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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大跃进后果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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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7 08: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信力建

1956年,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7年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建设,正如它的革命一样,都是疾风暴雨般地。最惯常的做法总是“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时至今日,很多人对1958年至1960年那场生产“大跃进”仍然记忆犹新。其实,大跃进的历史,就是共和国的历史。

一、毛泽东时期:大跃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则表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回国后,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积极回应。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支持。1958年3月,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和毛泽东提交了两份报告,该报告肯定了10年超过英国,20年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冒进”立场受到了批评。

“超英赶美”很快成为国家的施政方针。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的口号是“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要求五年内,钢产量由335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由39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到了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更加不切实际的跃进指标:粮食产量1958年要达到7000亿斤,1959年要达到10500亿斤;钢铁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大跃进运动”很快进入高潮。

农业大跃进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主要做法是发动群众,打旱井,修水库,造水渠,深翻土地,高度密植。其实,“深翻密植”的做法对粮食增产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骇人的粮食增产指标根本不可能实现。为了完成增产指标,各级干部就谎报数字。数字报得高了,就能得到表扬,报得低了,反而会受到批评。在这种鼓励说谎的机制下,全国各地释放出一颗颗粮食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就曾载: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亩产7320斤;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早稻亩产44308斤。河北徐水甚至声称:一棵白菜500斤,一亩山药120万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的确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年底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将1958年的粮食产量公布为7500亿斤。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约4000亿斤。到了1960年,粮食产量又降到2870亿斤。

工业大跃进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主要做法是发动群众,全民大炼钢铁。有资料说,截止1958年年底,全国被发动起来参加“大炼钢铁”的民众就高达9千万人。乡村并不具备炼钢的设备和技术条件,为了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群众发明了小土炉。小土炉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在乡间,一眼望过去,小土炉星罗棋布,烟火点点,颇为壮观。建造小土炉的建材不够,拆毁文物建筑就地取材;铁矿石不足,群众把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金属器皿杂碎放在炉子里冶炼;焦炭不足,发动全民上山砍伐森林。据后来的统计,1958年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但是,其中合格钢铁产量仅为800万吨,土法炼出的基本上是一些废铁块,甚至只是一些混合着煤渣、生铁、泥土的混合物。

毛泽东的“大跃进”不仅导致国家经济结构失衡,以及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还把中国带入一场空前的大饥荒。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场随之而来的饥荒共导致中国1700-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有人总结说,“以粮为纲,全国饥荒!以钢为纲,砸锅炼钢!”

二、华国锋时期:洋跃进

大炼钢铁,反映出技术落后的弊病。到了华国锋时期,国家已经开始清醒地意识到科技的重大作用。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华国锋也在科学大会上做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报告。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工业发展所需的燃料、动力、原材料紧张。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国家计委要求,在原先43亿美元外汇的基础上,再追加65亿美元用于购买国外先进成套设备、技术专利、单机。但国家在经济发展思路上,似乎并没有摆脱“大跃进”思维。华国锋要求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依靠群众运动促成“一个新的跃进形势”。他号召全国人民“抓纲治国”、“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1977年9月,华国锋要求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责成李先念、余秋里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并制订八年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规划和未来二十三年设想。12月,华国锋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以及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1978年2月,经修改的《十年规划纲要》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十年规划纲要》规定:十年内,工农业生产平均增速达到8.7%,其中工业增速要达到10%;财政收入总额1.28万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580亿元。到1985年,工业生产指标要达到,钢6000万吨、煤9亿吨、化纤150万吨、原油2.5亿吨。

《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规定:在“五五”计划的后三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产量达到6700亿斤,钢产量3600万吨,原煤6.5亿吨,原油1.3~1.5亿吨,发电量3000亿度,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总额为1200亿元。

按照《十年规划纲要》,从1978年至1985年,全国需要新建或续建120个大项目,投资规模达到了建国28年的总和。《纲要》实施后,1978年一年就签了22个大型成套项目,支出外汇78亿美元,仅购买洋机器设备的资金相等于“文革”前十多年的总和。如此庞大的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

华国锋的“大跃进”,以大量进口国外成套技术设备为特色,因此又被称作“洋跃进”。盲目追求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高速度,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从基本建设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占5.8%,重工业占48.7%,当时老百姓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缺吃少穿,这样的投资比例完全不顾民生。从投资方向看,主要是生产部门,如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6%,住房、城市公用设施、文教投资仅占17.4%,这势必造成重生产、轻消费,危害经济可持续发展。有资料显示,由于进口、投资、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激增,导致总需求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7.5%,这是建国以来比较高的通胀,也是第一次通胀。

三、温家宝时期:静悄悄的大跃进

在邓小平和朱镕基时期,中国放弃了群众运动式的经济发展策略,更多地遵循经济规律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加入WTO是这一时期两项最伟大的成就。到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到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已经高达8.3万亿元,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经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位。有了这么多钱,温家宝政府启动了庞大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

2004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根据该规划,至201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8.5万公里,其中客运专线5000公里;至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0万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2万公里。2008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又调整为:至201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万公里,其中客运专线约7000公里。至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客运专线1.6万公里以上。按照“规划”的要求,在“十二五”期间,每年铁路投资额要保持在7000亿元左右,总投入约3.5万亿元,相当于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的42%。根据铁道部的资料:截至2010年底,中国新建高铁营运里程已达5149公里,加上既有线提速,高铁营运里程已达8358公里,在建里程1.7万公里,在路网规模和速度等级等方面,都已跃居世界第一。

铁路建设是一场危及全民生命安全“大跃进”。表面的成绩掩盖不了令人惊恐的安全危机。有新闻报道披露高铁的安全隐患:高铁建设抢工期,造成设备品质问题;高铁路基建成后,不待自然沉降就运行,可靠性受到强烈质疑;建造高铁过程中,工程层层外包,农民工没有接受任何培训就上岗施工;建造高铁使用的化学硬化剂不足,粉煤灰大量短缺,工程被指偷工减料;一名德国专家负责监督施工质量,为保障施工质量,他要求放慢施工进度却无人理睬;有高铁工程师怀疑高铁安全性,表示“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铁路建设中的重大贪污行为下马。高铁不安全也已经变成现实,7.23温州撞车惨剧震惊了世界。高铁问题暴露出来以后,铁路建设急刹车。有资料说,现在全国有超过1万公里的铁路建设项目处于缓建、半停建或停建状态,有些甚至是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

高铁“大跃进”带来了巨额债务。北京交通大学赵建教授认为,如果铁道部继续按计划花费4万亿人民币进行高铁建设的话,那么它“将绝对没有能力偿还债务”。“郑州至西安的高速铁路每天只有11对列车往返,年载客量不足1,000万人次,而它实际可供160对列车往返。这就像是建造一幢160层高的豪华酒店,而投入运营的只有11层,其中这11层的入住率还不到50%。”现在铁道部已经背负着2.1万亿元债务,分析人士称铁道部可能出现债务违约。如果中国财政部实施救援,那么其代价将相当于中国GDP的5%。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温家宝于11月5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出台 “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即“4万亿投资经济刺激计划”。按官方公布的数据,4万亿的投向是: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1.5万亿;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资金1万亿;保障性住房资金为4000亿;自主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均为3700亿;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2100亿;医疗、教育、文化事业的仅1500亿。4万亿的总投资额中,中央投资约占3成,地方投资约占7成。官方数据说,在4万亿投资及其他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在危机中仍实现了高速增长,2008年和2009年GDP增长均超过9%。

“4万亿投资计划”是一场巧取豪夺的“大跃进”。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动用国库资金的时候都异常审慎,不仅实现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还要经过国会严格的批准程序。如美国的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曾被议会否决,第二次提交审议才被批准。中国的“4万亿刺激方案”却并没有在人大提交通过,而仅仅是国务院自己拍板。这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更加令人惊奇的是,有律师要求公开“4万亿”投资计划详情的时候,竟然遭到财政部和发改委拒绝。人们有理由认为:这4万亿里面存在猫腻,存在见不得光的东西。首先,中国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夜间提出来的,从来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计划提出之后,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立即奔赴京城“跑部钱进”,用草草拟就的工程项目方案换取巨额项目经费。为什么这么积极,有新闻披露说,所谓“跑部钱进”跑到钱是有提成的,提成比例可以高达五成,甚至七、八成。

“4万亿投资计划”的效果遭到严重质疑。有学者指出,“北京通过为地方政府提供大规模银行贷款的方式,得以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保持了增长态势,可是地方政府随后掀起的基础设施投资狂潮,必定会为这个国家埋下隐患”。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正在承受着巨额债务的压力。根据国家审计署六月底发布的数字,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0.7万亿人民币(1.65万亿美元)——大约占2010年中国GDP的27%。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近来估计,地方债规模还要大得多,高达14万亿人民币(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有分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因此陷入停滞,进入衰落的十年。“4万亿投资”的直接效果也遭到批评。有人指出,“4万亿”不仅主要投向了生产领域,并没有真正扩大内需。华尔街日报发表Diana Choyleva的文章说,巨额投资带来的过量货币供给造成了消费品价格、房价上涨等严重通货膨胀。

“城市化”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重大历史进程,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一个“大跃进”的过程,没有人权,缺少文明,空前规模的浪费。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人在城市里不享有市民的基本权利。另据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说,目前生活在城市的6亿多人口,有至少2亿人没有市民的权利。“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强行收回农民土地,赶农民上楼,对于没有任何社保的农民来说,这不亚于要了农民的命。2010年8月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出炉,结果显示中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一窝蜂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地铁建设也在“跃进”。截至2010年3月,全国有33个城市在规划地铁建设,其中获得国务院批复的有28个。按既定规划,到2020年全国地铁总里程将达6100公里,2010至2015年地铁建设投资总额将高达1.2万亿元。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二三线的小城市也需要地铁吗?除了官僚借工程项目“耧钱”外还有什么用呢?中国有一座叫鄂尔多斯的城市,市区人口仅有40多万,下辖各旗县全部人口也只有160多万。而这座城市2010年新建房成交量就高达1000万平方米,预计2011年还会新建2000万平方米。如今,该城已经成为著名的“空城”。大多数时候,整栋建筑里都是空无一人。

中国各行各业都在经历着“大跃进”,遍及各个工程项目。朱镕基不就曾痛骂九江长江大堤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吗?可见中国工程项目腐烂到何种程度。拿桥梁建设来说,豆腐渣工程一个接一个。根据媒体报道本年度发生的桥梁坍塌事件有:4月12日蒙古库尔勒市的孔雀河大桥垮塌;5月29日吉林长春市一座大桥塌陷;7月11日江苏盐城境内328省道通榆河桥坍塌;7月12日武汉黄陂一座尚未正式通车的高架桥引桥严重开裂;7月14日,建成不到12年的武夷山公馆大桥坍塌;7月15日杭州钱江三桥辅桥主桥桥面坍塌;7月19日北京怀柔白河桥塌毁;8月9日海南万宁市一座在建大桥坍塌……。拿机场建设来说,超前建设达到不计成本的地步。有专家估算,一个投资2亿元建设的机场,只有实现年均旅客吞吐量50万人次,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现在至少有60%以上的机场处于亏损状态。这并没有组织机场建设“大跃进”的脚步。按照2008年国家出台《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到2020年,中国民航运输机场总数将达到244个,新增机场97个(以2006年为基数),形成北方、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大区域机场群,预计工程总投资4500亿元。

中国目前的“大跃进”充斥在各个领域,是一场静悄悄的“大跃进”。与以往的“大跃进”相比,今天的“大跃进”表现在众多具体的行业和项目上,而不是像以往的“大跃进”那样倾全国之力在某个行业上搞跃进,因此这些跃进虽然破坏力巨大却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显得“静悄悄的”。人们会发现,中国的确有钱了,但这些钱都花在了“大跃进”上,而不是改善人民生活。当人民手中没有选票,这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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