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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瑩 文章来源:亚洲周刊
摇滚女歌手吴虹飞,以少数民族和女性的视角,用讲笑话的形式来反思主流话语,对抗疯狂、绝望和虚假的世界。她曾因声援艾未未,而被当局禁止演出。
吴虹飞可算是个奇女子,她的身份带着当代人特有的複杂性。她是中国广西侗族人,毕业於清华大学,做过记者、作家,同时还是摇滚歌手。二零一一年吴虹飞获华语金曲奖最佳摇滚艺人、最佳编曲、最佳作曲、最佳制作四项提名。同年五月,在大陆艺术家艾未未「被失踪」期间,当局为防止吴虹飞借演出为艾未未发声,将她的演出活动取消。
在这个流行讲黄笑话、流行用「性」来讽刺政治的时代,吴虹飞用八至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随笔式的笑话集《讲黄笑话的中国女孩》。从大学生活到工作经历,内容包含个体的情感,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文胸」、「避孕套」、「堕胎」这些禁忌的话题被吴虹飞从女性角度出发,赋予大胆的联想和嘲讽,并毫不遮掩地带出自己的生活感悟。她将这些琐碎的片段编织成笑话,却站在文字背后进行反思。将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六日在香港举行新书发布会的吴虹飞,近日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这本书名字是《讲黄笑话的中国女孩》,怎么理解「黄」这个字呢?
关於这个「黄」,我在书中是带着一点色情来写的。但这些都是我自己创作的,不是我听来的,也不是抄来的。但我写的其实是和「黄」相反的,我在表面上讲一种很色情的东西,但其实真正想表达的,一点都不色情。
你书中谈到的一些有关性的内容,在中国现今社会依然属於禁忌的话题,是否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选择用讲笑话的特殊方式来表达?
对,我有一点这个意思。如果讲到话语,我肯定不是中国大陆主流的话语。我觉得大陆的话语里有一个男性的角色,因为大陆是个男权社会,一切媒体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男性化的趋势。我的语言风格是有一点非主流,我想规避所有主流话语的方式,自己创造一种说话和开玩笑的方式。中国大陆的男性是非常喜欢讲政治笑话和性笑话的,但我觉得我讲的和他们完全不一样。比如我要讲「阳具」这个词的时候,我所讲的就不再是「阳具」的意思了,而是去色情化。我一直试图在男性主流的话语里,找到自己的话语空间。
有作家评论你这本书是一种「呻吟与愤怒」,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认同。因为作为女性,我们对这个社会并不愤怒,也没有反抗。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话语空间里,我们也会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但是男性和女性面对这个世界时,表现是不一样的。
这个邪恶指的是什么?
政权。女性看到邪恶的时候,往往会自动过滤。我们看到的,都是爱情、怜悯,就像看到青草地上长出来的细草一样。女性心里有的,都是这些东西。不管这个世界原本是怎样的,我觉得我们女性的心里都是另外一个世界。我并不想对抗任何东西,并不是说我缺乏勇气,而是我可能对音乐、对美,对那些柔软的东西更感兴趣,所以就忽视了其他那些更糟糕的东西吧。
你在这本书里面也多次提到爱情,但与你以前创作的歌曲不同的是,你在这本书里讽刺了爱情,这种对爱情的讽刺是一种隐喻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以这样想,我主要是自嘲。我原来天性其实是很浪漫的,是非常热情的一种人。因为我是个少数民族,在这个理性的、冷漠的、缺乏温暖的世界里,会发展成另外一个面。会不由自主地嘲笑自己的软弱和幻想,不然怎么解释这一切,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
讲黄色笑话是现在大陆社会很流行的,你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确实流行,很多男性是这样,但我周围没有这样讲话的人。我觉得这样说话是一种政治讽刺吧,可能台湾、香港也喜欢用性来讽刺政治,但我不是。我的「性」是非「性」。
你和艾未未的交往也当作笑话讲出来了,你现在还会因为他的事受到影响吗?
艾未未出事时我的演唱会被强行制止了。艾未未被释放后,我们就有意不再来往了,也不谈什么事情了。当时也怀疑自己的电话是被监听的,所以就想尽量不惹当局吧。只要不提艾未未,我就可以演出,所以从二零一二年起,我又能正常演出了。
讲讲生在这个时代你的一些感受吧。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是,至少在中国大陆,这是一个非常疯狂、非常绝望的世界,这里边的文化都很虚假。写这本书看似在讲笑话、在调侃,其实也挺悲哀的。我在做自我拯救,我希望可以通过原住民的音乐,找到人类最质朴的诗意。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里,我才不会感到那么绝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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