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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2）
文/潘晴
三、马克思预言失灵——全世界资本家联合了起来
六四镇压之后，在江泽民“反和平演变”高压维稳的政策下，中共统治每况愈下。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国际压力，中共被迫开始了历史拐弯，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再次向西方世界打开了大门。
国际资本集团灵敏的嗅觉，立刻闻出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乎，各国列强很快停止了“六四”后对中国的制裁，跨国公司争先恐后，一手持先进技术，一手揽“WTO”，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投资办厂。此时，已撕开“姓资姓社”遮羞布，贪欲大发的党国官员们，与这些穿西装的资本家相互勾结，持“深化改革、开放搞活”为招牌，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理由，在瓜分国有资产和掠夺民间财富的过程中，巧取豪夺，如鱼得水。
邓小平聪明地告诫党国的官员们，不要以“天朝”上国自居，要“韬光养晦”，以羁縻友邦的姿态，送钱圈地、招商引资、推出优惠政策，大家共同发财。并用开放股市房市和高额购买金融债券的方法，哄着这些在文明时代开口讲自由，闭口讲民主的“现代蛮夷”们，结成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在邓氏“新洋务运动”的门户洞开下，自由世界对此兴奋无比，陆续地让党国领袖们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以示褒扬，一时间，可谓“风光无限”。
让共产鼻祖马克思跌破眼镜的是——全世界无产者未能联合起来，全世界资本家倒是率先联合了起来。而且是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传人——红色资本家们联合了起来。
在红色帝国的“新洋务运动”中，全世界的资本家们心领神会：与一个大流氓打交道，总比和一百个小流氓打交道容易的多，更何况是一个腐败到骨子里的独裁政权。对于国际资本和西方国家的利益而言：自由、人权、民主固然重要——不过那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面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东方帝国，“黄祸”才是真正的威胁，意识形态已不重要。于是，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国际资本财团与中共权贵集团（红色资本）通力合作，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就打造出来一个光怪陆离的中国。
马克思悲哀的是：在他死了100多年之后，他的徒孙们居然欺祖灭宗，和全世界资本家们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多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对“资本”血腥本质的判断，却再次被深刻地证明：在中国权钱勾结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只要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的预言虽然已失灵了几次（如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总算在中共权贵身上验证了一回“资本的血腥面目”，看来左派们还不至于会太失望。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真实现状吧！
虽然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相比，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对大多数人来说，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似乎已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尽管“弱势一族”依然存在，但在沿海城市的观感中，却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高铁和悬浮列车，俨然是一个发达国家的模样。中产阶级们已享有私人汽车、高档住宅、出国旅游和时尚名牌消费的生活方式。那些权钱结合的“先富一族”们更是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享受着呼风唤雨的新贵荣耀和特权阶层的奢靡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做起了“中国梦”，这些人不光指的是官员、商人、明星、大款，即使是寻常百姓家中也冒出了不少耀眼的人物，如芙蓉凤姐，还有旭日阳刚……
然而，在“好日子”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繁荣”，是靠着“吃祖宗饭”、“喝百姓血”和“断子孙路”得来的。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与“好日子”相伴的是血汗工厂、黑砖窑、血煤、癌症村、富士康18跳、强占土地和强制拆迁，以及权贵资本操纵下的泡沫楼市、泡沫股市、物价飞涨，更不用说“三鹿氰胺”了。如今中国人连吃什么都要提心吊胆，假酒、假药、毒大米、毒奶粉、猪肉、蔬菜、瓜果样样有毒。这些年来，新生儿畸形病例不断飘升，怪病、流行病（莎斯）层出不穷。与“好日子”相伴的还有：三无农民、城市盲流、失学儿童、房奴、性奴、童奴、蚁民、月光族（无住房者）、讨薪族（拿不到工钱者）和成千上万走投无路的访民和冤民们（官方则称之为刁民）。普通的中国人则被“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压得抬不起头来。以及承受着城管、工商、税务、警察、黑社会的欺压和敲诈。如今的中国，一切向钱看、向权看，甚至连社会安全最后的防线——司法也已腐烂到家，平民百姓投诉无门，上天无路、入地成灰（死了连墓地，甚至是骨灰盒也买不起）。
而昔时明媚的河流山川，在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中，早已面目全非。“中国模式”所造成的资源透支、环境灾难，使中华大地在酸雨毒气、污水干旱、沙尘雾霾和病毒瘟疫的肆虐摧残下，迅速地迈向了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可怕国度……
如今的中国，由于官场巨大的贪污腐败和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加上每年20万起的群体事件和民族地区的动乱，以及和周边地区国家因资源、主权所引发的国际冲突，使得党国要员们头痛欲裂。可屋漏偏遭连阴雨，在强行追逐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下，就业风险、金融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风险越积越多；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危机迫在眉睫。在危机和风险的相互交织下，帝国实际上已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了，稍有不慎，便会翻身落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的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半路上杀了出来了。
让我们将视线拉回到2009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大地震的前3年，地处西南的重庆，一个与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大相庭径的“社会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它的名字叫“唱红打黑”。以“五个重庆”、“公平正义”和“分好蛋糕”为标志的“均富”发展模式——即“重庆模式”，正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帝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领域中，赫然出现了两条道路的选择——即新崛起的“重庆模式”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开始挑战所谓的“广东模式”——“邓小平模式”。中国社会公开地暴露出两种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对抗，社会上也迅速地形成了以“左”、“右”来划分的不同的阵营，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地舆论争战。
撇开政治人物在其中的权力图谋，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地重大社会矛盾，在历史走到了转折点上的必然反映。“重庆模式”的推出，对这个红色帝国来说，是一种重大的“社会改良”举措（虽然只是在重庆，但影响是全国范围的），不亚于邓小平当年的“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似乎又要面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拐弯。当国内外正用一种惊讶、怀疑、恐惧、担心、认同、欣赏等矛盾的目光，观望着这些既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的社会变化时，官方暧昧的姿态更加剧了民间认知的混乱，没有人会料到这是一场大变革即将拉开帷幕之前的序曲。
“重庆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它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不会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消失。本质上，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即将总爆发的一个前奏，尽管“重庆模式”具有太多的戏剧性成分，以“唱红”为象征抬出了毛泽东当偶像，以“打黑”为手段严重侵犯人权。“重庆模式”在大范围解决了民生难题背后，不难和薄熙来的政治野心挂起钩来。但透过事态的表象，在深层次中，从薄熙来事件爆发之后民众的反映来看，却隐含了人民对公平正义社会的渴望，和对当今中国权贵寡头们的强烈不满；以及对这个专制政权的深深绝望。民意反响中，许多人同情薄熙来实际上是痛恨这个政权。左派们抬出毛泽东，只是人们打鬼借助的“钟馗”，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他们是想回到毛的时代，薄熙来只是利用了这一点（虽然没有成功）。骨子里，红色帝国的新掌权者们内心清楚，欲保红色江山，只能走薄熙来的路，只是这个腐烂到根子上的政权已经走不回去了。此路不通之后，中国又将向何处去？清醒地观察家们却已看到：社会矛盾的火山口——更坏的还未到来！
亚里士多德曾精辟地指出：社会动乱“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鲁迅也说过：曾经阔绰的要复古，正在阔绰的要维持现状，尚未阔绰的则要革命。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两千年前孔夫子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这也清晰地印证了一个简朴的道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靠着“吃祖宗饭”、“喝百姓血”和“断子孙路”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让不到10%的人占有80%以上社会财富的“中国模式”终将完结。让少数权贵获利，全体国民来买单的“改革”见鬼去吧！有道是，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太平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危在民怨！当帝国的权贵们喝着“带血的GDP”，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时，请不要忘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汹涌的地火奔腾而出时，你们欠下人民的这笔血债迟早是要还的！
四、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奥林匹克”的诅咒
尽管习近平上台后，为中国划了“两个一百年”的大圈，为“中国梦”作了注解。国际社会中，也是一片鼓噪“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声浪。那么，就让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用“第三只眼睛”——中外学者们的眼睛来看一看，这个红色帝国是真得会崛起？还是即将要走向崩溃？
2009年，在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的眼中，中国的京城以及“吸人眼球”的重庆，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充满了机遇和希望。（注：此人有一大堆头衔，如：《泰晤士报》、《独立报》、《BBC》等英国媒体的专栏作家、编辑、节目主持人，因此甚受中共的追捧。）
为此，这位仁兄专门写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并在该书扉页的题记上，以充满诗意的热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万物升腾、兴衰更替，旧的列车正在慢慢驶出历史的轨道。这是一个经济、社会不断改写历史的国度，这是一片文化、思想繁盛的沃土，这是一个响彻寰宇的新模式厚积薄发的时代。”
“一切都在变得可能，世界发出了一声惊呼——当中国统治世界……”
在中共建政64周年前夕，英国的《金融时报》却在9月20日发表长篇评论，提出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还能在中国存活多久？文章并披露，即使在中共中央党校，这些党校教授都可以没有禁忌的讨论中共政权的崩溃，而不用害怕受到报复。
“当它崩溃的时候，我们计划怎么办？”
《金融时报》报道说，在北京西部，中共的顶级间谍学校和颐和园之间藏着一个地方，这里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可以公开辩论共产党的灭亡而不用害怕受到报复的地方。但是这块枝繁叶茂的地方不是美国资助的自由智库之家，也不是地下异议人士的密室，它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校园。是这个专制政权培养领导精英的学院。
中央党校建立于1933年，目的是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的校长包括毛泽东本人，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了跟上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近年的课程做了根本上的修订。虽然学生们仍然学习资本论和邓小平理论，但是他们也被教授经济学、法律、宗教、军事和西方政治思想。中高级共产党干部不但阅读反腐败文件，还要上歌剧欣赏和外交礼仪课程。
一个更加显著的变化是它的新角色，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讨论的禁忌。一个要求不具名的党校教授说：“我刚刚跟一大群非常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官员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他们问我，你认为共产党将掌权多长时间？以及当它崩溃的时候，我们计划怎么办？老实说，这是中国每个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恐怕很难回答。”
事实上，自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苏联解体之后，这是一个常年的问题。自从中共十年前向资本家敞开大门之后，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已被形容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会。
中共具备了所有灭亡的因素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中共将挑战苏联（69年）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的执政寿命。现代化理论认为，专制主义制度往往随着收入增加而民主化，制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加速这个过程，并且在长期快速增长之后的经济放缓，将使得这种转变更加可能。严重恶化的不平等加上高度腐败可以增添变革的动力。
所有这些因素现在存在于中国。一些政治理论家，包括一些中央党校内的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很特殊，席卷阿拉伯的专制主义崩溃浪潮不会抵达中国的海岸。但是其他人，包括有影响的中国知识份子，杰出的西方汉学家，甚至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级共产党官员，相信如今是共产主义时代的最后日子，共产党将被冲走，如果它不很快启动严肃的政治改革的话。
学者观点的转变：中共类似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垂死之日
着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他相信中国将遵循大多数其他国家的道路，可能通过逐渐自由化最终获得民主。但是如果这个没有发生，他说阿拉伯之春式的人民起义也有可能。
但批评者认为，共产党在应对其人民要求方面，花样不断翻新的过程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制度更加灵敏。直到几年前，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David Shambaugh还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并且相信，共产党处于下滑的状态，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王朝垂死的日子。
这些迹象包括一个空洞的、社会不相信的国家意识形态，极度的腐败，无法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和普遍的公众不安全感和挫折感。其它迹象包括日益增加的社会和民族动荡，高层派系斗争，课重税并且所得大多数流入官员腰包，严重的和恶化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没有可靠的法治。
David Shambaugh说，人们对这个制度的信心有多么微弱的一个强大的指标是，中国富裕精英层在海外资产、海外银行账户和在西方大学学习的子女数目。
“这些个人已经准备好一声令下就起锚，一旦政治制度终结。但是他们将仍然留在中国，为了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攫取最后一分人民币。”他说。“他们的对冲行为真实地揭示了中国今天脆弱的稳定。”
《金融时报》采访了专门研究苏联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沈志华说，中共主席江泽民曾召集一些学者讨论苏联的倒台。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背叛了革命。”江泽民告诉这群人，并要求他们认定这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具体因素。习近平也曾经说，苏联崩溃的是因为：苏共中“尽无一人是男儿？”。
《金融时报》报导说，从大多数角度来衡量，共产主义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大多数财富集中在一个小的、政治上彼此关联的精英层手中。如果目前的经济放缓，演变成一个经济危机或触发广泛的失业，大多数分析家相信，政府将很快面临某种民众起义。84岁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改革的成功，但是大问题是，这种期待现在非常高。”
茅于轼预测，由于一个巨大的坏账积累和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未来一到三年中国将面临 “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但是他认为这可能反过来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化。“我认为金融危机可能实际上对中国有好处，因为它可能迫使政府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茅于轼说，“这是最好的情形，但是最坏的情况是一个暴力起义，跟随以长期的动荡和经济下滑，就像我们在埃及看到的那样。”
林培瑞则说。“目前的中国制度肯定将在某个时点崩溃——它可能是数月、数年或数十年，但是当它崩溃的时候，每个人都将说，当然，它注定要发生。”
奥林匹克诅咒
《金融时报》最后的提示是：有一个可爱的历史巧合是，没有一个专制政权，除了墨西哥，在主办现代奥运会之后能够继续维持十年。想一想1936年的柏林，1980年的莫斯科，1984年的萨拉热窝，和1988年的汉城。现在距离中共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五年。
在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的增长模式开始呈强弩之末。许多党内外的人担心，通过试图使用老的镇压工具来压制越来越大的公众不满，新的政府可能有一天醒来时发现街头布满民众。
（未完待续）
潘晴
2014/1/8
于澳洲悉尼
【注：“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共十个章节】
敬请关注《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3）》
五、革命往往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
六、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论托克维尔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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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 18:3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