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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懵懵懂懂的孩提时代正值“肃反”的时候,最先能够记住的是大街上刷满了标语,所有的电线杆子刷满了标语,父亲单位的橱窗里贴的是漫画,一只大手把几个画的极丑的小人活活攥死,或是一只蘸水笔把几个小人活活戳死,或是一把大扫帚把几个小人活活扫死。我不认识字,问父亲“这是干什么的?”父亲恶狠狠地暴喝:“滚回家玩儿去!”
秋天的一天,我与大我7岁的姐姐到坟山(今日淮南市文山中学所在地)去摘野枣,看到一队人走过来,有的人端着枪,有的人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人脖子上还坠了一块的石头。被五花大绑的人都戴着脚镣,有的人赤着脚,脚面上都是血。
姐姐颤抖着把我搂在怀里,看着他们踩着荆棘走过去,有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一直看着我们,脸上居然带着惨然的笑意。在山的半坡上,被五花大绑的人全部被喝令跪下,端枪的人瞄准了他们的后脑。
“轰……”枪声响了,硝烟很大,很久以后才散去。有一个端枪的人用枪上的刺刀在倒毙的人们身上使劲地扎,直到所有的倒毙者再无动静。
回家的路上,姐姐告诉我,那个对我们微笑的人是她的一个老师,“胡风反党集团”的“分子”。 我不懂什么是“胡风反党集团”,更不懂什么是“分子”,我只是永远地记住了他的微笑,永远记住了那绳索、那镣铐、那血迹,永远记住了他和那些人被残暴地攫夺生命时的情景,永远记住了我的灵魂曾经为他们剧烈地颤抖。
在以后的“红太阳光芒万丈”的20多年里,几乎每一年的秋天,城市里都有打着红勾的杀人布告张贴出来。进入“文革”阶段,密度加大,51节前,国庆节前,元旦前都有“万人公判大会”召开,都有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程序是:政府通知各单位带领群众进入会场、大会宣读死囚罪状、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枪决。
最惨的是“批林批孔”中的袁炳礼、李庆云。二人相信“批林批孔”就是要打到周×来,于是“誓死捍卫M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走资派殊死斗争”,在淮南大闹了一通。结果,二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1974年国庆节袁炳礼被枪毙,因为喊了“M主席万岁”,被人用铁扳手打掉牙齿,嘴里捣入棉纱线。1976年国庆节李庆云被枪毙,游街时咽喉像张志新那样被“做了处理”,行刑者对他身上打了六枪。
每到有人被杀的时候,淮南的市民如迎盛事,扶老携幼、奔走相告:“枪毙人啦、枪毙人啦,快点看枪毙人去,这回要杀好几个呢!”
当是时,麻木的群众不仅现实中喜欢此道,就连看电影,影片中一旦演到“阶级敌人”落网、被判死刑,大家马上就情不自禁的地欢呼起来、热烈鼓掌。
孩提时期的遭遇使我永远牢记当时我的灵魂的颤抖,永远不会走近人类针对自己同类的屠宰场。我从来没有凑过去看这样的“盛事”,我知道那是多么的惨烈,我不能经受那样的惊心动魄。大家都是仅有一次的生存机会,为什么非要千方百计地剥夺别人的生命?为什么非要毫无理性地欣赏别人惨遭杀戮?在我的眼里,政治杀人与刑事犯罪杀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罪恶的杀人犯,都应该被驱逐出人类群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迫害和政治杀戮终于结束了,“阶级斗争”没有人鼓噪就不再有所谓的斗争,没有所谓的斗争也就不再有人为此无辜地被剥夺生命。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毕竟经历过血的浸泡,总有几个被血的浸泡泡透了的败类。口口声声要复辟“文革”的丑类们,曾几何时气焰那样地嚣张,动辄就要杀光所有的“右狗”,杀光所有的“反毛分子”,杀光所有的“改良主义投降派”,杀光所有的“新生的资产阶级”。 其实,倘若再次发生“文革”, 鹿死谁手还很难逆料,谁消灭谁都很难说定,因为人民早已不像46年前那么老实了。新的“文革”也许正是反人类的鬼魅们的血海,人民也许会乘这样的机会彻底铲除一切害人虫!
其实,像孔X东那样的暴力、动乱的的鼓动者,如果生在毛的时代,一百个脑袋都被敲掉了。
盗窃的蠢贼,本来是冲着几个小钱去的,却要把被盗者杀死,甚至灭门。文革的馀孽,本来是为了政治投机,谋取一些名利,却宣扬暴力,鼓吹要杀掉一切反对者。网络上的愚昧青年,动辄辱骂老年网友“老不死的”。他(她)活到80岁、90岁依然健在,而且还要无止限地继续生活,那是他(她)修德修身所致,你不该向他(她)学习吗?
让岁月时光洗净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洎吧,让我们永远牢记那些枉死的冤魂吧。
转自新浪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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