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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可器
今年暴君之死是个热门,今天又是暴君之诞。
暴君这种品种,是毒菜的极致,乃天下公敌--不论对织席编履的升斗小民,还是对车马仪仗的统治阶级。有暴君在,只有一人能赢,天下皆输。
以天下为敌:古罗马专制暴君们的突然死亡
■《南方都市报》史鉴散照◎ 2可器 知名网友
在人类诞生以来的数十万年间,或者人类社会自一万余年前形成以来,专制现象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不论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描述“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还是马克思笔下的“原始共产主义”,都共同认为专制只是最近3000多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人类3000年专制史中,出现了数不清的暴君。通常人们把暴君视作专制政治的高级代表,但如果观察古今中外的暴君现象,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暴君,都是以天下为敌的,包括与其滋生于其中的那个专制体制,也相互仇视着。与其说暴君是专制制度的代表,不如说是所有制度的仇人。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可算公元初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本来罗马进入专制时代以后,整个社会和政治还算均衡,但尼禄的老妈为了权力弑君,尼禄又为了权力杀了老妈和兄长,再后来他杀掉了大批元老院议员、军方将领和近臣,于是身为体制最高代表的尼禄,最终与整个体制为敌。据说他曾为了扩建宫殿,教唆手下纵火焚毁了整个罗马城。
尼禄身后200年间,罗马帝国出了一系列的暴君,都是屠戮统治集团的高手。康茂德让元老院血流成河,卡拉卡拉把家族亲友杀得精光,马克西穆斯则以名流显贵为敌,擅长搜刮地方和富人的财富。
所以,如果说专制制度是人民公敌的话,独裁暴君可谓天下公敌。本来不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在权力结构与利益分享上有它自身的规则和均衡结构。而暴君的出现,则将规则和均衡破坏掉,这就不奇怪为何清算独裁暴君的力量,多数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比如尼禄被逼自杀,康茂德被摁死在浴池里,卡拉卡拉和马克西穆斯被禁卫军杀死。
暴君除了被推翻或被杀掉以外,还有一种结局则是“暴亡”。暴君哪怕是正常死亡,但由于其政治操作特点,往往在濒死前秘而不宣,死亡后秘不发丧,一旦公布,形成事实上的“暴亡”后果。被其摧残得支离破碎的原有体制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仓促复苏和矫正,往往给全社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上述的几个罗马暴君在死亡后,整个罗马帝国就经历了严重的动荡。尼禄死后,罗马帝国一年内换了四个皇帝;康茂德死后,一年多换了三个皇帝;卡拉卡拉之后,一年换过两个皇帝;马克西穆斯死后更夸张,几个月就相继死了六个皇帝。这前后两百年,成为罗马帝国衰败的重要转折点。
进入近代以后,暴君依旧层出不穷。与他们的先师相比,近代暴君有幸地得以借助科技进步,其中最好使的工具大概可算传播宣传技术。于是一个很分裂的现象产生了,一方面暴君们借助科技介质,远较他们那刀马时代的祖宗们为祸更烈;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能力把自己打扮得无比光鲜,其光鲜程度甚至盖过太阳的光芒。
利用近现代的大规模宣传工具,暴君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边荼毒生灵,一边作为某种图腾———而不是理性利益的代理人,得到广泛的底层人民的支持。1945年当希特勒濒临灭亡的时候,大量的德国市民和士兵选择自杀的方式再送元首一程;同样的现象出现于1970年埃及强人纳赛尔去世之时;而1956年赫鲁晓夫揭穿斯大林暴虐真相的报告,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发布,以避免触动统治集团外的反弹。
从上述这种对比可知,从古到今最心知肚明、最不待见暴君的,其实是暴君周边的统治集团内部人士,他们和人民一样受到暴君的残害,却又因为享有独到的“仆人眼里无英雄”的视角,而免于被各种宣传忽悠。但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又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难以根除自身那滋生暴君的土壤。统治集团中的那些精英分子,最习惯的选择总是提着脑袋博上位,而罔顾其前任的教训。如果数一数罗马帝国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大帝不到300年间的皇帝们的归宿的话,会发现总共有超过20位皇帝被内争所杀,得善终者为极少数———应了中国那句感叹王朝兴衰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当然,地球大了什么鸟都有,英格兰人就与别国不同。虽然历史上也出过几个成色不高的暴君,但英格兰人从中汲取教训后摧毁的却是王权———1215年,英格兰人制订了《大宪章》。
大英帝国从此崛起了,而罗马帝国灭亡于145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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