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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到第三年，知青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农村，有上学的，有被招了工的，剩下的可都着了急，纷纷自找门路。家里和部队有关系的，把孩子送去当兵。在单位说得上话的，把孩子调到干校。还有的知青，突然就不见了踪影，隔了一段才听说，是北京来了人，拿着首长的条子，悄悄给接走了。再不济的，也能把孩子转到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虽说也是插队，但起码交通方便，吃喝也不用愁。
什么事都怕比，大家是一块儿来的，热热闹闹，日子再苦，也能往下熬。如今伙伴们纷纷离去，送走一个，留下的人总要难受半个月。走的念头就像憋急了一泡尿，弄得人坐都坐不住。那些家里没权力没路子的，指望不上，就得靠自己想办法。于是，很多人就想到了办病退。可那时年轻力壮，身体跟牛犊子似的，远无病史，近无现行，哪能你说什么人家就认什么。俗话说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可这个时候，你要是真有个什么病，反倒遭人羡慕。
人们为了能够开出病退证明，也是八仙过海，想尽了手段。比如量体温之前，先灌一肚子热水，不管低烧高烧，比正常体温高就行。有的干脆胳肢窝里就夹个热水袋，体温计一插，还不到五分钟，那温度高的，大夫看了都害怕。还有的几十里山路跑着去，坐到医生面前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马上让大夫测心跳和脉搏，要是正常才见鬼了。更有那鲁的，使出绝的手段。大夫问，你哪儿不舒服，他回答是腰，大夫给他检查，伸手一摸，腰上别着个硬东西，圆把薄刃，竟是一把菜刀。大夫二话不说，坐下就把证明给开了。不是大夫立场不坚定，你看那小伙子眼都红了，为这事挨上一下子，实在是不值得。
当然动刀的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都采取了和大夫套磁的办法，后来风靡全国医疗界的拿红包，可能就是起源于这个时候。
我们队剩下的几个知青都是文人，那些个手段是使不出来的，要说人有了专业技能，什么时候都不吃亏，武的咱不会，就来文的。现成的手艺，为何不用。那病退证明不就是一张纸吗，都是印好的现成格式，咱到医院里去顺几张就行。至于病历，照着别人的抄，什么肝炎肺炎心律不齐，血压高关节炎，什么管用咱填什么，关键就是那枚章子，只要盖上它，狗爪子划上的印儿都算数。
说起模仿图章，那是我们在刻印小报时发明的一项副产品，在“文革”中用过多次。那时很多组织都有宣传队，经常搞什么演出。门票多是油印的，盖上章子就发行。我们如果没票就仿制，找一张真票，放在蜡纸下边，量好尺寸，把它照原样描下来，然后像刻宣传画那样一点点地刻，刻好了，取一团棉花，蘸上红印油，把蜡纸覆在票上，轻轻一擦，一枚逼真的章样就印上去了。我们用自制的门票混入过多场演出，无一失手。
队里这时只剩了三个知青，大宇他爸是右派，自然上学招工都没他的份儿。黄毛他妈在街道作坊糊纸盒，二强家也是无权无势。三人走投无路，就想起了“文革”时我们玩过的这点技巧。
要说混几张票算不得什么原则问题，可要假造病退证明就不是小事。闹不好甭说北京回不成，还有可能被抓起来。三个人击掌为誓，要守口如瓶，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商议已定，各人分头行事。大宇去找油印机。
一切准备齐全，三个人接下来要做的事，今天听起来都可笑，就是选病。那时我们每个知青户都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几个人翻了半晌，各自选了一个。二强选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大宇文气点，选的病也不一般，叫房性心颤。黄毛开始选的是痔疮，众人嫌恶心，给骂了回去，又改成了风湿性关节炎。然后从书上列的症状里挑上几条，由大宇仿着医生们惯用的龙飞凤舞的笔道往表上填。
在蜡纸上刻那枚章子，花了大宇几乎一天的时间，毕竟三年没刻，手硬的不行，前两个都刻坏了，到第三个才找到了感觉，终于成功。
大家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看着大宇把蜡纸覆在证明上，用棉球蘸了印油轻轻地擦。擦完了，大宇将蜡纸慢慢地揭起，一枚红红的印章赫然出现在证明的下方。大家拿着这份自制的证明仔细观瞧，觉得看不出什么破绽，那枚章子就像是随意盖上去的，用力不够，油也不足，有的地方留有空白，给人一种纸张粗糙的感觉。大宇说，这样才真实，否则，刻得越多，漏洞也就越多。
三张证明制作完毕，大宇把那张蜡纸，一把火烧了。
大家把证明小心地收了起来，完成了这一件大事，几人却如心怀鬼胎，忐忑不安。他们在校时都是老实学生，从未干过违法的事，这证明能带来什么后果，是凶是吉，谁也不知道。可现实的困境，又使得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险棋。
可能是天意怜幽草吧，三人一路过关斩将，竟把事儿顺利地办成了。知青办的人把那证明只瞥了一眼，就丢在旁边，简单问了几句，低头就办手续。我想管事的人心里也清楚，那么多的知青办病退，有几个是真的，何必那么较真。这假证明未必做得天衣无缝，还是人家手下留情，想积德罢了。
摘自《快乐老人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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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6 16: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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