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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要崩潰? 今年9個月已有228名老板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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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1 12:22: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9月26日,浙江溫州,遭遇企業突然倒閉、老板逃逸的信泰集團員工離開公司。 CFP 圖

共欠14644名員工7593萬元薪酬 創紀錄應急周轉金已墊付其中4256.5萬元

早報記者 仇鋒平

受宏觀調控、資金鏈斷裂等影響,今年1-9月浙江共發生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員工數千人的企業。早報記者昨天獨家獲取的浙江官方關于企業主逃逸的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這些企業共拖欠14644名員工7593萬元薪酬,欠薪人數和欠薪數額均為歷史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于2004年12月首創的“欠薪應急周轉資金”在企業主逃逸後發揮了重要作用,老板跑路3-5天,地方政府即給員工墊付拖欠工資,全省至今未因此發生一起大規模群體性事件。

9月底完成的“報告”認為,隨著元旦、春節傳統欠薪高發期的臨近,今後3個月欠薪逃匿案件還將持續高發。

今年4月就有老板跑路

而往年臨近年末才有

跟往年臨近年末才有企業老板跑路不同,今年浙江自4月起就有老板跑路,之後逐月增加,至8-9月達到頂峰。

“9月21日溫州1天跑了8家企業的老板,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與去年同比增長41.6%。”浙江主管部門人士介紹,浙江跑路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制造產業,不乏一定規模和知名度的企業,如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報告”顯示,往年七八成的老板跑路多發生于外地人租賃經營的加工廠或小作坊,員工僅數十人,其中建築包工頭佔了很大份額,可今年卻沒有一起;即便是發生在金融危機的2008年,浙江因老板跑路而欠薪的員工數量也只5000-6000人,可今年1-9月便達14644人,與去年同比上漲197.9%。7593萬元的欠薪總額與去年同比上漲361.9%,其中欠薪數額最多的為溫州瑞安恆茂鞋業,共欠上千名員工薪酬600萬元。

事發前沒有明顯征兆

誘因均為資金鏈出問題

9月,溫州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組織員工外出旅游。2天後員工返回,發現老板和設備都“蒸發”了,事先沒有一點征兆。“報告”認為,近期發生的老板跑路事件,多數是在企業生產經營表面正常情況下發生的,事發前沒有明顯征兆。其誘因基本相近,主要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信貸緊縮、民間借貸、經營不善、盲目擔保引發資金鏈斷裂,如央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銀行首先收縮中小企業貸款,轉而尋求民間借貸,但高額的利息使得企業不堪重負,直接導致企業破產倒閉。另外,原材料上漲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加大了企業生存壓力。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阿里巴巴集團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走訪浙江寧波、溫州、台州、金華、嘉興、湖州和紹興7個城市的94家小企業、4家專業市場和12家當地銀行,並通過網絡問卷形式對浙江2313家小企業進行網上調研,同時結合阿里巴巴對杭州本地小企業的走訪和調研結果形成《小企業經營與融資困境調研報告》,認為長期以來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較為突出,小企業並不是傳統銀行的主要客戶,以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等傳統金融機構作為主要融資渠道的僅佔21%,通過親友及民間借貸的份額達50%。

9月27日,溫州正得利鞋業有限公司老板沈某從家中跳樓身亡。溫州鞋革協會初步判斷為沈某是借了民間資金償還銀行貸款,希望銀行在收貸後繼續放貸而不得,迫于壓力跳樓。沈某擁有3個女鞋品牌,產品以內銷為主,年銷售額在4000萬-5000萬元。在其身亡後,企業運營平穩,管理層最大的希望是銀行不要抽資。

溫州敗在轉型升級緩慢

嘉興輸在發展模式之弊

老板跑路並不僅發生在頻頻見諸報端的溫州,“報告”統計,除溫州以84起居首外,嘉興、金華、台州分別以49、30、29起緊列其後。

浙江省公共行政與人才人事科學研究所所長陳詩達表示,溫州民間資金雄厚,長期在體制外流動,通俗地說就是高利貸盛行。在宏觀調控下,中小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取貸款,只能轉而去借高利貸,令企業不堪重負。另外,溫州當地人有四處闖蕩、投資的傳統,跑路的企業主其主業大多沒問題,而老板將自有資金,或者通過主業申請到的貸款投資到了房地產、礦產等大宗商品當中,後者恰恰是當下的調控重點,令其受損嚴重。如信泰集團的眼鏡產業一直在正常經營且具有較高知名度。

他認為,政府施救之前,必須先搞清楚企業資金困難的原因,只有主體產業遇到資金困難的企業才值得救援。政府的重點是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糾正市場弊端,而非直接干預市場。

“老板跑路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產業轉型升級未能很好地完成。”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晉川表示,目前的情況跟2007年-2008年初類似,招工難、生產成本上漲、銀根緊縮、CPI高漲,如2008年初高達8.1%,中央提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雙防政策。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浙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弊端暴露無遺,但之後為政府救市所“掩蓋”,搭上經濟復甦的便車,未能利用金融危機的倒逼機制,進行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溫州之所以企業主逃逸高發,是因其轉型升級緩慢,滯後于杭州、寧波等地,高新企業等高附加值產業在經濟中所佔比例不高。另一方面,溫州城市化進程相對緩慢,城市要素集聚不強,正規金融方式融資能力不強,而民間借貸活躍,企業資金對民間借貸依賴性強,一旦民間資金本身出現困難,老板跑路多發便成為必然。

相比溫州、金華、台州等民營經濟活躍地區,曾被稱為承襲甦南模式的嘉興以49起企業主逃逸事件名列第二而令人詫異。嘉興學院教務長徐永良分析表示,甦南模式的最初意義是以鄉鎮企業、集體經濟為主,而非浙南等地的私營經濟為主,發展到現在就是以外資大量進入為特征的經濟模式,如甦州、昆山等地。而嘉興自1995年開始企業改制至今,民營經濟佔了絕大多數,已脫離甦南模式,反而跟浙南模式相似。嘉興雖然也有產業集群,如平湖的服裝、海寧的皮革、桐鄉羊毛衫、嘉善的木業,可大企業不如溫州等浙南地區,90%以上為小企業,且利潤率較低,外貿依存度高,一旦外需疲軟,生產成本上漲,銀根緊縮,便會受到較大沖擊。

勞動部門建議本月起

全省排查易欠薪企業

2004年,溫州1家企業老板跑路,員工因工資被拖欠,堵塞國道,引發群體性事件。當年12月,浙江首創“欠薪應急周轉金”制度,規定地級市政府必須儲備50萬元以上(含),縣(市、區)政府儲備30萬元以上(含)的專項資金,用于墊付企業員工被拖欠的工資。

2008年,欠薪應急周轉金標準均提高至100萬元以上。實際上,很多地區的該專項資金遠高于標準,如溫州瑞安市自今年8月以來便提高至1000萬元,寧波慈溪市則為3000萬元。

據相關人士介紹,1-9月,浙江應急周轉金已墊付欠薪4256.5萬元,而往年動用不過1000萬元。自企業主逃逸後3-5天,員工便能領到欠薪應急周轉金墊付的薪水。浙江勞動部門建議,自本月起開始在全省排查,重點是易發生欠薪和逃匿的中小企業。各地有關部門暢通舉報渠道,欠薪舉報實行首問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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