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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正文:
为什么1962比1942饿死的人多?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社会可以逃荒,所以,光绪时受灾更严重的“丁戌奇荒”也是饿死1300万。但1962年饥荒时,政府怕引起城市粮食短缺,将逃到城市的农民以“流窜罪”抓起来劳改。顾准亲眼看到,信阳用机枪封锁道路禁止农民逃荒。顾准回北京后发誓,永不踏入人民大会堂一步。
长微博:1962为什么饿死的人比1942多?
1,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为什么不靠谱?因为根据《1950-1983年部份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发现,1956年、 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 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
2,有人将59-60年饿死3000多万人归咎于苏联逼债。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但这并不是因为苏联逼债(沈志华先生有研究),而是毛泽东为了跟赫鲁晓夫争社会主义老大的位置,为了“争一口气”,主动将原本16年还的债5年提前还清的。可这一口气让中国多死了好多人。
3,沈志华教授认为,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却发现了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援助的资料。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不要小麦,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
4,1961年5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回湖南花明楼老家调查。刘一进村就注意到池塘里的水还有半塘水。这下刘就意识到了,看来干旱的影响不是那么重。 因为刘记得,过去有两年遭受旱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以此经验和调查作为基础,后来,刘在7千人大会上便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著名论断。
5,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后来陈云在回忆录中也认为,“我一直反对‘自然灾害’这个提法。‘自然’两个字不是马列主义求实精神,是对党、对群众的欺骗,主要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错误。”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
6,在以前,遇到饥荒,难民是可以逃荒活下来的,所以,光绪时受灾更严重的“丁戌奇荒”也是饿死1300万。但1962年饥荒时期,政府还阻止农民逃荒,逃到城市的以“流窜罪”抓起来,谴送回去(单是60年就谴送了200万人),不回去的劳改。顾准日记里写道,信阳区委shu记用机枪封锁道路禁止农 民逃荒,信阳农村基本死光。顾准回到北京,看到为庆祝建政十年而建成的人民大hui堂等宏伟的十大建筑,发誓永不踏入一步。
7,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8,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 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1961年春,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本国粮食尚需进口,此时援助阿尔巴尼亚“几十万吨粮食”,其难度可想而知。
补充:
信阳事件期间,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竟然下令开枪射击外出讨饭逃荒的农民,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虽由政治局决定撤职查办,1962年被河南高院定为“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判刑三年,但一直在一农场作所谓的调研,一天监狱也没进去。
路宪文当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地委委员的地委书记,他一直迫切想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路宪文在“大跃进”中拚命响应毛泽东、吴芝圃极左路线的主要动力,也是“信阳事件”得以产生的一种人性弱点和权力来源于上级的官场弊端。
路宪文不甘心一个人独担历史千古骂名,后来在《“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中披露,毛认为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态度轻描淡写,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79年还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
网友跟帖选摘:
@紫水渔人: 我听长辈人讲,各路口有民兵站岗;调动军队,似乎是特殊事件,并不普遍。大多数人不能逃荒,少数偏僻乡下,有人逃荒成功。我外母讲,她们村子有孩子逃荒被人吃掉。这是信阳光山的事。
@holyzch: @莫言的‘檀香刑’里写到,虽然那年东北乡遭了些天灾,但县官钱丁向朝廷报了灾情,朝廷给当地减免了税粮,所以村民的日子反而比往年还好过些。
恩,这点也应列入原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于将传统地主的余粮挪为国家所有,政府却有权无责。再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导致基层余粮减少。 //@袁复生一世:@邝海炎不骂人 邝公,1960的话,要详细了解国家粮库和老百姓粮食储备的情况,因为以前地主储粮的环节没有了。
@瓜瓜吧:看到这条问旁边的老妈,当年饿了不让逃荒吗?她说啊,是,不让走 。而且她记得60年还丰收了,庄稼长的很好,但是丰收没丰收到家,烂在地里了。她还偶尔去地里扒拉着偷过玉米。但时是什么政策,为什么不让收她不记得了。长好的庄稼直接耕地翻到土里了。
@罗小凯子:《1942》里的快饿死的兄弟大吼一声: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于是20年后,1962年,x!玩我呢------
@祖华文:文革时合肥省委大院边就有一黑屋,专门用来囚禁来城市乞讨农村人,每天传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我妈当年还只是小学生,上学路上经过此地,然所受心灵毒害至今无法估量。
@黄少卿: 哪有“三年自然灾害”,根本就是错误经济政策与僵化集权政治体制相结合的产物。1958年搞体制下放,地方政府效仿中央大搞工业化,从农村招工2000多 万,导致城市用粮需求剧增;另一方面农村集体化后地方领导产量放卫星,中央加大粮食征收。饿死人后还不让逃荒,河南四川当政者最恶劣!
@叶克飞: 突然想起来,前几年跟一位老人家聊天,谈起大饥荒,他骂了一串粤语粗口,说广东这地方,种什么都能长,就算不种,去河里摸鱼摸虾,反正肯定不会饿肚子,但政府不准农民自己种东西,也不准下河……最后结论是:某党只会乱搞
@queenie_缺捏: 记得本科上课时这一段是王奶奶讲的,说到“吃人大腿”什么的,我就开始哆嗦。后来周老师说:中原人民逃荒经验最丰富,而河南居然成为受害最重的省份之一,那么必然是人祸。以及大饥荒在文字记录中消失多年,直到人口学家画曲线发现这几年不对劲……
古代不只是政府有备粮习惯,而且粮食不够时会从粮食丰收的地方买粮,不像计划经济需要层层审批,耽误赈灾时间。
@陈季冰:古代的朝廷做梦都不会想着要“备战备荒”,准备去打一场解放全人类的战争。因此,除了权贵们贪掉的那些,一般遇到灾荒,朝廷和各地仓库里的钱粮都拿出来赈灾了,不会藏着。
@风雪独行2010:山东农民逃到深山,城里组织工人带棍子到山里抓人打人,逼农民回村!
@王子的咒语:我觉得这才是冯小刚帮助刘震云讲的故事,很高明,42年的事一讲开,58年的事自然就来了。1942结尾,“我”问姥姥,姥姥,你还记得1942年么?姥姥问哪一年?我说50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原著里,姥姥的回答是,饿死人的年头多的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来源:邝海炎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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