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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9 15: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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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李新!李新!快回家吧,离开这山沟吧!我们一起回西安!”几位花甲老人把一瓶西凤酒洒在紫阳向阳镇的陵园里,老泪纵横。每次回紫阳,张世和和战友们都不会忘了来陵园看望李新。
张世和的同学李新为了评五好战士,向同学借了5根香烟,约军代表晚上在山坡上谈心。
“黄代表,再抽一支。”李新说。
军代表正等火呢,回头看,人摔崖下去了。
学生的命,有时甚至还不值一根木头、一个筛子。
驻大竹园的陈西北和司国勤就是为了抢救一块木头被淹死的。此前的一次洪水,连长在大会上表扬了下水抢救柴火的同学,为这起事故埋下了伏笔。
当发现木头被洪水冲下来时,有人高喊:“立三等功的时候到了”!学生们冲进水里才发现自身难保。
陈西北和司国勤被蒿坪河吞没。两个星期后,一条狗在流水店河滩上把陈西北的尸体刨了出来。他是上海娃,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故后,同学们给其起了个外号叫“沉西北”。
女生20连,两名来自宝鸡的花季少女丁萍和马洪燕,也是因为抢救洪水中的木头身亡。
同连的肖梅英死于隧道塌方,该连的副指导员轩晖回忆说,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出事的地方在罗向崖隧道。为赶工程进度,放炮后未完成排烟程序,营长就喊大家赶紧进洞扒渣,正好遭遇塌方,包括铁道兵、民兵和学生,当场死亡7人。
王农说,因为埋过太多战友,同学们每埋完一个人,连铁锹都不往回拿,直接砸了烧掉。大家心照不宣,“难道下次还要用它埋人?”
“后来我做花圈的本事可高了,连纸瓶子都叠得惟妙惟肖,当时想,将来如果没饭吃,我就开个纸花店。”王农说。
5806部队学生一连姜为民的自杀,至今让同学们无法释怀。他一心想入团,却一直未能如愿。
姜对某排长即将入党非常不平衡,因为对方出身是资本家而上报的是贫农。他多次越级告状,等来的是对他政治表现污点的报告,包括偷听敌台,散布“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等反动言论。
姜被隔离审查。看守他的同学对其毒打,烧烟头,逼其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姜在关押期间承受不了酷刑,多次逃跑,都被同学抓回,后他喝敌敌畏自杀,草草掩埋,没有坟头和墓碑,后来衣服和棺木都被当地老乡盗走。
姜的父母多次上访,终于在1980年等来了解放军某部解除“畏罪自杀”的决定,“我们认为姜为民同志是服毒身亡,应做正常死亡对待,按规定发给抚恤费一百二十元”。
袁培力说,三线学生中精神出问题的人很多,有学生拿雷管绑在自己身上在隧道里自杀了。
相比死亡,伤残更是人数众多。身高不到1米6的苗雪枝因在三线落下的风湿病根,手脚变形,双目失明多年。她曾当选为安康地区三八红旗手,2107工程指挥部授予过她“铁姑娘”称号。因在“水帘洞”里长期打风枪、扒渣,她患上了内风湿关节炎。
苗告诉《南都周刊》,她最害怕的是几个小姑娘到深山里去砍隧道的支撑木,住帐篷里,吃馒头,喝凉水,“晚上狼叫唤,害怕啊,我们就围在一起唱烽烟滚滚唱英雄。”
苗后来分配到汉中地委,但由于两地分居,她离开汉中回到陕西机床厂。现在她的退休工资只能拿一千多元。她很后悔,现在落下一身病没人管。
烈士吴南
三线学生119名死难者中唯一被官方授予烈士称号的,是5851部队17连的学生排长吴南,他在1972年枫树垭隧道的施工中不幸遇难。
1973年的《陕西日报》曾以头版头条报道过他的事迹,多年以来,吴南牺牲的原因都被说成是为保护战友。
40年后,吴南所在连队的战友向《南都周刊》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吴南牺牲真相,他并不是为了抢救战友,而是在当时片面追求工程进度的情况下出了施工事故。
1972年6月17日下午,吴南带着二排在隧道施工,正常的任务是派一个班把上一排的渣滓清掉,放炮走人。结果连长给吴南的指示是:你把上一排清了,打一炮,然后把你的渣清了再打一炮,走人。
吴南特别着急,在烟没排除的情况下,组织了两个斗车往里推。平时两个人推一车,因为刚震下的碎石落到轨道上,斗车往里推碰到石头,所以他组织三个人推一辆车,其中一个人负责在前面清理碎石。
就在那时,隧道塌方了。
“塌方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谁救谁?”王农问。
吴南是最后一个被扒出来了,“腿一扒就软了,我一看完了,人没了,”王农说。
有一块大石头正好砸中吴南,头盔都烂了,头上有一个大洞。
在官方的事迹报道中称,就在吴南被埋在隧道里时,“17连党支部的委员们正在枫树垭隧道对面的山坡上开会,讨论吴南要求入党的申请。”而据战友回忆,那天下午根本没有党支部开会的事儿。
吴南84岁的母亲也赞同从人性的角度去还原他,她认为吴南当得起烈士的称号,但不应把他弄成“高大全”,尊重历史才是对吴南最好的祭奠。
退场前后的疯狂
1973年7月前后,三线学生兵陆续被安排退场。
在此前,为了躲避劳动,很多人跟家里串通好,让拍电报到连队,比如“母病重,速回”,以求回家休息。类似的“电报”太多后,结果是基本上不准假。
请假不成,学生中又流行装精神病。有学生在别人的床铺上小便,在单杠上做上吊状,有人被送进师部医院,用电击、药物、敲打等方法进行鉴别和治疗,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为的就是回家。
更多的是直接偷跑回西安,即使明知将会面对严厉的处分。但绝大多数跑回西安的,后来又主动回到三线,因为被户口限制住了。
“所有的工作都由国家控制,不可能自谋职业,偷跑回家就是能多吃几顿饱饭。”张世和苦笑。
一开始跑的人给了处分,如果处分放进档案,今后工作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后来越跑越多,法不责众。在退场的时候,连长指导员当着大家面,把处分都撕了。
在退场前,近三年的超负荷作业,战友的伤亡,加上分配的压力等,学生们对组织—更直接说,对连队领导郁积的怨气爆发了。
学生们把伙房里的面和油都找出来,你捏个羊,他捏个猪,放在锅里炸。炸完后,不知道是谁拿块大石头往锅里一砸,火光冲天。
郝宝成回忆说,他们在返城时弄了一路的“打砸抢”。
回宝鸡的闷罐车中途停车时,有农民卖黄瓜呀,洋柿子啥的,饿了几年了, 学生们抓了就跑。哄抢的消息传到宝鸡,当地派出200多个便衣警察到车站维持秩序。
而运学生回西安的火车都没让进站,停在站外让各单位派卡车来接人。
张世和笑称,去三线时,大伙儿还想着衣锦还乡,现在一个个蓬头垢面,都窝着火呢,下车就跟维持秩序的警察打起来了。
这些接受了解放军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三线学生成了西安城的祸害,没人敢惹。“出去吃饭、理发,一听是三线的,有些人都不敢收钱。”
但是,很快,三线郁结的戾气就挥发殆尽。他们成年了。面对的新坎坷,一点不比秦巴大山轻松。
古满堂是咸阳人,三线时被称为“古铁人”,回来分配到咸阳焦化厂,笃信“文革”的意识形态教育,干活不惜力,非常听话。
他没逃过下岗的命运。古妻有精神病,同样下岗在家。生活困难,家里五年没有烧过蜂窝煤。儿子当兵回来也没工作,在咸阳开出租,买不起房,谈不到女朋友,经常抱怨老爹没出息。
十几年前的一天,古满堂带妻子进城逛了逛,向朋友借10块钱吃了碗面,就在焦化厂拉焦炭的铁轨上卧轨自杀了。
同学叹息,古的一生的荣誉就跟那2年零8个月的国防工程联系在一起。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当发现自己被国家边缘化后,他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意义。
无悔的和滴血的
三线学生退场时,死亡的学生家属一次性可以得到120块到300多块的抚恤金,伤残的则一次性补贴20-50元。
从去年开始,这些三线学生兵就开始给有关部门“上书”,首先要求确定“未成年人”身份。但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口头答复称,《未成年人保护法》1990年代后出台,属于“不朔及既往”。
去年底,陕西省出台了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民兵发放养老补贴的通知,但这些学生兵仍在“被遗忘的角落”。
为拍纪录片,张世和重新与当年的战友建立了联系。他“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现在的生活状况”,这一思路得到了部分同学的呼应,也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反感。
9月中旬,《南都周刊》记者在西安观摩三线战友艺术团的排练,年近六旬的三线学生们身着军装,集体演唱《铁道兵之歌》,他们在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 而就在前一天,张世和带着记者探望了一位姓校的同学,他已经瘫痪在床多年,“我也为襄渝铁路做了贡献,到现在没人管,没人管啊!”
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开机宴上,张世和邀请了陕西作家狄马等朋友,正唱着陕北“酸曲儿”,一位三线女学生过来自调音响,要演唱展现青春无悔的自编民谣。
西安交大教授,原5852部队学6连的谈民宪说,历史事实无法改变,“让无悔者无悔,滴血者滴血吧。”
他认为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荒唐年代,但三线学生在最荒唐的年代里做了最正经的事情。40年来,这条铁路造福了无数的人,这样的青春不应该被贬低和否定。
烈士吴南的母亲说,“你们毕竟搞的是建设,不是政治斗争,修出来的是一条用药的铁路啊,为什么不肯定自己?”
不过,谈民宪也有过犀利的点评:稚气未脱就上三线,失去了健康成长的权利,小学未竟中学半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封闭管理远离亲人,失去了爱与被爱的权利,言行被禁锢,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谈曾在一次讲座中将这个观点提出来,在座的陕西省的某领导给谈递上去一个纸条,敦请他“正面评价三线学兵的历史功绩”。
王农三线回来后,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当过团支书、党校老师,现在是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的副巡视员,算是三线学生中的“成功人士”。
他坦言,三线学生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还不如老三届受的教育多,人生走得很艰难,尤其是后来国企改制,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下岗,绝大多数人的人生 是失败的,唯一可以自豪的,闪光的就那2年8个月,沉浸在“用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共和国的重担”的光环中。其实,他们当年就是出苦力的,所谓“青春无悔” 是自我安慰。
今年9月,陕西省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解决我省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学生伤亡待遇问题的通知》,给予伤残学生每月200多元的补助。
有维权学生兵认为, 这个文件是一大进步,但远远不够。这个群体涉及2万5千多人,但能够得上该文件的仅几百人。很多三线伤残的学生,当时怕分配受影响,拒领过伤残证明。
张世和认为,金钱的补偿固然必须,但他们还缺一个道歉。“政府应该真心地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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