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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七五五年九月，大清帝国江苏山阳县发生了一起案件，令大小官员们战战兢兢、备感压力。
江南河道总督富勒的奏折勾勒出了事件的原委。本年九月初六（阴历，以下同），一位名叫赵永德的旗人到县衙出首，状告盐商、原任刑部郎中程□（上执下金）写“反诗”。赵永德的证据是程□（上执下金）所着的《秋水诗钞》抄本，其中不少诗歌语涉诽谤污蔑当朝。事涉造作逆诗，当事人又是致仕官员，山阳县令胡昕耀不敢含糊，先将抄本存案，不作声张，即刻赶到程□（上执下金）查家找原版《秋水诗钞》。
在程家找到的诗歌刻板，却并没有支持赵永德抄呈的“逆诗”证据。有些诗有出入，有些“逆诗”如《避世吟》、《大人先生歌》则根本没有出现。涉案人程□（上执下金）反戈一击，上呈赵永德给他的四封书信，指控赵伙同他人改换字句伪造逆诗，在敲诈他未遂后这才出首诬告。胡县令于是捕捉赵永德同伙到案，该人供认赵永德是旗人，且来自京城，奉命来地方办大事。
然而经过胡县令逐级上报，河道总督、江西巡抚、漕运总督等一方大吏皆投身其中，抓捕案件牵涉到等每一个人，陆续向皇帝上奏折，报告此事的处理进程。
我们如今难以想像，如此一个看起来事实明确的诬告案，居然引发地方大吏如临大敌过度处理。这是因为就在这年二月，乾隆利用一桩文字案，整肃朝廷日益严重的朋党之争，对地方大臣形成了一个颇大的“压力场”。
二．
到十八世纪中期，大清入主中原已逾百年。除了康熙初年三藩叛乱，大多数时候可谓是太平年月。乾隆的统治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奢侈的时期。财政改革带来收入增加，国库存银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1755年至1792年，清朝陆续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缅甸、安南等，历史上没有一位中国皇帝拥有如此大的疆域。这样的“硬实力”让这位本就个性浮华的皇帝更为骄傲和自信。他认为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皥”远超汉、唐、宋、明。道路和制度上的自信又令他有了确立理论自信的野心。
于是，这位皇帝亲自操刀，塑造他“千古一帝”伟大光荣正确的形像。圣王、孝子、诗人、学者、军事天才等等，按照这些模式，他精心营造自己的历史记录。他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扩建皇家园林圆明园，以彰显个人品德的圆满无缺和政治业绩的完美超越。
与此同时，以暴力和野蛮获取天下，征服者对于任何反对的声音，或者危及皇权的力量都异常警惕。从康熙朝开始接连不断的文字狱，便是以异族入主中原的皇权对汉族精英猜忌打击的集中呈现。
乾隆即位以来，两位顾命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俨然双峰峙立，为朝中满汉枢首。大臣们各自站队，门生同年互为援引，托庇同党，同时不遗余力攻击对方阵营。大清的皇帝们一向极为警惕朋党。乾隆之父、雍正皇帝即位第二年，便作《朋党论》以儆效尤，其核心理念便是，作为臣子，除了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不能有别的主子和其他标准。六年前，乾隆则借上谕发出警告：“大臣等分别门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朕衷独断？”
然而，党争之势依然无法遏止。因为“乾纲独断”的专制政体正是朋党孳生的温床。二水分流、抑扬平衡，从中获利，从来就是帝王的驭下之术。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管理术很有效，但其负面效应亦可能很严重——朋党势力膨胀以致失控。这是自诩极高的乾隆所无法容忍的。
皇帝选中了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作为靶子。鄂尔泰此时虽已去世，鄂党仍然极有势力，其中既有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也有沾沾自喜于“记出西林第一门”（鄂尔泰字“西林”）的内阁学士胡中藻。
在读了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之后，皇帝等待已久的时机出现了。他打破了乾隆六年“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自我标榜，指责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用文字恶毒进攻伟大的圣朝和无比正确的皇帝。
汉语中有一个词“深文周纳”，便是形容这种罗织罪名之道。比如，他质问胡中藻有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置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担任广西学政时，曾出一取自《易经》的试题《乾三爻不像龙说》，亦被乾隆痛斥，乾隆乃是皇帝年号，龙隆同音，这是严重诋毁。
诸如此类的文字指斥，居然成为定罪的罪证。同时，乾隆发动各地官员，举报搜缴胡中藻任期所出试题，与人唱和的诗文，尤其是与鄂昌往来书信。对于皇帝的用心，办案官员领会于心，江西巡抚胡宝瑔上奏，曾任江西按察使的范廷楷包庇纵容胡中藻，此外尚有地方官数人与胡借诗文往来互为党援。
此案最终牵涉颇广，在数月之后方才结案。与其他文字狱案相比，此案处理结果尚称“宽大”：主犯胡中藻免凌迟，改为斩立决，家属免连坐；李蕴芳与胡中藻有结党之嫌，而且收受贿赂，亦处斩。鄂尔泰则被取消死后的“高干待遇”，撤出了贤良祠， 不准入祀。鄂昌因与胡中藻互有唱和，自然也被查出有怨恨之辞，亦被从宽，赐自尽。
道光朝宗室学者昭梿总结此案，曾说：“胡阁学（指胡中藻）为西林得意士，以张党为寇仇，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言，非以言语文字责任也。”（《啸亭杂录》）可谓一针见血指出胡中藻案是乾隆整治朝争所树的一个典型。
三．
一方面，在此种文字罪人的恐慑之下，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唯恐留有口实。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在办理文字案时，又唯恐不够严厉，以致自身被牵涉其中，一旦有违圣心，不止顶上花翎不保，且有性命之尤。于是，我们便能理解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何以对《秋水诗钞》案如此上心。
然而此种非常规治理手段却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此案发生后，协办大学士梁诗正说了一段话，颇能体现当时官员们心理：“向在内廷之时，唯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之后，乾隆朝的文字狱迭出，获罪文字也更加荒诞不经。掌国者顾盼自雄，贱视文人，以残酷和蛮横压制血性和士风，逐渐剥落了朝野读书人的内在动力——他们久受儒学浸润，以天下家国为精神感召。虽一时维稳有方，然长期来看，文网严密造成民族精神上的矮化，既令帝国的人物、学术日趋委靡，其历史因果还报应在中国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而《秋水诗钞》案的进展亦暴露出“胡案”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原来主使者与程□有过节，在胡中藻事发后，发觉可以借机报复仇家。而赵永德也不是什么正黄旗旗人，不过是顺天府宛平县城的一个古董商人。
虽然乾隆在谕旨中声明，他出于世道人心惩治胡中藻，若因此“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地方官员“辄以上闻”，那么“告讦纷繁，何所不至”，此等“刁风”断不可长。然而，所谓上行下效，他已经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皇帝用子虚乌有之事惩治臣下，官员们一则万马齐喑，一则学会了藉此打击政敌，民众也看到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的“好处”。
检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出首之人出于私仇报复或敲诈钱财不在少数。于世道人心的崩毁，清朝皇帝可谓居功至伟。而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摘自《南华早报》网 作者：庄秋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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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2 1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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