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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3 11: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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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家升:毛泽东一生最大恐惧最大败笔是什么?
为了论证这一时期的历史,还可以举出下述较为可靠的资料,相互印证。
一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1年5月号的文章:《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一文,上面有一张表:〝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灾前全国人口为63474.9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万人,死亡率为5.11%。表上第一位的就是安徽省,灾前人口为3446万,非正常死亡633万,死亡率18.37%。四川省非正常死亡940.2万,绝对值全国第一,死亡率13.07%位列第二。就安徽省而言,非正常死亡人数,大于《张恺帆回忆录》书中记述的数字,此乃因为一是三年一是五年之别也。事实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也确是从1958年开始,绵延至1962年的。
数字是冰冷的,但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我们不能像没有人性的恶魔斯大林那样,说什么死亡几百人几千人,那是人命;而几十万丶几百万人的死亡,那就只是数字了。
当然更不能像政治流氓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有几亿人口,死几千万有什么要紧,让妇女敞开肚子生,几年不就回来了。这种拿中国人不当人,一付无耻的嘴脸,真该下十八层地狱!
下面再说说另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是公安部三局王维志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他说那几年安徽省有11个县,死亡率超过百分之十,依序前六位的是无为县18.23%丶太和县17.479%丶宣城县16.31%丶亳县16.238%丶宿县14.432%丶凤阳县13.604%——这个数字未查到起讫年月,虽然较上述两家数字稍低,但非正常死亡人口,全省在四百万左右,是有根据的。
我为什么又要引用这一数据呢,因为它和我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从这张小表上看,安徽饿死人数排在第一位的无为县,和排在第三位的宣城县,正是大饥荒年代,我生活过和最熟悉的地区。
先说说无为县。如果说安徽省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那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1961年之后未统计),就饿死了320422人。占全县1957年底人口总数982979人的34.8%!
无为县位于长江北岸,境内水网纵横,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对岸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稻米主要供应地之一。大跃进中三年,为何在没有大一点的自然灾害情况下,一个鱼米之乡,竟会有数十万农民被饿死?这是谁之罪?对此已故的无为县农委干部丁人卜先生和杨金声先生,作为研究无为事件的开拓者,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人祸!
这里要说一说已故的丁人卜先生。他作为县委农村政策研究的负责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冒着风险开始调查无为县大批饿死人的惊天大案。经过多年的走村串户,和查阅县公安局丶统计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档案资料,终于编成《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迹》一书。随即送各主管部门审阅,也呈送给无为事件当事人张恺帆副省长过目,均无异议。以后丁人卜先生又个人出资打字印刷装订成册,广泛征求意见,均未听到质疑的声音。这些都足以证明,这本资料是一部当代人写当代事的信史,是真正来自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的第一手可信资料,弥足珍贵!
2008年我在无为县采访时,蒙杨金声老师将此打印稿相赠。以后丁人卜之子丁华林夫妇与杨金声老师,五七难友方后高先生,一齐到我家。丁华林先生亲口授权我可以发表及引用其中资料。
我在认真读过丁人卜先生遗着之后,首先是受到极大的震撼,继之也感到有责任,将它推向媒体,让更多的后来人,知道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人间地狱式的悲惨事件,有多少我们的骨肉同胞,枉死在大跃进共产风的狂潮中。为此我一面将它们一字一句录入电脑,一面开始写一些解读性的文章。诸如《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丶《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读张恺帆回忆录》丶《一场肢解中国农民家庭的前哨战——人民公社食堂苦难与罪恶的渊薮》等等,散发于《炎黄春秋》及共识网丶五柳村丶观察等中外网络。
拙文发表后,曾引起过较广泛的关注。有在世界各地无为人,特别是大饥荒中死难者的家属,来函来电表示无限哀伤的;有来函希望帮助寻找大跃进灾难中失散亲人的;有函索拙文并希望转载和出版的;有对一些史实疑点希望能进一步说明和澄清的,如光明日报社一社89岁的老先生来函询问,丁人卜先生为何不对1961年之后的无为农村做调查统计?我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一一回复了。
当然,也会有反对者的声音,大概是拙文及引用的史实,触到了一些人包括官二代们的痛处,我曾连续两年收到过恐吓短信和电邮,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有境内的也有境外的,有说我要遭到报应,也有干脆发来连续14个4的。4者死也,我都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我历来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所有文章皆实名实姓。你们骂也好恐吓也好,为何不敢报上名来?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尚无畏惧,你们怕什么呢?记得是名报人林白水先生,面对恐吓信说过一句话,他说生为庸人,死作鬼雄!林先生果然以后求仁得仁了。林先生此言,我心有戚戚也。
话说远了。无为大饥荒事件披露之后,受到更多关注的还是学界,和大跃进大饥荒的研究者们。我曾接到过多封函件,索要丁人卜先生的遗着,其中有境内外的专家学者,也有像阳光卫视这样的媒体,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库这样的学术机构。我都一一即时赠送了。只在回函中表述,我们只有一个共同责任,那就是在为大跃进大饥荒中枉死的中国数千万亡灵的哀悼中,不能忘了要为他们讨回公道,要对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罪酋,尤其是首恶毛泽东进行历史的审判!
丁人卜先生这本遗着,究竟写了些什么,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了。只能说它是从共产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一份极好的标本。它通过翔实的数据调查,可贵的细部描述,真人真事的真实记载,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一个大粮仓,怎样的经过大跃进共产风肆虐之后,如何的粒米如珠,后来连黄豆杆子丶花生藤壳丶高梁杆子丶玉米叶皮芯都充口粮,最后草根树皮也吃光。接下来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家家有新坟,处处有尸臭的人间地狱!它告诉人们所谓大跃进期间,无为的粮食总产量,远不是什么高产再高产,翻番再翻番。而是铁的事实告诉你是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58年到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57年为6.7亿斤;58年为6.2亿斤;59年为4.4亿斤;60年为4亿斤,与57年比减少36.5%。而1958年粮食外调任务,竟然是2.3亿斤!
它还告诉人们,什么叫反瞒产私分,那就是逼粮,也就是逼命!当地民谣:〝见偷吃的打嘴巴,下圩迟的开口骂,叫不来的绳子拿,若强调就梁上挂。〞
〝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坛生产队长支部书记丁家法,打骂群众,克扣伙食无所不为。1959年3月小饲养员丁玉全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块肉,当场流血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半月后死去。〞
〝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内,打了35人,达153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约5斤稻,傅将倪华拖来吊打,用烧红的大底针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组长将该女社员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明文因病不能参加生产,遭他一顿毒打,因伤重而死。〞
58、59、60三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应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两、三两;有的地方断炊。以致外流、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普遍发生,还要搞反瞒产私分。59年12月18日无为县委第一书记恶吏姚奎甲,到红庙公社召开党委会,批判该公社为什么只报单产360斤,说红庙公社有特务,有瞒产私分行为。立即将党委书记吴定诚撤掉。指出当前工作要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随于12月10日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13天会议,用严刑威逼报粮。在会议期间及会后,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9%,该大队的西林、大季两个生产队,在13天会议期间就死去395人;新屋生产队原有112人,死去78人,占66%,全家死光的7户,共33人。正岗大队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占52.5%;徐岗大队原有3625人,死去2023人,占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关河公社。该公社有6个大队断炊,其中双泉大队已有一个多月未有供应,每天死六、七人;石岗大队一天即死16个人,公社拿出4000斤粮食安排生活。姚知道后,拍桌大发公社书记徐明理的脾气说:‘你如果不把4000斤粮食收回来,就是瞒产私分的头子。’并在第二天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喜皮笑脸的说:‘我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三个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双空手;要粮食一粒没有。’〞这样的恶吏,还有一点人性吗?
大量饿死人还与人民公社的食堂制度,有紧密的关系。据我的一位本家,当年在无为县高沟公社草埂生产队当过小队会计的堂兄对我说,他们的小队食堂管147人伙食。有时一歺饭竟然只有2斤米下锅!人均不到10克。农民作家王有任先生曾对我说,有些基层干部和炊事员,居然在熬大锅糊糊汤时,用纱布把米包起来,这样他们就能吃到半干的饭,而农民们只能喝大锅清水汤了。所以当时当地有民谣:〞一两二两饿不死生产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
毛泽东---曾希圣---姚奎甲,这一伙暴徒,如此残害中国的善良百姓,心肠之狠毒,手段之毒辣,后果之严重,古今未有,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虽万死也难赎其罪!
说过排名第一的无为县,再说说排名第三的宣城县。如果说长江之北的无为是江北大粮仓,则宣城县则是江南的锦绣之地,更是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富五业兴旺的膏腴之地。谁能想到就是这块毗邻人间天堂苏杭的沃土上,在大跃进共产风肆虐期间,竟是也是白骨遍于野,百里无鸡啼,死难者枕藉的悲惨世界!2011年夏我和余习广先生去宣城调查,原宣州市政协委员,某医院放射科主任胡医生告诉我,大跃进大饥荒期间,宣城县饿死人的比较可靠的数字,应该是18万人,而不是过去流传的17万人。当时宣城全县人口约为60万,死亡率在25%以上。
宣城,以及和它邻近的芜湖当涂,都是安徽省长江以南的精华所在,它的美丽富饶,一部分是大自然的恩赐,一部分却是得益于我们祖先的辛劳开掘。我们不妨对它们的历史,做一点简略的回顾。
芜丶当丶宣一带,汉以前很多地方是湿地,芜湖者荒芜的湖滩也。鸠鸟翔集,芜湖又名鸠兹。宣城也近似,仅宣城北乡的江南五湖(金钱丶青草丶南漪丶丹阳丶固城)之一的金钱湖,四周即是有二十余万亩的大湖滩。三国期间孙权大帝赤乌元年至四年(公元238--241年),孙权为了对抗北方发达强盛的曹操,派冠军将军丁奉,以五路总兵衘镇守宣城,芜湖一带。同时开发五湖区,使它成为东吴的大粮仓。丁奉不辱使命,率军数万,一边操练,一边围湖造田。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荒芜的五湖区湖滩,变成了肥沃的良田。遇旱则积,遇涝则洩。圩内高处广种桑麻丶麦菽,低平处种稻,水面养殖。有一首曾作为高考作文命题的,清人阮元的吴兴杂诗:〝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万户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也正是五湖圩区的写照。
其中仅以围宣城金钱湖为例,丁奉经四年经营,筑堤104里又49步,堤宽丈余,堤高2丈余,堤底宽五丈,围成一硕大的金宝圩。圩内有良田十万零二千亩,水面六万八千七百亩,一千多个村庄,七万八千八百余人。圩内阡陌成绣,沟渠纵横,土壤肥沃,旱涝保收。可产粮六千万斤到八千五百万斤,棉花二万担到三万五千担,大蒜一百多万斤,鲜鱼二百万到四百二十万斤,是货真价实的鱼米之乡。2011年7月我与余习广先生一起,租车去属于金宝圩的宣城养贤乡,登上始建于1700多年前的金宝圩大堤,缅怀先贤,再想到共产风期间,执政者的恶劣行径,感慨系之,久久不能释怀。
三国以后,长江以南一直物产丰富经济富裕,不仅自身衣食无忧,而且也是中国稳定的一股强大的物质基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晋永嘉年间的八王之乱时,生灵涂炭,唯独江南尙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以后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迁徙,文化大交流。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一千多年来都是水旱无忧,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文人辈出之地,到了所谓大跃进期间,竟然也饿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对得起祖先吗?丁奉将军在开发宣城期间,吴王孙权下诏:〝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其年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想想古人比比今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起我们多年唱的所谓红歌,什么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旧世界真的就那么万恶吗?新世界真的就万里江山披锦绣了吗!一千七百年前吴王孙权,尙能造福百姓,使中华儿女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衣食无忧。而可恶的毛时代,只会对亿万生灵作彻底的掠夺。为了去争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地位,竟然迫使中国老百姓成千万的被饿死!他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中华民族的百姓与先人!
可惜,宣城县在大跃进大饥荒中,发生过如此惨烈的大批饿死人事件,至今能读到的材料极少,远不能和安徽省的无为县太和县凤阳县巢县全椒县等县相比。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位名曰徐应钦的,为了反映宣城大批饿死人的实情,为了冲破当局对邮政的控制,曾步行去邻省江苏高淳县邮局去投递。就这样还是被宣城县委截获了。听说徐后来被关进大牢不知所终。
当时县委主任负责人,是田、杨夫妻店。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垮台了。作为曾的红人,这对夫妻一度失势,田在地区商业局赋閒时,我还见过他。不久他就晋升到一个地级市当副书记,升官了。而宣城死掉的十八万人,死了也就死了了。
最后说一点我个人在大饥荒中的经历。
我1958年21岁时被划右派,发配到广德县一个叫门口塘的农场,接受监督改造。接下来就赶上了大跃进大饥荒,我年幼体弱,又铁帽压顶。备受饥饿丶劳役丶批斗等多重磨难,能活下来也是九死一生。我还亲眼见到一些右派难友,受尽欺凌,活生生的就死在我的面前。至今难以释怀的是一位叫周志银的无为藉的小学教师,只因为在工地上捡到半截小山芋,私自吃下去了。被作业区虎狼一般的主任赵德隆,在检查厕所时,发现了有吃生山芋的大便,顺藤摸瓜,查到了周志银头上,马上开全作业区的批斗大会!赵德隆人高马大,破口大骂多时仍不解恨,对着已经弯腰认罪的周志银的胸口,连踢带踹两大脚,周饥饿多日,已衰弱不堪,那里能经得起这重重的两脚,只听到周惨叫一声,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气绝身亡了。人都已经死了,赵还大发淫威,先说他装死,后又说〝死个把右派还不就像死了条狗一样,谁叫他偷山芋吃!〞
这里说一下验大便是怎么回事。那是1960年的早春,生活最为困难时期,主食品就是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芋。山芋有多种吃法,整个煮着吃的机会很少,经常是切成片掺和一些山芋藤山芋叶,再加少量大米熬成糊吃,这样大便也成粘糊状。有时吃的是山芋洗过殿粉之后的山芋渣,那大便也呈渣状。而吃生山芋的大便,则是一种不粘不散的特殊形状。我们右派只能在食堂就歺,因此厕所里决不准出现吃过生山芋的大便。赵德隆扛过长工,这些他都懂,不然一位为人师表的教师,怎么会因为半截生山芋,就丢掉了性命。
我见到过更多的死亡还是农民,特别是在离我们农场不远,一个叫新杭公社的水库工地上。因为挑水库的人多,人多粪便就多,我们是去拾野粪的。挑水库是个硬活,不像下地干活还能磨磨洋工。挑担子少走一步是到不了位的。把经年挨饿已是气息奄奄的农民,赶上水库工地去干这个硬活,无疑是迫使农民早死!亊实也正是大饥荒时期,饿死农民最多的地方,就是水库工地!我不只一次看到过一些农民,歪歪倒倒地挑着半筐泥,走着走着往地上一倒就永远起不来了。也许是见多不怪了,有人死了却很少见到有人在呼天喊地的痛哭,人们是麻木了?还是想到说不定下一个倒下的就是自己,或是人们都饿昏了,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是见过一次死人,就在心灵上刻上一刀,死人见多了,心上的刀疤也刻多了,心也就硬了,也忘记了什么叫悲伤和怨恨了,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活过了古稀之年,近年来才有一些醒悟。
2011年12月初稿,2012年2月二稿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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