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不仅是逻辑关联，也是具体社会现象的事实关联。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改良与政治革命有着密切关系。任何政治革命的发生，都要经社会改良的长期积累。只有在社会改良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制度上的革命才会爆发。
这不光是理论上的描述，这也是现实正在发生的情形。对中国社会目前蔓延着的革命情绪，大陆有一句经典的形容：即改革和革命的赛跑。这说明，如果改良（改革）不能应对变革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震荡，那么就有可能引发革命。反之，如果当局以可能爆发革命为由拒绝变革，那么革命就被迫成了唯一选项。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清晰的、明确的——即改良和革命是相对的概念，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相互之间没有等号。
社会改良真正的作用是在革命之后，当制度转型完成后，人们需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不断地对其加以完善。只有政治革命而无社会改良，社会无法形成稳定的结构，人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社会生活就会动荡不安。因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要复杂的多，制度变革通过革命可以实现，但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社会改良可以改进由于制度的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社会缺陷，调节人们对一个常态社会中各种缺失的不满，和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正常失误所导致的不公正后果进行修正。因此，不能采取革命的手段（如中共发动的历次远动，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它必须是局部的、零散的、渐进的，以及在公民责任意识提高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多数人的共识并参与其中，才能逐步达成的。
但上述目标在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并不能建立，由于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无法自由的联合起来，搭建由各种民间组织构成的社会框架；无法形成人民对国家事务的正常参与；无法对他们期待的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有所作为，因此，缺乏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社会改良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中共所倡导的改革（社会改良），即使在一度曾获得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80年代）。但由于统治集团不愿放弃因一党专政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89年用坦克和机枪镇压了人民对改革的参与和希望。因此，在随后中共发动的第二轮改革时，由于政改停滞，导致官权极度膨胀，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在由权力和资本相互勾结的改革中，由于涉及到不同社会阶层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特别是在对民权的肆意侵犯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冲突。虽然在经济发展中，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由于官权的腐败和暴虐，加上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已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以及人们对改革的期待与现实状况的严重断裂。
虽然中共不断地用所谓：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来欺骗和愚弄人民，在国际社会制造虚假的认同。但问题是，经历了中共35年的“改革”之后，人民当初对改革的真诚期盼，早已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中共的改革在当初承诺的“幻境”和现实的对映下，已原形毕露。中共改革给中国带来的荒诞是：或许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天堂里，问题是这个世界不存在天堂，尤其不存在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下的天堂。当人民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梦幻中醒来时发现：确实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但改革的恶果和代价，却要让全体人民来买单（而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再也富不起来的）。所以，当中共最新领导人用“深化改革”、“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乌托邦来继续“忽悠”人民时，人们已清楚地知道：一旦新的独裁者巩固了权力之后，一个以“三个自信”为代表的“红色帝国”。只会更加暴虐地奴役人民——“而奴隶是不可能建立什么天堂的，不但不可能建立天堂，连建立人间都很困难，只能建造地狱”。【8】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改革”早已死了。
四、革命无法告别——由改良到革命
既然“改革已死”，那么“革命”又是否会发生呢？笔者不是预言家，因此不敢断言。但政治逻辑告诉我们，没有革命观念的确立和深入人心，革命就不会发生。而国人长期以来的一大思维误区，是对革命观念的严重误读。以至于造成了思维混乱和行动失措。这种混乱一方面来自于所谓社会精英对革命概念的刻意歪曲，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人们缺乏认真思考的习惯，以及深入思考的能力。
就革命话题而言，自89民运被镇压之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基本取向是否定革命，包括90年代中一度对广场学生领袖“过激言行”的批判和指责。国内影响很大的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在其对话录《告别革命》中宣称：“要告别一切革命，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革命，还要告别二十一世纪的革命。”刘再复先生还特别指出：“我们决心告别革命，即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
我们清楚，“左”的革命是指中共的革命，那么“右”的革命是指什么呢？作者没有明言。但不言而喻的是，对当今政权来说，所谓“右”的革命，即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在这二者中，后者才是“告别革命”的真正论敌。因为，李、刘虽然是从评价历史上的革命立论，但宗旨还是反对现在和未来的革命。所以李泽厚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
当然，思想界最初否定革命是对官方革命话语体系的一种反动，但这种出于逆反心理的主张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深刻检验。其实文革之后，中共自己已开始告别革命话语，所谓“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即出于邓小平的名言。六四镇压后，中共对革命的话语已十分忌讳，如修改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替代。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刻意地将革命的概念与改革等同起来。如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习近平上台后，再次提出：“深化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其用意是尽量将革命与改革的概念模糊化。因为，由革命起家的中共，深知“革命”将会是他们的坟墓。
笔者之所以对韩连潮先生的主张产生敏感，正是因为“改良派与革命派是一派”的提法，和中共的“改革（改良）就是一场革命”的宣称，在政治逻辑上是一脉相通的。因此认为，由民运方面提出的政治主张，就不得不认真思考、慎之又慎，已避免落入中共的政治逻辑陷阱中去。不过，笔者知道，韩连潮先生的本意不是否定革命、告别革命，只是在政治概念的表述上存在着误区。
长期以来，相当多的民运人士，由于对共产革命导致的极权主义暴政所造成的愚昧、狂妄和灾难的恐惧，因而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这种反对也包括了民主革命（即政治革命）的主张。就政治光谱而言，民运中的革命派长期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良派确实占据了民运的主导地位。虽然革命派与改良派有过长期的争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闪现。但现实中，革命派一直处在非主流状态。包括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人再次用轻蔑的口吻谈论革命，其中不乏民运人士。
笔者认为：那些轻易就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人士，其实并未对革命这个概念下过真正的功夫，他们即没有能力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良的界限，也没有能力对社会变革的机制进行切实分析。这些人仅仅通过想象而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上，就轻易地否定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骨子里，这些人要告别的是推翻中共专制的民主革命。我甚至怀疑，他们连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都不敢承认——“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无法否定革命是如何一个奴役制度下人民的正当权利。告别革命，是一种奴性的话语体系，就其本质而言，与动辄倡导社会革命的极权话语体系两级相同。”【9】
此外，民运中流行的，认为改良优于革命和排斥革命的主张，其观点和立场也是不对的。各国变革的历史表明，这一观点不符合人类的经验。虽然民主革命在中国尚未发生，但如果不管中国的时局变化会怎样发展，就断言渐进改良（改革）会获得成功，而发生革命只会带来社会动荡，一定归于失败，同样缺乏事实根据。——“历史上，改革失败的例子远远多于成功。如果说清末的“百日维新”失之于时间太仓促，那么从赫鲁晓夫时代始的苏共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充分，但最终还是转变为一场革命。反之，革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菲律宾的民主革命和台湾的“宁静革命”，以及苏联、东欧的民主化变革（天鹅绒革命）”。【10】更不用说近年来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浪潮了。
因此，虽然革命不是民运人士或其他什么人所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它便会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啦，它便会离地而走。但对那些担心革命、惧怕革命的人来说，革命的权利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放弃；你可以不选择革命，但不能保证告别革命。即使是已宣布告别革命的李泽厚也认为：“改革或者说改良是一种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但是，改革如果失败，革命就来叩门了。【11】
五、海外民运的立场和选择
海外民运由于基础是流亡者所构成，无法直接地投入中国的变革。因此，智慧的政治立场是：倡导革命，推动变革，但严守自己的界限不越雷池，让真正的选择归于人民自己。这就要求民运的名人们，放下精英心态，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对国内社会脉动准确地把握上,真实地了解国内民众在想什么和要什么。
笔者此次北美之行，接触了几位刚从国内逃亡出来的民运人士。在交流中，听到了许多使人汗颜的批评。国内严酷的政治现实，不可能让海外的人以想当然的态度，来成就中国变革的美事。如果我们不去认真体会自己的历史角色，反思自己的内心信念，反省多年来传统的操作模式，仍然自以为是的对国内采取指导心态。那么，被国内民众和其它政治变革力量所抛弃就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的民运领袖真正开始在中国急需的政治革命上下工夫，并切实地采纳来自国内人士的中肯建议，形成和国内变革力量扬长避短的配合。发挥海外优秀，将重心放在那些国内无法开展的工作上。就一定会重新赢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既然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再造共和”。我们就不应再对中共独裁政权，寄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自由和奴役是一场生与死的政治较量，人们已不难从中共的最新动态和军方制作的“杀气腾腾”的影片中，看出一个专制政权在末日来临前的疯狂。因为我们的对手深知，在即将来临的这场民主革命中，将会剥夺这些特权阶层现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事情一旦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领域，绝无可能只凭着道德说教和良心感化，就会使统治者自愿交出政权来。因此，中国变革的艰巨性我们绝不应该轻视。
倡导民主革命并不是否定改良，之所以我们和主张渐进改良的朋友存在分歧，是基于正视中国现实的立场所决定的。八九民运时，老百姓提出的还仅仅是“反官倒、反腐败”的诉求。当“六四”被镇压后（当局视为“暴乱”，同时又被一些知识界人士视为“激进”），中国在渐进改良（改革）的道路上又走过了二十四年。如今，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在中共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下，中国大地已成了毒气污水之乡，雾霾笼罩之地。如今“国在山河破”，中国的普通百姓怕是已看不到未来了。中国两千年来未能摆脱的“王朝周期律”，再一次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人们之所以向往革命，是期盼新的社会来临，而绝不是渴望流血的刺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对革命的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在重新审视革命和变革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现代民主革命：如“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等，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新的革命概念中，似乎又出现了革命一词最初的原始含义——即革命是对社会正义价值（政治程序的正当性）的回归。虽然革命一词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有着历史烙印的影响，但民主革命是基于人类文明价值选择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即使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对革命的模式提出质疑（如对武装革命的质疑——即枪从哪里来？）。但我们仍然无需放弃对革命的理想，因为，革命revolution的词意中，本来就有轮回和复兴的含义。社会条件变化是动态的，革命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六：革命的发生机制和类型
在大变革中和平转型，这当然是最理想的途径。但我们决不能在理论上排除其他形式的选择。从正当性上说，革命乃至起义的权利，是一种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指出：“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革命并不必然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人民可以采取和平起义的方式。因此，革命并不一定会血流成河，也未必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如台湾的“宁静革命”和苏联以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民主革命（天鹅绒革命）。我们希望和平革命，但决不放弃人民有正当的“武装自卫”的权利，特别是在统治者暴力镇压的时候，人民有权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一举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革命也并不一定只有大规模群众起义的一种模式，如辛亥革命。虽然当代的民主革命需要大众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认为：对于改变政治制度来说，代价最小的革命既是最好的革命。因此，中国需要的是一场低烈度的“光荣革命”。中国政治局势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掌握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潜在势力（指体制内要求变革的力量），和民众强烈的变革愿望结合在一起时（即“官反”和“民变”结合时），共同形成社会全方位的政治压力。在关键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拨乱反正，一举摧毁独裁体制，以实现中国“再造共和”的宪政革命。这是有可能的，这也是社会代价较低的革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第四波“颜色革命”浪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革命的发生机制来看：只有当民主革命的观念确立并广泛传播，革命的主张深入人心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首先是一场深刻地思想观念革命。项小吉先生指出：“政治逻辑告诉我们，一定是先有革命者，后发生革命”。笔者认为：当革命已不再是思想家书斋中的主张，而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话语，被人们支持或反对时，这时候革命话题已不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成为千百万人的想法和愿望时，革命就会来临。而当今的网络时代已为革命观念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对此，敏锐的国内政治观察家提出，一场“键盘革命”已经开始。
笔者在与这位政治观察家深度交流之后，在会议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极权专制在全世界溃败的事实证明，极权专制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垄断，正在前所未有地被抽空，信息技术、电脑、互联网、微博、微信，这些新时代的网络技术革命，使依赖信息垄断而存在的极权专制极其迅速地丧失了物质技术基础。如果一个统治集团主要靠谎言生存，那它在如此迅猛的信息冲击下，崩溃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当一个时代的主要工具系统升级换代后，不管统治集团多么顽固的阻挠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具有巨大精神能量和真实物理空间的互联网，必将无情地穿越专制笼罩的铁幕，迎接一场全新的革命模式的到来”。
对此，笔者在多伦多还写下了另外一段话：“民主力量必须打破国内与国外、维权与民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在网络时代，任何地域均是民主革命的战场”。这即说明在一种全新革命模式到来的时候，人们的观念转变有多么重要。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如何推动民主革命的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民主革命必须在政治道义上赢得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只有真正“顺乎天而应乎人”，各项条件充分成熟，人民起义式的革命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换句话说，民众革命不是个别人能够事先策划和人为制造出来的。革命的发生，往往是各种复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孙中山精心设计的武装起义次次失败，满清政权在“皇族内阁”设置上的颟顸，和“铁路国有化”上一个不经心的错着，却导致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共和革命。【12】
结语：
民主运动中不同观点和不同派别的存在，既有历史的缘由，也是人们在一个复杂世界中多元视角的反映。回到这个意义上，笔者诚恳地向韩连潮先生提一个建议：修正“改良=革命”的提法，置换成“非暴力革命”或“和平革命”的主张。虽然我们在具体的操作模式和策略选择上，也许仍然会有分歧。但在“结束专制和实现民主的目标上，我们是一致的”。只要民运的朋友共守这个底线，在我的政治视角中就是“革命派”。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并不是体制内外主张改良的人士，而是指那些专制制度的顽固维护者，和反对社会政治变革，镇压人民追求民主的统治者。
笔者坚信：在民主理念已高度张扬的今天，顺应历史潮流已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体制内人士）的共同选择。因为，真正的革命针对的是旧制度而不是任何个人，民主革命也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政治集团的专利。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观念是：在中国的这场大变革里，不仅要允许阿Q和吴妈（老百姓）起来革命，也要允许“假洋鬼子”（知识精英）来引导革命，更要欢迎赵太爷（体制内官员）“咸与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倡导的民主革命是一场全新观念的革命，是对中共极权主义“伪革命”话语体系的革命。
当代中国需要一场政治革命（民主革命），它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
——“从奴役走向自由是革命；从专制走向民主是革命；从臣民走向公民是革命；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革命；从极权走向共和是革命；从专政走向宪政是革命。在被称为是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这个时代就是革命的时代。对于自由而言，革命已无法拒绝”。【13】
特别说明：本文并不是笔者“闭门造车”的一家之言。它的形成，源自一些民运同道和一些国内同仁的看法和立场。有些看法反映了这些思想开拓者前瞻性的思考。在此，笔者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敬意！
潘晴
2013/10/22初稿于多伦多，2013/12/28完稿于悉尼。
注：【1】【2】【5】【6】【7】——引自《维基百科》、《百度》，【3】【4】——（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注：【8】【9】【13】——萧瀚：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共识网），注：【10】【11】【12】——王思睿 何家栋：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何家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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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9 03: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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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9 18: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