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过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毛泽民、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方志纯、孟一鸣、林基路以及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王为一、赵丹等等。他们有的是路过，有的是到那里工作。另外，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尽管只剩下三万余人，但还是组织两万多人向西挺进。因此人们自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作出如此选择呢？这一切，都与被称为“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

　　一、1928年“七・七事变”

　　在介绍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国以来新疆的政治状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立刻发动起义经示响应。结果，迪化起义因遭到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而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则取得胜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以后，曾经派兵进攻迪化，但由于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双方息兵停战。不久，袁世凯任命原新疆按察使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新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杨增新（1867-1928）字子周（又字鼎臣），号荩臣，云南蒙自人。他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两地担任重要职务。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政局变化，他在1914年6月担任新疆将军，1916年7月担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一直掌握着新疆的军政大权。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新疆与伊犁的统一和阿尔泰地区的统一，使新疆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变成了西北地区的坚固屏障。不仅如此，杨增新在行政方面严厉打击贪污受贿，使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在经济方面积极创办民族工业，开垦农田，改变了财政不能自给的状况；在外交方面与苏维埃俄国友好相处，恢复了边境贸易；在民族关系方面重视与宗教界人士的合作，从而缓和了汉族与穆斯林的矛盾。这一切，既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作为中华民国的封疆大吏，杨增新始终以保持新疆的稳定和统一为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说过：倘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为此，他对于内地的政坛风云和军阀混战，采取了“认庙不认神”和“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态度；对内地到达新疆的人员，则注意严加防范。北伐战争胜利后，杨增新发表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因此他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就在这时，新疆交涉署署长兼军务厅厅长樊耀南突然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杀害。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湖北公安人。他18岁考中秀才，1904年被湖北选送日本官费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据说他是一位自奉谨慎、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人。樊学成回国后正值清朝末年，因不满现实，遂在家乡设馆教书，不问政事。辛亥革命爆发后，樊耀南重出江湖，先后担任新疆法政学堂教员和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当了总统以后，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后来又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交涉署署长和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等职。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等政要参加。典礼结束以后，樊耀南举行宴会。宴会期间，杨增新被樊耀南埋伏的杀手杀害。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樊耀南以为大功告成，前往省长公署宣布自己执政时，民政厅厅长金树仁一面派部队固守要隘，保护省城，一面率省政府卫队包围了省长公署。于是，樊耀南在混战中被乱军击毙。这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七・七事变”。当然，也有人怀疑刺杀杨增新并非樊耀南主谋，而是金树仁所为，或者是苏联在幕后操纵。

　　金树仁字德庵，1883年生于甘肃河州。杨增新早年担任河州知州时，因整顿吏治，兴办书院，使金树仁受其恩惠。杨增新主政新疆后，金树仁应其召唤，于1915年西出阳关来到新疆。不久，金参加新疆全省县长考试，以优异成绩胜出，被委任为阿克苏县县长。随后他在基层历练十余年，终因政绩显著升任省公署政务厅厅长。

　　对于杨增新和发生在新疆的“七・七事变”，著名考古学家徐炳昶曾有如下评价：“荩臣将军为一极精干的老吏，实属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靖，洵属功多过少。不过其思想极旧，以为深闭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变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来因应殊未适宜，故致此变。”当时，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同时以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的身份在新疆考察。考察期间，他与杨、樊二人多有接触。此外，他还拿杨增新与慈禧相比，说杨“思想旧，好愚民，是他极大的短处。”

　　“七・七事变”以后，金树仁将樊耀南用残酷的磔刑处死，然后召开各级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事变经过。于是，他被推举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兼总司令。随后，南疆北疆的军事将领和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也纷纷通电表示拥护。1928年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承认新疆“七・七事变”之后的现实，正式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二、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

　　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继承杨增新统治方略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为了培养人才，他一方面派人到德国、日本留学，一方面在各县设立中学、在50户以上的村庄设立小学。为了发展经济，他在修筑公路、兴建牧场、改良品种的同时，还利用外资开发本地矿产资源。1929年甘肃大旱，他多次拨款赈济当地灾民，被誉为“恩被全陇”。

　　当时新疆孤悬塞处，外敌窥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长莫及，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金树仁于1930年派省府秘书长鲁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揽军事人才。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担任科长的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经过考察，他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年年底，他辞去原来职务，取道苏联抵达新疆。

　　盛世才，字晋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作1895或1896）生于奉天（今辽宁）开原盛家屯。他小时候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留学。1919年回国后弃文从武，入广东韶关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他跟随教官郭松龄返回东北。回到东北后，郭担任了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当时张学良正在这里学习。经张学良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军第八旅旅长，于是盛世才在他手下当了一名排长。郭对盛非常赏识，不仅让义女邱毓芳（邱父时任团长，是盛的顶头上司）嫁给他，还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召回国，在郭手下担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后，盛世才逃亡日本，在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等人资助下，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学校教官和参谋本部第一厅作战科长等职务。

　　盛世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政府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的闲职。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惟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了金树仁的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良好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斯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为此，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和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前去围剿。经过几个月苦战，先后将马仲英、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又将敌人击退。1933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将马世明打败。盛世才屡战屡胜，使他获得“常胜将军”的美誉。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归化军”由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组成。因为这些人到达新疆后有“归化”的要求，所以金树仁便把他们武装起来为己所用。于是，人们把这支军队称之为“归化军”。归化军骁勇无比，战斗力很强。他们不仅为金树仁镇压各地暴动立下汗马功劳，也因为与金树仁的矛盾而萌发叛乱之意。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仓惶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叛。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来到盛世才的驻地，请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面。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达到迪化城外，但是却按兵不动。这时，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东北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队，他们参战以后，迫使据守在城内的政府军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商量由谁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却握有重兵且近在咫尺，再加上这几年他已树立一定的威信，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四・一二政变”。

　　三、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台不久，便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向斯大林秘密提出将新疆划入苏联领土并成为其加盟共和国的要求。但由于当时中苏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再加上鉴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历史教训，斯大林对日本特别畏惧，如今中日两国交战在即，这将大大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

　　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联系密切，从而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随后即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于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只好悄然返回内地。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担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于是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是马步芳的堂兄弟。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有八千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以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处长以“看病”为名，到莫斯科与苏联当局接洽。随后，他从前线返回迪化，与斯大林派来的特使签订了秘密协定，其中包括苏联向盛世才提供300万卢布的军火（内有30架飞机和机枪、通讯器材）等内容。作为回报，盛世才答应向苏联出让开采黄金、石油和其他矿山的权利，并在新疆修筑一条通向苏联的铁路。此外，盛世才还答应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在此前后，盛世才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邀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对方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书和必修之课。除了这种“精神贿赂”之外，在客人离开时他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说：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参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4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不久，斯大林派苏联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和马仲英击败。张培元失败后被迫自杀，马仲英也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斯大林多次向盛世才提供巨额贷款，其中1935年8月高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提供250万卢布。另外，“斯大林应盛世才之邀，向新疆政府派遣了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的顾问和技术专家300余人。这些顾问中，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或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过的，原来是中共党员而后来又转为苏共党员的中国人2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党的‘一大’时的共产党员、化名为王寿成的俞秀松。”（同上，第649页）

　　鉴于盛世才的种种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为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1935年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四川懋功会晤，并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毛泽东提出进军陕北、夺取宁夏、从而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而他则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一是向川北、甘南以至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毛泽东提出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进军的“西进计划”。他还说：“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了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对于张国焘的第三个方案，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张国焘回忆录》第三册，第23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由此可见，无论“西进”还是“北上”，都与苏联的支持和新疆的局势有密切关系。了解这些问题，对进一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颇有帮助。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各地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据说还有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四、全面奉行亲苏亲共政策

　　两个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过新疆，要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于是他成为长征以后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随后，中共中央果断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有二：一是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二是与东北军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向西挺进，以便打通前往新疆的“国际通道”。为此，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克里姆林宫。

　　讨论中国问题。

　　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

　　9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中说：

　　确定对中国的决定：

　　“（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2）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季米特洛夫日记》第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红军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一年10月，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从苏联经新疆回国。在离开莫斯科之前，陈云向共产国际再次提出需要大批军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对他说，经苏共中央批准，已经准备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一并运往中苏边境。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2月2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1166吨箱装货物（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

　　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

　　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

　　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同上，第48页）

　　12月中旬，当陈云、滕代远等人抵达霍尔果斯附近时，看到苏联为他们准备好了大批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质。但据说是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苏联当局改变原有计划，致使陈云一行以及大批军火滞留在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

　　这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顽强狙击，再加上中央指挥失当，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一千余人被困在祁连山一带，当时还滞留在中苏边境的陈云受命去号称“新疆东大门”的星星峡接应。为此，盛世才派出专人专车，把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边境对面接到迪化，并专门设宴招待这些远方的朋友。随后，他根据陈云的建议，派数百名官兵和数十辆军车，载着粮食、军装等大批物资，由迪化出发，前往星星峡寻找弹尽粮绝的西路军残部。当李先念等西路军残余人员被找到时，他们被盛世才的举动感动得流下眼泪。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400余人到达迪化，以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给养，由苏联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和飞机等军事装备。

　　同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抽调50名得力干部，由周小舟率领从延安来到迪化，秘密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当时因陈云仍然滞留在迪化，于是中共中央委任他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五、盛世才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盛世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向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延安派更多的干部到新疆来工作，二是他自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一个要求，王明立即答应；但是对第二个要求，却因为事关重要他无权决定。据说，当时王明和康生听了盛世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以后，非常吃惊。大家觉得：“盛世才如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岂不意味着沃野千里、与苏联为邻的新疆，不费一枪一弹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52页）

　　据《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分析，盛世才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证据之一是毛泽东把他的弟弟毛泽民和数十名亲信派往新疆，并被盛世才委以重任；证据之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上同意了盛世才的入党要求。因此，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工作路过新疆时，曾经对盛世才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他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此事非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可。”（同上）

　　这时，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更加亲密。1938年初，苏联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就派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空军支队进驻哈密。为了掩人耳目，该团采用新疆地方军队的番号，对外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简称“红八团”。这个团的实际人数有一个旅之多，是一支配备了飞机、坦克的机械化部队。它不仅严重地侵犯了我国主权，还扼守着我国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与此同时，盛世才还先后办了三件大事：一是以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名义，将大批衣物和军火运往延安；二是根据陈云带来的指示，尽快从新兵营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到新疆航空学校和兽医学校学习专门技术；三是经八路军办事处第二任主任邓发同意，从新兵营调黄火青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委员长。

　　1938年10月14日，邓发通过共产国际远东地区联络员向莫斯科发来电报说：“飞行员训练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够独立飞行了，训练班将于11月5日结束，17名技师也在学习中取得了成绩。但是督办只有已经超过飞行期限并对高级飞行有危险的Y-2型和P-5型飞机。请拨给我们三架供高速飞行、轰炸和歼击训练的飞机。”为此，季米特洛夫要求“最好能满足他对调拨教练机的请求。”（《季米特洛夫日记》第81页）一年以后，盛世才又从“新兵营”中挑选30多人送往苏联，以便为新疆培养更多的人才。

　　六、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讨好苏联，盛世才觉得有必要亲自去苏联一趟。于是在1938年8、9月间，盛世才携全家以妻子“看病”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对于盛世才访问苏联，国民政府并不知道。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和相关资料，对这次会谈作了介绍。列多夫斯基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当他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的托派、军队、资源和民族问题等等）之后，还向对方提出了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要求。下面是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资料：

　　会谈记录中指出，他（盛世才）对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作出的解释是，他了解马恩列斯的学说之后，知道这是惟一必须信奉的学说，况且他根据经验确信，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践中援助较弱小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党的愿望增强了。现在他得到了这样幸运的机会，亲自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交谈，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接受他入党，那他是很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督办非常坚持这个要求，那他不反对，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这会损害督办的工作，因为蒋介石和杨大使（中国驻苏大使）知道后都会很不满的。

　　督办回答说，这需要保守秘密，无论蒋还是杨都不知道此事。（《斯大林与中国》第22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上世纪50年代，已经到了台湾的盛世才也谈到当时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一九三七年，我通过陈绍禹、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最后我说：“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引者按：指斯大林等人）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斯大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转引自李嘉谷：《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百年潮》2000年第8期）

　　接下来盛世才继续写道：“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引者按：指斯大林）个人的意见是给予我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换句话说，即使我是中国人，也可以做俄国共产党员！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而在这之后我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犹疑不定的心情安静下来之后就表示了同意。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同上）

　　随后，盛世才还与苏联签订了不平等的《新苏租借条约》（亦称《锡矿协定》）。条约签订后，苏联在新疆获得了驻兵、采矿、征用土地、出入境运输、利用一切自然资源、装设电话和无线电台等特权。为此，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认为：这个“协定给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以致使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乌鲁木齐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57页）

　　盛世才与苏联反目以后，曾经向蒋介石描述了这个条约的签订过程。他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间，苏联派员秘密到新疆来，给我一个绝对秘密文件，系租借新疆锡矿条约，内容非常荒谬与不合理，完全带有侵略性质。彼时职要求修改内容，以及缩短租借年限，苏方来员答复谓：你一个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联共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同上，第657-658页）

　　此外，在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苏联提出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的要求，但斯大林基于其战略利益的考虑，还是没有答应。

　　七、毛泽民执掌新疆财政大权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来到新疆工作，或者是经过新疆前往苏联“看病”，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个。

　　毛泽民字咏莲，后改为润莲，1896年生人。他从小在家乡务农，只读过4年私塾。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925年以后，他离开湖南，先后在广州、上海、天津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他来到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协助毛泽东掌管财政大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负责筹粮筹款和保障供给等工作。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他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负责财政工作。

　　1938年2月，毛泽民携第二任妻子钱希均（第一任妻子系小脚妇女王淑兰）赴苏联“看病”，从延安路过迪化。盛世才要求他留在新疆，他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留了下来。盛世才任命他为新疆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行厅长职务。

　　同年4月，毛泽民写信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财政情况和改革新疆财政的设想之后，又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党中央派一批能理财、懂会计的干部来新疆工作，二是希望把陕甘边区政府制定的关于财经方面的法令、文件寄过来，以备参考。为此，毛泽东在批示中说：“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出版）随后，中共中央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选派一批党员干部，乘汽车来到迪化，其中有毛泽民的第三任妻子朱旦华。

　　朱旦华来到新疆以后，先在迪化女中担任教导主任，后来又担任反帝会女中分会指导，省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和省妇女协会秘书长等职务。反帝会的全称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盛世才成立的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它的会长是盛世才，历任秘书长是俞秀松、黄火青、万献廷、王宝乾等共产党人。

　　1938年9月底，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黄火青和毛泽民等人起草的《大会宣言》等文件。为此，朱德、彭德怀代表八路军发来贺电称：“新疆自四・一二革命以来，在督办的正确领导之下，……创造了有利于各族人民的许多事业，使政治、使政治、文化、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同上，第20页）大会期间，毛泽民由财政厅副厅长改任代理厅长的职务。

　　毛泽民掌握新疆的财政大权以后，认为新疆币制不统一给流通带来很大不便，于是他进行了币制改革。在毛泽民的提议下，官商合办的新疆省商业银行于1939年元旦正式成立。该银行官股占60%，为大洋300万元；商股占40%，为大洋200万元。2月1日，新币在新疆全境正式发行，原有的旧币一律作废。为此，毛泽民制定的兑换标准是“旧省票四千两（后改为六千两）兑换新币一元，喀票（喀什地区货币）一百六十两兑换新币一元。”（同上，第27页）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币制改革，贯彻新的税制政策，毛泽民在全省财经系统和各地税务部门安排了大批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

　　1939年11月，新疆省政府公布了由毛泽民重新修订的《新疆省限制金银出境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每人只限佩带饰金二两，饰银五两出境，超过规定者均没收，并以扰乱新省金融，破坏抗战后方论罪。”（同上，第41页）

　　但是这一切非但没有改变新疆的财政困境，反而让整个社会陷入极度的物质匮乏之中。为了应急，毛泽民在1938年发动“募集寒衣运动”。据《新疆日报》报道：“迪化全市各单位共捐银票六百九十二万九千一百两。……远在苏联学习的盛世琪、陈秀英夫妇亦捐献省银票一百万两。”（同上，第22页）盛世琪是盛世才的四弟，他们夫妇捐献的数额居然可以与全市总数相媲美，可见他们占有巨额的财富。

　　为了“支援前方抗战”，毛泽民还发起“献金运动”。据说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各族各界群众涌跃献金，其中有六、七十岁手扶拐杖的老太婆和七、八岁的小娃娃，甚至乞丐亦将其平日仅有之一点钱交到献金台去”，所以“到1939年底，共捐款二百余万元。”（同上，第42页）

　　1940年年初，担任阿克苏行政长的黄火青发布训令称：“本区发现贫民沿街沿门或在通街大道，桥梁要口呼喊乞讨，有失地方观瞻之雅。各县应查实，对其中老弱病残，无依无靠不能工作谋生者，每月发食面三十斤以维持生活。”（同上，第44页）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看病”回来以后，他的妻子钱希均已经离开新疆返回延安。据《革命与爱：毛泽东与毛泽民的兄弟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说，钱女士后来有这样的回忆：“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于是在1939年冬党组织同意她返回延安，并批准了她的离婚要求。

　　1940年5月，毛泽民经邓发介绍与朱旦华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毛泽民为了纪念这个出生地，为他取名毛远新。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因此而红极一时。

　　这时候，尽管新疆的财政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整个社会也陷入极度的物资匮乏之中，但是当局仍然在组织群众大搞歌咏比赛。据有关资料记载，1941年1月29日，“因市面羊肉缺乏，羊肉商趁机抬高市价。为了稳定市场肉价，改善群众生活，财政厅召集羊肉商人开会，毛泽民讲了话，他要求各肉商售肉以合理化为主旨，不得任意抬高肉价，从中渔利。”（《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57页）到了2月25日，财政厅又组织平价委员会“召开商界大会，会上宣布了对囤积货商的处罚。毛泽民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同日下午，反帝总会在总会办公厅召开第六十六次常务干事会议。秘书长王宝乾主持会议。会议决议编制反帝会会歌、新疆民众俱乐部组织章程，举办维族歌咏比赛会和关于四月革命宣传问题等”事项（同上，第59页）。

　　八、杜重远“四渡天山”

　　就在盛世才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已经进入高潮。当时，所谓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这次审讯的对象是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23人，罪名是“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审讯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等20人被秘密判处死刑。随后，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叶若夫，也因为其助手贝利亚的告发被处死。与此同时，就连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的家属和亲戚，也纷纷被逮捕或处决。

　　从苏联“取经”回来以后，盛世才以斯大林为榜样，开始了大清洗运动。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杜重远就成了第一个清洗对象。

　　杜重远原名杜乾学，1897年4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1917年东渡日本攻读陶瓷制造专业。1923年毕业回国后投身于实业救国的同时，曾发动抗日示威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化装逃往关内，在上海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买下位于淮海中路的一幢花园洋房。从此，这里就成为中共特工密使、上海救亡人士以及政府高官要员来往活动的场所。1933年，邹韬奋、胡愈之主持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后，杜重远于第二年创办《新生》周刊，其寓意和目的显而易见。

　　1935年5月，《新生》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该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难后被上海当局查封，杜重远也因此锒铛入狱。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获准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张学良曾化装赴上海探望。借此机会，他向张学良提出与中共以及杨虎城、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不久杜重远提前出狱，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并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重远在太原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达成共识。他们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中苏联合，而新疆既是中苏联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因杜重远与盛世才有同乡、同学之谊，周恩来建议他去新疆工作。

　　1937年10月13日，杜重远“一渡天山”来到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盛希望他能够留下，但杜没有答应。杜重远返回内地后，在邹韬奋主持的《抗战三日刊》连续发表《到新疆去》的通讯。后来，他把这些通讯汇集为《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面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年轻人因此对新疆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要求到新疆去。

　　1938年6月杜重远“二渡天山”赴新疆考察，但他因为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大会，于7月初匆匆离开迪化。不久上海沦陷，杜重远把家迁到香港，与上海《立报》总编辑萨空了一同来到武汉，在胡愈之的住处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再次鼓励他们前往新疆，于是杜重远于10月初乘飞机“三渡天山”抵达迪化。下了飞机以后，他们看到街道两旁张灯结彩，到处张贴着“列宁主义万岁”、“六大政策万岁”的标语。为此，杜重远根据《新疆日报》和《反帝战线》刊登的文章和自己的感受，写了《三渡天山》的通讯，对新疆和风土人情、所见所闻作了详细报道。

　　随后，盛世才委任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萨空了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为了安心工作，二人返回关内迎接家眷。1939年1月，杜重远辞去国民参政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谢绝了美国友人劝他去美国办实业的邀请，带领全家“四渡天山”来到迪化。

　　第二年2月，茅盾和张仲实（马列著作翻译家）应杜重远邀请来到新疆，分别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随后，茅盾又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兼艺术部部长，于是他又把王为一、徐韬、赵丹、叶露茜等人请到新疆，成立了新疆实验话剧团，并排演了著名的话剧《战斗》。赵丹来新疆之前，曾向茅盾打听情况，但因为盛世才严格检查出入新疆的书信，所以茅盾不敢以实情相告。赵丹到达新疆以后，才知道这里的情况和他想象的大不一样，这让他追悔莫及。

　　1939年9月，周恩来路过新疆去莫斯科治病时，盛世才设宴招待，茅盾也应邀出席宴会。当时茅盾想送孩子去苏联留学，便悄悄托邓颖超给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杨之华捎信。后来杨之华回话说：只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苏联才接纳上学，你的两个孩子不符合这个条件。

　　九、新疆开始大清洗运动

　　1939年下半年，杜重远发现盛世才对他不怀好意，便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盛世才立刻同意并把他软禁起来。1940年2月，萨空了因调解盛世才和杜重远的矛盾无效，怕自身难保，便借口离开新疆。为了营救杜重远，他在临行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留给毛泽民，请他等周恩来回国时转交。据说周恩来回国路过新疆时，曾与盛世才交涉，要杜重远与他同机返回关内，盛推托说：“等下次飞机送他返回关内。”同年5月，茅盾和张仲实看到形势不妙，也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返回内地。在此期间，盛世才又炮制“阿山案”、“回案”、“崔荣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

　　1940年6月22日，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向延安汇报工作时写道：“新疆政治危机日前严重，督办在民族问题上，将蒙、哈、柯族代表全部扣留，并将其中一部分逮捕。不久前，又逮捕哈族领袖沙里福汗。今年二月间，阿山哈族因拒绝而发生暴动，盛世才派军队和飞机去镇压，屠杀了数百人。逮捕了维族三领袖。弄得社会不安，人人自危。”此外，盛世才还多次发布公告，“号召公务员及民众互相监督和检举敌控奸细，托匪……，并允许直接向他告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52页）

　　1940年9月，盛世才曾派毛泽民审理杜重远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决非托派，硬说我是托派，此系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还苦。”第二年5月，盛世才以“汉奸”“托派”和“阴谋暴动”等罪名将杜重远正式逮捕，受其牵连，赵丹一、王为一、徐韬以及包括财政厅长、边务处长、新疆一大批高级官员纷纷被捕，总数在1200人左右。

　　1941年冬，盛世才密电苏联当局，说《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是“陈培生阴谋案”的幕后策划者，其目的是推翻新疆的现政府。此为，他要求立即逮捕王宝乾，或将其调回苏联处置。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曾任新疆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和机械化旅旅长的盛世骐在家里中弹身亡，盛世才认为是盛世骐的妻子陈秀英和苏联军事顾问合谋杀害了他的四弟，并因此发动政变。于是他将陈秀英投入监狱，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的罪行。事后，盛世才写信向斯大林绘声绘色地汇报了这一案件，其中除了阴谋暴动外就是不正当男女关系。当然，也有人说是盛世才杀害了他的四弟，原因是盛世琪与他和政见略有不同。事情发生以后，陈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汇报说：“盛世骐成为盛世才反苏反共阴谋的牺牲者。”苏联当局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所做的准备。为此，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继续行动。两人见面后，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但是盛世才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十、盛世才离开新疆

　　1942年7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的朱绍良、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飞抵达迪化。经过谈判，盛世才答应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1、严防苏联在新疆各地发动骚乱事件；2、由内地抽调军队来新疆加强防务；3、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4、中共人员一律停止在各机关工作，并集中起来停候发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办事处。

　　一个月以后，宋美龄亲自飞抵新疆，代表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同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苏联当局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在三个月内必须撤走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所有非外交人员。随后，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的人员集中起来，由陈潭秋领导进行整风学习。不久，任弼时指示陈潭秋说，莫斯科同意把他们转送苏联，但是陈潭秋认为：“我们过境大成问题，我们将处于东归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险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将软禁的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潘同、刘希平、徐梦秋、林路基、马殊等人分别投入监狱。随后，重庆派内政部次长王德溥率人专程来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审判团”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审判。6月5日，陈潭秋、毛泽民、林路基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9月27日，这三个人和陈秀英等人被秘密处决，并呈报重庆验证。在此期间，王还对杜重远案进行复审。随后盛世才用毒药剥夺了杜的生命，并把他秘密埋葬在督办公署的东花园附近。

　　1944年8月，国民政府明令撤销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调盛世才为返回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至此，盛世才结束了他对新疆的十余年的统治。【完】

——本文首发于2012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网友推荐

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