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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执中
神化领袖，或说搞个人崇拜，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一个通病。既为了夺取政权，也为了巩固政权。中共也不例外。大约从1940年代初开始，党内有些人基于各种原因，便一步步去神化毛泽东，对他的才力、人格作出超乎实际的溢美，甚至夸张与说谎。如此做法虽有眼前或短期功效，但后患无穷。毛泽东大半生的实践可作见证。《东方红》这支歌先在延安地区普遍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救星”，就是利用民俗语言去神化毛泽东。明眼人想一想就明了它隐含着中共当时的政治企图和目的。先前介绍《东方红》出处，都说它是陕北有的农民“热爱”毛主席，自动编出歌词，有的民歌手再以当地民歌歌调唱出来。这些说词无非想告诉读者，陕北农民、广而大之是中国广大农民都是自觉自发地去信任、崇拜、拥护毛主席的。改革开放后，广东《羊城晚报》登了一篇短文，揭露《东方红》的真作者，原来是延安时代一个中共艺术干部在学习“文艺为政治服务”宗旨后创造出来。那么这之前公开的文字不都是谎言了吗？这不过是封建时代野心家谋皇位打江山所造童谣、签语的拙劣翻版。但中共却让它唱遍大陆！
“毛主席万岁！”据说也是从延安喊起。后来神州大地响遍了“毛主席万岁！”的呼号声。人活到一百岁，至今还属“古稀”，何况万岁。而且两千多年来，它都是朝君主皇帝的专用欢呼，毛泽东竟然千万次地亲耳去听，至死还未自觉到要明令将它禁止？！自甘让此神话与谎言存世。
“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同上两句谎话不同，带点实，是实实在在地把毛泽东向神坛推进一步，也可以说对把他推向红色皇座起了关键作用。此话首创者刘少奇可真始料不及。它的要害是：一、把它列入中共党章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等于承认它已经成熟、正确且系统化，定为“一尊”地位，每个党员都得服膺；二、把它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发展，这就更加强了毛控制党内党外思想之权。因他自个就把马列主义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不也变成了“真理”吗？中共82年实践的检验证明所谓毛泽东善于结合中国国情去运用几大方面的马列主义理论，根本不是真理，而是谬论。诸如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时代思想等……对5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不是弊大于利，祸大于福吗？不但害苦害死了广大民众，连这句话首倡者、时为国家主席理应受到“宪法”保护的刘少奇，不也是被毛泽东活活整死了吗？把这个思想桂冠加给毛泽东、连带相关的铺天盖地而来的颂词，今天，如果站在中国人民和民族国家立场去评论，可以说都是一派谎言。如果至今还有人坚持说，毛泽东思想是光辉的思想，立过大功啦！要这样说未尝不可，言论自由嘛。但在他立过什么功、为谁立的功这点上要分清。毛泽东运用他的思想、才智、魄力以及阴险、狠毒、狡猾等特性，以及善用打进国军核心的共谍，指挥中共及其一百多万武装力量，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终于夺得了政权。这的确是他立的大功，但这仅仅是对共产党、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和少数人立功。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正如上述。
神化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什么“大树特树毛主席权威”，什么“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依中共语系，伟大常与正确、光荣相连在一起。
毛泽东真的这么伟大、正确吗？约略从他加入共产党后的主要作为和社会后果去看，也可知它是大谎话。毛泽东善于用撰写高论、甚至诗词掩饰他自少渐成的成皇成相的政治野心以及一党利益，鼓动舆论，精心捉摸因历史与时代的种种因素导致贫困、不均而引发的民心，特别是那些无产者、流氓的动向和要求，并适时加以组织利用，以他们的生命与暴力为革命基础，向中华民国政权挑战，大喊“一切权力归农会”，实质归他这个1920年代中期已在湖南被称为“农民大王”的共产党员拥有。他一旦探明了中国革命──农民战争这条路子，便信心倍增，野心更大。自此，他便无限量诱引、利用农民廉（无）价的生命去为共产革命、为他实现开拓新皇朝的妄想铺路。农村包围城市之战打胜了，众吹鼓手大赞毛泽东在战略上发展了马列主义。其实，中国历史上多个农民起义领袖，为谋皇位而打江山，大都先占农村，后打城市和王都。毛泽东主导农民革命，不过是新时代新翻版，其中只有一些新招数而已。这“四个伟大、正确”，是中共哗众取宠之辈又一次的夸张与谎言。
20世纪世界民主潮流滚滚向前。中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老定理应修正了。因过去的“王”多靠暴力上位，而不是走宪政与民主选举之路。毛泽东第一次晋见红色沙皇时曾投诉自己在党内所受“委屈”、“压制”，史达林安抚他说：“胜利者不应受谴责”。这与中国“为王”的老话很近似。但对此不谴责可不行！因为现代这类各式各样的“王”，对他运用暴力、谎言、毒辣手段上台，绝大多数不但不反省，公开坦承自己的罪过，反而与时俱进地用更巧妙的方法掩盖罪恶历史，更精心地包装伪造的真相。有时他们不慎地间接承认己罪的一点史实，但思想感情上还是没半点反省。坐稳王位的毛泽东，1964年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团长、党主席佐佐木更三时，权大气粗的他，不经意露便出了丑事的底子道：“不用作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段话恰好是毛泽东自曝国骗的罪行，既得意忘形回想起他们在抗战中以奸诈掩盖消极抗日的劣迹，廉价赢来内战胜利的本钱，又掉不了说谎的本色，夺取来的政权并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他和中共的。在这意气风发中他怎会为抗日时背离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而悔过。
大陆那些喜欢鼓吹个人崇拜的大人物与追随者，还曾在生活层面上，不断向毛泽东大献颂词。直到江核心时代，此类国骗风还没有停刮。写文章、出书、办电影、照片展、生活实录等等。这半个多世纪，不知出笼了多少？看的人不知看腻了没有。这些生活上絮絮套话，亦少不了夸张、虚饰与谎言，也属国骗的另一支。
鼓吹者常突出毛泽东同工农兵见面、谈话的镜头，宣扬“伟大领袖”多么亲民、爱民。看过照片、录影的人，多数都曾认为这是“真的”。可一旦得知毛生活的另一面，就会恍然有悟了。1958年底，由于大树“三面红旗”，工业、农业许多事搞过头，搞错了。这时好些农村已出现粮食不够吃，农民开始饿肚子，但毛泽东还是偏信“粮食放卫星，亩产万斤”的假数位，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竟然说，1959年粮食多了，吃不完，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假一年（见丁抒着《人祸》288页）。结果1959年起好些省农民因无粮饿死的越来越多。难道毛泽东真的了解农民、关爱农民吗？
再看看他怎样对待年轻的男、女兵。延安时代，当毛泽东还是四十多岁的壮年，他便常常要年轻的勤务兵为他扣皮裤带，绑鞋带了。这岂不是开始当影子皇帝的派头。住进皇帝宫殿的中南海，下属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先后设了两个舞厅。每处都为他修了一间专用休息室。邀来舞伴多是各兵种总部文工团年轻姣好的女演员。毛泽东自然喜欢搂着她们跳，被选中的也以此为荣为乐，愿为“伟大领袖”服务。毛泽东看透了她们的心。共舞中发现哪个年青女兵合心意，便领她进入专用休息室，“说情况”，兼有“肢体倾谈”，一待一、二个小时。彭德怀元帅看不顺眼，骂了句：“老毛想搞后宫”。这话对毛的生活帝皇化真是画龙点睛，入木三分。京夫子着的《中南海恩仇录》中记叙，设在春藕斋内的这个舞厅及毛的“秘戏处”，从1960年开始用，或一周两三次舞会，或晚晚开，毛常常到场，他的“秘戏”演过多少？外人谁也说不清，知情的近卫们又为君者讳。直到1972年，毛因林彪事件气得中风后行走不便，这舞厅才停止使用。毛的生活侧面，对那些“伟大”谎言不是最大的讽刺吗？毛带头生活腐化，与今天许多共党领导干部的同类腐化，是不是起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影响呢？
毛泽东也曾被塑造俭朴、清廉的形象。可实际上，从“新中国”初立时大量印刷、发行毛泽东著作，即使相当部份由公家购买，他都一直照收稿费与加印数稿酬。而且著作中的大部份文章，如《矛盾论》、《实践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中共中央组织的写作小组撰写，修改完成，再用毛泽东个人名字发表，这部份文章稿费他也全部照领不误。他主政27年，毛著约引发五、六十亿册，到1980年代，他的稿费积存了一两千万元（由邓小平批示，予以冻结）。大陆知道这内情的人，都说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个首富。文革发狂般地滥印，花的却是国家资金，成本总计起来恐怕是多少个亿元。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还领取加印部份的新稿费，并设专人为他管账。因此有不少人说这是变相贪污，应依法起诉。毛泽东从参加共产党起，便不断大呼“打倒封建地主阶级！”1950年代，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他发指示：“要消灭资产阶级，要消灭小生产者！”文革又狂喊“斗私批修！”这系列言行，使大陆人在印象中是毛泽东最恨私有制，最恨剥削，最恨金钱！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谁能料到，他口头、态度是这样，隐秘行为却是爱钱如命，而且贪的是被他胡弄得国穷民困这样一个国家的钱！何况他双手还染满人民鲜血！共以几十年光阴、无数资源、无数谎言去塑造这么一个“万岁”、“万万岁”、“四个伟大”的政治大偶像，令民众一律向他顶礼膜拜，服服贴贴，难道这不是又一个大国骗吗？
大陆有人说，毛泽东已走下神坛，此话不完全对。过去至今，因中共某些领导认为这个偶像仍有政治影响与瞒蔽人民的作用，只让他从神坛的高高台阶上走下 几步，便急忙请他驻足，让天下臣民继续顶礼膜拜，特大油画天安门城楼高挂，干涸的皮囊仰躺在精美的高堂中，它的“伟大思想”依然入党章进宪法……这个幽灵比大陆活着的十几亿芸芸众生还要豪华、神气！本来历经八十年暴力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惨痛实践、已检验出塑造毛泽东这尊神祇是一个悠长阴暗的国骗，可改革开放以来仍有人半明半暗地大加利用，欺世保己，导致许多民众至今视线迷糊，识别不出它的恐怖真面目！这是怎样的悲哀？怎样的绊脚石？
毛泽东是“新中国”金口定案及其赖以施霸的独裁政体首创者，主政27年，发展到登峰造极。他自夸“我比秦始皇更秦始皇”，是狂妄自招的最佳写照。他之后的历届继任人，不论职称是主席、总书记，或“垂帘听政”，基本上都是萧规曹随，只有施政方式与程度的变化，但其中亦有两位令人怀念的热心政改者，如果当时他们得伸其志，大陆今天的政治局面，想已成大改观了。
所谓“金口定案”，就是过去封建皇帝御口一开，可定国事是非曲直，也可以定臣民一生荣辱与生死的现代翻版。这是政体落后、法制不张，不受任何约束、监督的极权。金口定案，有时还能切合实际，定的合理、正确，但也因高高在上，常常臆想、假设、主观、武断地去独裁独断，由此它就必以谎言、假政为基础，颠倒黑白，错置是非，枉杀善良，冤判无辜，遗患遗怨无穷！想不到不甘在野死拼滥打地去夺权、一而再高呼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领袖独裁、要为人民争民主争自由的毛泽东，一旦坐上北京金銮殿，迅即把昔日他的反对口号，变成自己施行恶政的准则，人性的虚伪、奸滑、无耻、贪权莫过于此。拿他的“为王”及其社会恶果，同撤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蒋介石及其继承者的执政与后果比，后者虽也有某些专制表现，但其宪政、民主、经济的发展，比同期大陆的表现，不是优良太多吗？比如说，毛泽东能“为王”就证明他过去领导的暴力革命是正确的。十多年来，大陆不少富正义感的学者，依据史料对这个中国现代史悬案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辛灏年教授所著《谁是新中国》，是其中代表作之一。这虽然无补于已过去的既定历史，但如能广为传播，引导他们在认识上把这一段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端正史观，提高民主意识，从而成为促进中共政治改革的一份力量，还是有其意义。他们说“为了要建立民主‘新中国’，才打倒中华民国”，我们再看看领导“新中国”的历届中共党魁是怎样仿效毛泽东“金口定案”，如何坚持独裁政体，继续常以谎话治国定案的事实，就可知道当年这句漂亮话也是谎言。
毛泽东主政27年，亲自发动和领导“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每次都为开展运动撰写一套“理论”，其实都是莫须有的捏造、诋毁被斗对象的谎言，也即国骗。比如文革，他心中的焦点本来是要打倒被认为是反对他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一大批重要干部。而他却把文革谎言说成是为防止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而要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等等，真是满纸谎言。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假罪名，就残酷地把他整死。他金口一开，“地主是反动剥削分子”，即使他们没有殴打、杀害农民，不少人也被枪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党、团员，仅是历史问题，并无罪状，金口一开定他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便可以肆意杀害，有的人读中学时因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也被绑赴刑场枪毙。这种以谎言定罪杀人，据说有五千多万人。可见“新中国”金口定案害人不浅，并且让冤死者几千万遗属留下深深的心灵创伤！
来源：黄花岗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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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 18: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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