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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來源︰證券市場周刊
一個不愛錢的鐵路局局長，在一幫下屬的煽惑下，動了買個副部長當當的念頭。一幫人開始為買官奔走。一場突如其來的審查，一棟閑置的四合院，撕開了買官聯盟的畫皮。
本刊記者 戴小河 趙靜／文
如果不是一次巧合，原烏魯木齊鐵路局(下稱“烏局”)局長宋德璽腐敗窩案可能不為人知。
《證券市場周刊》獲得的專案組資料，詳細還原了宋德璽買官的經歷，其貪污、受賄的願望很簡單，甚至很單純，他只是想升任鐵道部副部長，或者新疆自治區副主席。
宋德璽似乎不是愛財之人，別人送給他的財物他也轉手送人。在烏局下屬企業總經理等人的煽惑下，宋德璽將4000余萬元的國有資產從賬面上抹除贈與高層官員使用，以求得高層的賞識與幫助。
圖謀破滅後，宋德璽等人又串通案情，訂立攻守聯盟，該案歷經紀委、公安、檢察院等機關偵查近兩年後才落下帷幕。
平步青雲
從見習生到“西北鐵路王”
2008年3月19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翌日，新疆代表團成員陸續從北京回到烏魯木齊。但60人的代表團中，最終只返回了59人，少的一人正是宋德璽。
宋德璽1963年生于山東平度，在家中五兄弟中排行第三。他的童年、小學及中學的絕大部分時光都在老家度過。初中畢業後，宋德璽投奔遠在新疆工作的叔叔。1982年7月，宋德璽考入蘭州鐵道學院運輸系。1986年8月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了烏局哈密分局柳園段工作。
柳園雖是個小車站，卻名聲在外。它臨近敦煌，是當時新疆人坐火車去敦煌旅游或到內地的必經之地。因此，烏局留給柳園段的臥鋪票，比留給哈密分局的還要多，柳園段的工作人員接觸高層人士、獲得提拔與晉升的機會也更多。加之，整個哈密分局的很多領導都出身柳園段，更有個別出身柳園的人還躋身烏局或鐵道部，柳園段也就更加坐實了“新疆鐵路黃埔軍校”的名號。
時年23歲的宋德璽得到段長趙如春的賞識，不久便從一個普通見習生轉正為值班員，後又被提升為企管辦干事，而後又晉升為運轉車間主任，車務段副段長、段長。到趙如春主持哈密分局時，宋德璽也順理成章地成了趙如春的局長助理。隨後，趙如春升至烏局，宋德璽也從哈密分局的副局長提升為正局長。
2005年3月18日，年僅42歲的宋德璽被鐵道部任命為武漢鐵路局黨委書記。不到半年之後，他又旋風般地殺回新疆，出任烏局的一把手，成為“西北鐵路王”。與武漢局路網交錯縱橫四通八達不同，新疆鐵路版圖如同白紙一張，亟需大規模的投資，被視為一塊巨大的蛋糕。
據《中國公路網》統計，在宋德璽當政時期，天山南北在建鐵路多達10條，並有多條即將開建，總投資超過千億元。而這些資金的使用，很大一部分是由宋德璽簽字掌握，因此，他在工程的發包、建築材料的選購、配套工程的建設方面，有很大的干預權。
加之新疆近年的經濟發展很快，特別是資源性物資，如棉花、煤炭、石油等戰略物資基本靠火車運輸，而掌握火車車皮調配大權的宋德璽，便成為各方商賈競相巴結逢迎的對象。據司法材料顯示，宋德璽偶爾也會與人合作做做車皮“批發”的生意。
進步心切
拜托副手覓伯樂
2000年，37歲的宋德璽升到哈密鐵路分局局長的位置上。
時任副局長的李殿文經常給宋德璽做思想工作︰“你不能這樣坐等，必須積極與上層聯系。”宋德璽本人也有迫切的進步願望，但苦于高層無人，就拜托李殿文為他牽線搭橋，以便早日遇見伯樂。
李殿文長年在偏遠的哈密工作，在京城卻有不少朋友。起初，宋德璽的目標鎖定在鐵道部，讓李殿文試著找找鐵道部的領導，“讓我隨便到一個路局當局長或書記都行，”宋德璽告訴辦案人員，李殿文說這個需要花錢。
2001年6月左右，李殿文告訴宋德璽，說他找到了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正局級秘書李福義，並暗示李福義可以“幫忙”。兩個月後，李殿文又向宋德璽建言︰“應該在李福義那里下點功夫，要送就送美元，送10萬美元。”
宋德璽听後覺得數額太大不好籌措。李殿文鼓勵他︰“為了今後辦事順利，多送點也無妨，這些錢可以讓姚國際想辦法，從他公司出這筆錢。”
姚國際比宋德璽年長4歲，2001年被宋德璽任命為哈密亞歐大陸橋金輪建築工程公司(下稱“金輪公司”)總經理，在公司算是元老級人物。據悉，宋德璽一進哈密分局，很快就被姚國際當成了拜把兄弟。尤其是宋德璽入主分局後，姚國際的建築隊很快發展成為擁有國家二級建築公司資質的金輪公司。
金輪公司的常務副總經理是孫銀川，他被姚國際視為馬前卒。姚、孫兩人相識于上世紀80年代上山下鄉時期，那時候姚國際是師傅，孫銀川是徒弟，後來到勞動服務公司工作，姚國際是經理，孫銀川是書記。金輪公司成立後，姚國際任總經理，孫銀川當常務副總經理。2006年後，姚國際促成宋德璽提攜孫銀川為金輪公司總經理。
宋德璽供述稱，要想“進步”得具備兩方面條件︰一是上層要有人；二是要有經濟實體做後盾，提供聯絡感情的經費，這就需要一個公司做載體，就是幫忙賺錢。
“我選中姚國際後，就把金輪公司當成自己的錢袋子，他經歷豐富很有辦法，尤其在財務賬目處理上很有一套，在幾次大的審計中都能順利過關，我從這里拿錢不容易被發現。”宋德璽坦白，如果我多給金輪公司安排一些工程活，公司也能夠為我的升遷提供更大的經濟支持。
姚國際也曉得這個“良性循環”。和宋德璽一起玩時，他經常煽惑宋到上面活動，加之李殿文也煽惑，宋德璽的升遷欲望逐漸放大膨脹。
一周後，姚國際拎著袋子進了宋德璽辦公室，袋口用報紙蓋著，里頭裝著10萬美元。宋德璽于2001年12月底將該款交給李殿文，讓其具體操辦送禮事宜。
2002年8月下旬，為了宋德璽升遷一事兒，姚國際讓手下取出20萬元又購買了6部手機，一同送給李殿文，由李殿文與宋德璽一起將20萬元和手機送與李福義。
“他跟我提過，想當鐵道部副部長或者新疆自治區副主席。”李福義告訴專案組，那天宋德璽和李殿文到其位于中南海的辦公室拜訪，當時李殿文手里提著一個塑料袋，告辭時說帶了一點禮物。當晚李福義才打開塑料袋，發現里面裝著20萬元和一部手機。
李福義供述，他立即打電話給李殿文說要見他，然後還給他18萬元。“宋德璽在職務升遷上需要幫忙，但我幫不上忙，所以就退回去了。但是全退回去又太傷對方面子，所以就留下了兩萬塊錢。”李福義說。
據司法材料顯示，宋德璽于2007年換屆前夕，分三次贈與其羊脂玉兩塊，玉石手鏈一串，羊脂玉手鐲兩個，玉墜兩個，還有三塊 化木。
套取巨額國資
企圖“一次打倒”高層官員
宋德璽和李福義相識後，李福義打上了一套房子的主意。
這套房子是一處四合院，位于北京西城區後海鴉兒胡同33號，屬于寸土寸金的地方。當年金輪公司為了在北京開發房地產業務，購置了這處四合院作為辦事處，花費2400萬元。
從2003年到2006年，李福義多次向宋德璽建議︰“四合院總是閑著太可惜，我去找家公司把它運作起來，不管是住宿、吃飯還是接待，一年掙上百八十萬零花吃喝錢。”
據姚國際供述，2006年4月的一天，他和孫銀川從烏魯木齊到北京找宋德璽，三人在賽特大酒店閑聊了一會兒後，談到了宋德璽將來升官發財的事兒。
宋德璽說︰“現在自治區還缺一個副主席。”
姚國際問道︰“有路子幫你升任副主席嗎？”
宋德璽︰“李福義可以幫忙，你們公司在北京的房子現在干啥用？”
孫銀川︰“房子閑著，我們找人看著，每年還產生十幾萬元的費用。”
宋德璽︰“這個房子李福義要住，並負責裝修，大概住兩三年。”
姚國際問宋德璽︰“李福義對你將來升任副主席一事有多大作用？他行不行？我建議你要找就找一個厲害的。”
宋德璽︰“你別小看他，這人在中組部工作，很神秘，好多省級領導班子他都參與去考察，對我將來肯定有幫助。”
在這種情況下，姚國際和孫銀川都表態說︰“可以，要打就一次性打倒他。”
姚國際向專案組解釋道，“一次打倒”就是一次性滿足李福義的要求，讓他幫助宋德璽升任自治區副主席。
但是這套四合院在金輪公司的賬面上體現為固定資產，要將2000多萬元的固定資產從賬面抹去是一大技術難題。宋德璽的要求是︰“處理好，不留後遺癥。”
又過了一段時間，姚國際、孫銀川、宋德璽三人在烏魯木齊海德酒店一起吃飯，幾杯酒下肚後，宋德璽又向姚國際提出四合院的事兒。
孫銀川答應道︰“都是你的東西，只要有工程干，你給我們多弄點活兒。”宋德璽回答說，“烏局下面的準東線，他可以幫幫忙。準東線的建設是新疆鐵路投資的一塊大蛋糕，而發包權掌握在鐵路局手里。
據《財經》雜志引述烏局原中層干部的話說︰宋德璽當政時期，烏局系統鐵路建設的項目雖然是公開招標，但最終大都落入鐵路系統下屬的企業囊中。尤其是在哈密，只要重大工程或者鐵路工程招標，幾乎全是金輪公司中標。
數日後，姚國際找孫銀川合計，他提議干脆再出錢買一處四合院得了，“不然這麼大個東西，怎麼從公司的賬面出賬，要把這筆賬做平可不是小事情。”
“領導想要，我們也沒辦法。”孫銀川回答道。
此時，李福義又多次打電話向宋德璽催要房子，姚國際和孫銀川無奈之下想出了三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找一個外地老板先把房子買下來，然後由金輪公司逐步從工程款中套出資金還給老板。但是該方案難度太大，這樣的老板不好找，萬一到時候他翻臉不認人，事情就不利索了，因此第一套方案被否決掉了。
第二套方案是找宋德璽牽頭，讓烏局將拖欠的工程款盡快歸還，然後將工程款轉給包工頭陳應望，表面上由陳應望出資購買四合院，實際上是把四合院從金輪公司的賬面上套出來了。宋德璽為此召開專題會議，指令建管中心進行清算，並歸還欠款2000多萬元。資金到賬後，孫銀川找陳應望商量，讓陳找了20多個賬戶，從金輪公司將1200多萬元打給陳應望，但這套方案也未實施完畢。
上述兩套方案接連夭折後，便到了2006年9月，姚國際和孫銀川又折騰出第三套方案，這次，他們打算以折抵工程款的形式，將四合院以2400萬元轉讓給陳應望，套出後由宋德璽交與李福義使用。
據姚國際供述，這樣做出于兩方面考量，一是金輪公司當時確實欠陳應望工程款；二是陳應望便于控制，將房子轉給李福義使用後，一旦李福義幫不上忙，還可以由陳應望出面把房子收回來。
可是陳應望並不答應這件事，姚國際和孫銀川多次勸他︰“宋局長比較年輕，你就賭一把，只要他在位，多給你一些工程干，錢不就回來了嗎？另外，你還可以使用這個房產證做抵押到銀行貸款。”陳應望一番權衡之後應下此事。2007年9月份左右，孫銀川和陳應望簽下轉讓協議。
當時，金輪公司欠陳應望1000萬元工程款，而四合院的價值在2400萬元左右，轉讓後相當于陳應望還須支付給金輪公司1400萬元，但姚國際說，四合院本身也不是真正轉讓給陳應望，這個1400萬元的窟窿由公司自己填補。
但是，孫銀川擔任金輪公司總經理後並沒有拿下多少工程，滿打滿算干了5000多萬元的活兒，要把這個窟窿填平並不是件易事，但為了宋德璽升職後能拿到更多的工程，姚國際與孫銀川決定賭一把。
“只要這套房子順利到了李福義手中，這盤棋就活了。”姚國際說，從公司經營到宋德璽討好李福義，再到宋德璽關照金輪公司的工程項目，這套四合院是至關重要的一步棋。
2007年3月，宋德璽將鑰匙交到李福義老鄉高杰手中，由其代為轉交。
李福義接手後，四合院仍然處于閑置狀態。姚國際對此向宋德璽分析道︰“你就算送給他，他也不敢要。但如果他不要，你就可以用，你只要還在領導崗位上，不管是在路局還是在地方上，都能給金輪公司找活兒干，到政府工作權力更大更好操作。只要是領導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據宋德璽供述，李福義後來幫他運作了一些升遷問題。“李福義認為鐵路的面太窄，地方的面寬，余地也大好操作，利用這次政府換屆的機會再上一個台階，不要怕艱苦，也不要怕偏遠，只要能進一步就行。”宋德璽說。
2007年10月，孫銀川囑咐財務人員，在辦理財務沖賬和平賬的手續時，用增加工程費用、勞務費、材料費等名義，逐步地把欠陳應望的款項虛增出1400萬元，達到2400萬元。如此一來，四合院就從賬務上處理掉了。
時任金輪公司財務部部長的王妍對此操作很不放心，多次尋問孫銀川，這個房子是否做過評估？按照烏局“三重一大”原則，處置房產、國有土地超過 300萬元的要先報上級部門批準，“如果沒有報批手續，我們給上級的財務報表上顯示資產減少兩千多萬元，上級一旦追問，我們沒法說明。”王妍說，孫銀川當時回復稱，評估要多花錢，這事兒他會找多元化中心總裁郭志強匯報。
審計未過關東窗事發
一次巧合導致窩案爆出
2008年初，烏局到金輪公司審計時發現四合院不翼而飛。
1月19日，事態進一步發酵。當天，孫銀川急急忙忙找到宋德璽，說路局不出審計報告。宋德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房子問題肯定是露餡了，我指望孫銀川報給多元化中心後，郭志強會找我，我找一下鄧有躍，讓他們幫著化解一下。”宋德璽告訴專案組民警。
20日晚，三人在烏魯木齊吐哈賓館會面，宋德璽再三交待不能讓紀委知道此事。
21日上午，郭志強接到金輪公司的情況通報後寫了兩份報告，一份打算送給宋德璽；另一份給烏局黨委書記黃永斌。但當時宋德璽到自治區開會，郭志強沒找到他，就先向黃永斌匯報，黃永斌知悉情況後立即安排多元化中心查賬。
“如果我當天不去自治區開會，郭志強把報告交給我時，我就按下來，然後再把賬做平，也就不會走到今天這個下場了。”宋德璽告訴專案組，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果。
當天下午兩點左右，烏局多元化中心派出督察組進駐金輪公司，並命令公司經理和書記停職檢查。
宋德璽回到單位後，黃永斌就將他找了去。“黃書記說看了中心的報告，四合院已經升值到1個億了，如此重大的國資流失必有重大背景，已安排調查，同時讓公安封存北京的房產。”宋德璽供述稱，“黃書記采取措施了，這下可完了，徹底露餡了。”
“我趕緊給姚國際打電話打不通，急死了，又打給孫銀川找到了他，我說黃書記安排調查了，公安介入了，做好準備。”宋德璽在悔過書中寫道。
22日，黃永斌與宋德璽商量召開班子會通報情況，安排下一步調查。宋德璽已經是騎虎難下，黃書記提出任何辦法措施他都不得不同意。
“會議通過了由紀委書記牽頭紀委、公安等參加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宋德璽坦白道︰“我找黃書記商量能否動靜小一點，讓紀委一家查一查就行了，可是黃永斌沒答應。”
案發初期，宋德璽還收到兩份簡單的案情通報，後來黃永斌向部里做了匯報，部里要求宋德璽與黃永斌分工，由宋德璽專抓安全生產，不管案子的事，案子由黃永斌負責調查。宋德璽說，“從此我看不到、听不到任何關于案子的信息，月底部里給我打過一次電話，還談過一次話，要求我專心抓生產，不要參與案子調查。”
29日，宋德璽給姚國際打電話，雙方達成3點共識︰1.公安機關已介入調查北京四合院轉讓一事；2.此事與宋德璽沒有任何關系；3.撤換看守四合院的保安，將鑰匙取回。
當天下午4點，孫銀川被公安機關帶走。
串通案情
訂立攻守聯盟
據宋德璽向專案組回憶，2月初的一個晚上，一名姓衛的年輕人來找他，自稱是姚國際的手下。
衛姓男子開著車拉著宋德璽在烏魯木齊市區轉了幾個大圈後，在野馬賓館門口停下，姚國際正藏身于此。
“姚國際說孫銀川在里面不會有問題，坐牢也不會說什麼的，他準備找個傳信的給他傳信。”宋德璽說。
姚國際交給宋德璽一個新的手機卡，他自己留了一個，囑咐宋德璽不能拿這張卡跟第三者聯系，以防監听，兩人約定每天下午6點和中午12點通電話，將案情互通有無。
“後來我們基本每晚通話一次，一直到3月11日我被部紀委叫走。每次通話時間都很短，我更多的是應付他，但不通電話又怕得罪他，指望他被抓後不要供出我。”據宋德璽坦白，這段時間的通話內容主要是︰1.姚國際讓我幫忙找一輛軍車出疆；2.打听黃永斌兒子的情況，我擔心他是要報復，所以只是口頭答應沒有去了解；3.讓李殿文承擔一些領導責任。
“有兩三次我在電話里哭著埋怨他，他說你哭什麼，與你有什麼關系，他說他制定了應對方案。”宋德璽說。
2月底，宋德璽將李福義的老鄉高杰叫到新疆，讓他托李福義在北京找一下鐵道部或者公安部干預一下。
其次，宋德璽還找過他的曹姓朋友，他的哥哥在中組部工作。曹姓朋友說找個律師寫份材料可以找部委、自治區政法委進行協調。材料寫好後讓曹姓朋友找人送到了部長那里，大意是說這個房子這樣處理是合理的。
此外，宋德璽說，他當時找李殿文幫忙找兩個死人，將死人與看房人高杰聯系起來，意思是這個死人聯系高杰來看房子的，這樣人已死，公安去查也死無對證，線就斷了，就不知道這套四合院買賣的來龍去脈。
但是姚國際一被抓獲，就竹筒倒豆子全給坦白了，對宋德璽造成最致命的一擊。
義氣局長
只幫忙不收禮
這套四合院原本是宋德璽升遷路上的一步棋，沒想到最後卻成了絆腳石。
據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一審判決書顯示，宋德璽被認定的最大一筆貪污，為北京市後海鴉兒胡同33號的四合院。2007年，經北京市價格認證中心鑒定，該四合院價值4461.64萬元。
除此之外，其受賄人民幣110萬元。
從司法材料來看，宋德璽多次幫助朋友，卻不求回報，其收受財物的次數也屈指可數。
2006年初，李福義給宋德璽打電話，說他的老鄉高杰去烏魯木齊聯系運輸上的事兒，請關照一下。高杰到烏魯木齊後，把宋冬文介紹給了宋德璽。
宋德璽隨後將調度長封衛東和調度所主任許明的手機號告訴宋冬文，並給封衛東和許明打電話說，有個姓宋的女的會找他，運輸的事幫她辦一下。
從2006年到2008年初，烏局為宋冬文解決了多少“運輸上的事兒”，宋德璽也說不清了。2006年年中，宋冬文到宋德璽辦公室給了他一包東西，剛開始宋德璽沒在意，後來一看是10萬塊錢，宋德璽硬是打了多次電話，催宋冬文來取走。
2007年春節前後，宋冬文送給宋德璽一只水晶鹿，說此物絕無僅有，烏魯木齊就一件。當時宋德璽在外辦事，就讓她放在朋友那里，後來宋德璽也忘記了這件事，都沒向朋友要回。
同年國慶節前後，宋冬文到宋德璽辦公室，把好幾萬元放在辦公桌上，都是整捆百元鈔票，宋德璽禮節性地收了兩萬元，剩下的讓她裝起來。
讓專案組疑惑的是，“宋冬文給宋德璽送錢，他為什麼要退還？”
宋德璽回答說︰“我主要是看在李福義和高杰的面子上才給宋冬文幫忙的，我把錢看得很淡，她送錢我是不會要的。”
此外，2006年宋德璽為中鐵一局在烏局鐵路工程中予以關照，收受該局副局長馬某及所屬單位中鐵股份公司副總經理白某所送的5000美元，宋德璽收過後轉手就送給了別人。
2007年，宋德璽接受中鐵電氣化局副總經理馮某的請托，為該公司中標烏魯木齊鐵路局工程提供幫助，收受馮某所送白金項鏈1條及2.6萬元的鑽石墜一個。
同年11月，宋德璽為中鐵電氣化局市場開發中心在承包烏局工程時予以關照，收受該中心副主任陳某所送5000美元，部分用于國外消費，其余回國後交給其妻。
2007年至2008年間，宋德璽對西安第一勘探設計院在烏局工程招標中予以關照，先後收受該院院長助理朱某所送現金3萬元。
此外，姚國際先後送給宋德璽兩個13.5萬元的玉鐲、一個2萬元的觀音玉墜和1萬美元，還有兩張烏魯木齊海德酒店消費卡，共計10萬元。
宋德璽在悔過書中寫道，自己放松了黨的政策理論學習，官欲膨脹急于求成，將經濟與如何升官鋪路聯系在一起，將升官與小團體經濟聯系在一起，走上了一條買官升官的錯誤之路，從而當上分局長後就想找一個經濟實體為個人的發展做後盾服務，將四合院作為自己升遷的一塊敲門磚。
該案在鐵路“公檢法”系統歷經兩年偵查、審理後，宋德璽犯貪污罪及受賄罪，被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此次終審判決後，宋德璽已在河南省第三監獄服刑。
姚國際因犯貪污罪、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孫銀川犯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個體建築施工隊負責人陳應望獲有期徒刑13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5萬元。
另案處理的烏局系統另一名官員——烏鐵局原哈密分局副分局長李殿文，因貪污罪、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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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6 20: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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