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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在全国大饥荒中，河南信阳和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问题被中共中央发现后，都作了严肃处理，一些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但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卷)》，在1962年6月28日的记载中，有一句话：
“下午约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3时到6时半。”(见该书第190页)
后世读者很难想到，这一简短的记载背后，有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
原来，这次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谈话，谈的是四川农村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中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峻现实和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李井泉应负的责任。这是重庆市一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向中共中央直接反映真实下情的一次“为民请命”行动。
关于四川当年那次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稚夫在《四川‘反右倾’运动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全面论述。文章说，因为四川的“反右倾”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整人多，手段恶劣(比如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前将彭德怀“意 见书”发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进行测试，根据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大量敢说真话的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再加上此后更大规模地平调劳力、物资， 农村中几次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即挨户搜查粮食)，城镇中宣布粮票作废，按供应口粮标准另发新票，自此，城乡人民手中粮食荡然无存。到了省里认为“今 年农村人民生活比去年好”的1962年春，全省农村人口人日平均口粮不足六两(十六进位)，据统计材料，涪陵、万县、江津在五两以下。因而人口连续四年呈 负增长状态。1961年负增长为千分之57.9。(全文见《四川党史月刊》1988年第四期1—1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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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9 15: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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