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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部七名常委中，当然是刘华清这位二十年代即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资格最老，一九二九年刚满十三岁即加入中共湖北黄安苏区的赤色青年组织。他在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任司令部秘书主任时，现十四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跨世纪接班人”胡锦涛还没有出生。但是，刘华清毕竟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之所以把他和另一位“红军”张震安排成中央军委副主席，完全是因为江泽民这位军委主席与生以来就没有行过一次军礼，更没有打过一枪。
除了刘华清这位过渡性人物，所谓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中就属乔石资格最老，到九三年为止，已经有五十三年党龄。他比江泽民大两岁，党龄却比江泽民长六年，可见江泽民的政治启蒙委实太晚。
过去，中共对外公开的人事资料都只称乔石是浙江定海人，海外中共研究专家关于乔石的研究文章便据此断定他出生于定海，比如较为权威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上曾刊登的《中共首要介绍----乔石事略》即称乔石“出生于浙江定海县地主家庭”，过去笔者所撰写的介绍乔石的文章也曾依据这一材料。但根据乔石本人审定过的简历材料证明他不是生于浙江，而是生于上海。另外，乔石的家庭出身也不是地主，其生父显然是一个已经接受过新学教育的人，很早离开了家乡，青年时代即已在上海作职员。其母亲是工人出身，八岁起即在上海一家纱厂当童工。所以，乔石的父亲当时只能娶一个童工出身平民女子为妻，也证明乔石的上辈算不上什么大户人家。乔石家里除他以外，还有兄妹三人。由于母亲为抚养四个孩子毕生操劳，所以乔石自幼对母亲十分尊重。据了解乔石的人介绍说：成年以后的乔石有三大特点，即喜欢读书、做事一丝不苟和孝顺双亲。
一、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渊缘
因为乔石祖籍浙江，祖上本不姓乔，而是姓蒋，所以海外曾有人考证乔石与祖籍同为浙江的蒋介石同宗同族，“一笔难写两个蒋”。
但无论乔石与蒋介石是否同宗，乔石本人在长期效命中共政权的过程中实在是吃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的不少“瓜落”。一九四二年，乔石未满十六岁即已经在中学里正式参加了中共并出任党支部书记；此后长达五年的敌后抗战时期，他冒着随时被日伪政权抓获的危险，为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展了不少成员；再此之后的国共争夺天下期间，他又是任职更高一级的中共地下职务，担负组织发展工作；到中共攻陷上海前夜，他已经官至中共上海地下党区委副书记。
照理，像乔石这样少年参加中共，同时又功劳不小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中共建政之后不加官晋爵至少也应该在职务级别上“原地踏步”才算公平，但中共建政后他却长期不得烟儿抽，直到一九六三年还是个正处级，原因之一就是他本人是蒋介石的“御笔”陈布雷的外甥女婿。
一九六三年，乔石终于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加之这一“统战背景”而被中共高层看好，从大西北的酒泉钢铁公司直调北京，进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研究员很快升为副局长、局长。但好景不长，“文革”之初该部即成为“重灾区”，扑天盖地的大字报当然不能饶过乔石这位蒋介石“文胆”的外甥女婿，而且许多针对他的大字报干脆把“蒋乔石”误笔为“蒋介石”，在简化字中，“乔”与“介”确实也笔划相近。
为此，乔石本人吃尽苦头，同时也祸及子女，所以子女们似乎是恨透了这个“蒋”字，政治风暴熬过之后，乔石一个女儿自作主张到派出所改了所有兄妹们的姓氏，从此，三个子女姓乔，一个孩子姓江，唯独没人再姓蒋。
就是这样一个令乔石埋没青春多年的共产党政权，如今却让乔石当了它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最高首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而且，如果要恢复本家祖姓的话，乔石本应该也同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蒋介石一样，被称为“蒋委员长”的。所以，说乔石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渊缘实在是很有道理！
二、上海赤色学运的主要领导人
一九四零年八月，乔石还不满十六岁即在上海南方中学秘密参加中共。
当时，上海是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被日本人扶持起来的汪伪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亲日奴化教育，通令上海各中小学校每周实行一小时的所谓“精神训练”。四零年六月，汪伪政权的教育行政会议结束，汪精卫在接见与会人员时要求“和平、反共、建国是一切施政方针，也是教育方针”，要“使青少年的思想与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吻合一致”。接着上海又发生了日本教员在课堂上用手枪逼迫学生接受奴化教育的事件。凡此种种，都只能得到与日伪政权之希望相反的效果，同时也给中共上海地下党壮大队伍提供了机会。
投身中共之初，乔石先后在上海南方中学、光华大学附中等校学习的同时任地下党的支部委员、书记和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干事等职。
一九四三年一月，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华中局把原来的敌区工作部更名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直接由华中局城工部领导。而这段时间的乔石主要在上海地下党学委中负责组织发展工作。
同年九月，华中局城工部向上海地下党的各系统工作委员会发出通知：“上海的各系统负责人到根据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并接受任务。”于是，乔石中断了在上海联合大学文学系的学习，奉中共上海地下党之命到淮南中共新四军的根据地，接受华中局城工部的干部调训班主持的城市地下工作训练。
抗战胜利前夕，乔石又被派回上海，先是出任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组织委员、中学分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则打入上海同济大学，担任地下党的总支书记及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等职务，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市“反内战，反迫害”的赤色学生活动，是当时上海反政府学运的重要组织和策划人之一。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在乔石等人的秘密策动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修正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规则》，组织队伍赴南京请愿。同时，中共地下党学委又鼓动复旦、交大、暨南、圣约翰、大夏、南模、中华公商、沪江、上法、同德等二十七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约五千人，前去欢送和支援同济学生。国民党上海当局为此出动了十多辆装甲车和三千余名军警前去弹压，由市长吴国桢亲临现场指挥。
这是乔石在上海从事赤色学运数年中所策动的一次较大的事件，事件的结果是学生轻伤六十九人，重伤四人，且有数百名学生被捕。但是，即使中共的“革命斗争回忆录”之类的宣布材料中，也不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当局在镇压过程中并没有开枪，特别是市长吴国桢在被学生打杀的过程中，捂着伤口喊不准开枪。
中共高层现任领导人中，与乔石在上海从事学运的这一段经历有密切关系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吴学谦，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联部部长李淑铮，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等。
乔石当年在上海中共地下党中的最高职务是上海学委总交通，而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一九四六年才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中共。由此说来，当时乔石的职位要比江泽民高得多。
同时，现任中共高层领导中，还有一批靠从事赤色学运起家者当年是在北平与乔石等人南北呼应，比如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现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当时具体负责北平赤色学运），现中共国务委员彭佩云（王汉斌之妻），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锡铭，现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兼政法委主任任建新等。
大陆八九学运过程中，上述诸位都已经身居中共政权高位，但至少他们中的李锡铭和陈希同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主杀派，而当时暂还没有身居总书记高位的江泽民则对镇压政策采取了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
好在乔石、王汉斌、任建新等人无论从维护中共政权的角度出发，还是联想到当年国民党政权都没有敢对他们这些学运分子大开杀戒，所以在日后的政治清查及审判过程中多少留了点后手。直到现在，当初下令镇压学运的邓小平仍还在幕后主政。但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像乔石、王汉斌和任建新这样的人，也许会对平反“六四事件”起到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国民党元老陈布雷的外甥女婿
从乔石投身中共的前期履历来看，他一九四八年之前在上海地下党内的任务主要还是从事党员发展工作和赤色学运的鼓动、领导工作，从担任上海学员总交通之后才开始了情报工作生涯，而在担任同济大学党总支书记期间，似乎是乔石在上海地下党经历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由他为主组织发起、从而带动整个上海市学生界参加的“救灾济贫”运动为共产党在国统区争取人心，分化国民政府的基本群众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而他发动的同济“一九二”学潮（一九四八年）虽然没有达到南京请愿的目的，可最终结果是国民政府作出让步，释放了被捕学生并默许同济学生自治会恢复活动。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对同济学生自治会的这一让步，使得当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修正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规则》形同废纸，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然是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的重要标志。
更重要的是，乔石等人策动和指挥的同济学潮带动了上海的学潮和工潮，同时还在全国各地甚至在海外都引发一场声势持久的声援运动，对于国民政府在军事战场抵御共军的大举进攻起到了非常有效的后方牵制作用。
那么，仅仅凭在同济大学担任地下党总支书记期间所立下的功劳，乔石在中共建政后也应该受到嘉奖，并在职务安排上有所体现。可是，中共解放大军接管上海后，乔石即被安排到杭州，仅仅担任市青年委员会的宣传部长，一九五四年，更是被发配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仅仅担任一个副处长。从中共的干部级别对照，乔石五四年的职务比起中共建政前他在上海地下党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要低三级。
据台湾出版的《中共研究》月刊中德茂先生的专文《乔石事略》中记载：“文革”期间，乔石曾一度被捕下狱，到一九七七年才获得“解放”复出。大陆上，对乔石“文革”期间的经历也有这样的传说，认为他当时被捕下狱是因为他的妻子翁郁文出身于国民党世家，所以红卫兵将乔石打成“国民党特务”。
“文革”中，“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显然是冤枉了乔石，但乔石一家同陈布雷的关系曾十分密切则是不争的事实。
陈布雷少年时期丧母，青年时期丧父，父亲去世前他曾跪在父亲的病榻前信誓旦旦地保证承担起“家事、族事”的重担。包括乔石岳母在内的陈布雷众弟妹都受过陈布雷的恩泽，弟妹们的下一代在陈布雷眼中也视如己出，何况乔石的岳父翁祖望又是陈布雷的机要秘书，双方既是亲戚，又是同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翁郁文秉告舅父陈布雷，将与恋人乔石结为百年之好。此时，陈布雷对乔石到底有多少了解外界不得而知，但从陈布雷对自己弟妹的那份特殊感情分析，他对外甥女的婚事肯定是相当重视的。此时，他已经下定告别人世的决心，但还是备上薄礼，遣妻子王允默前往上海参加翁郁文与乔石的婚礼。王允默兴致勃勃而走，哪里想到这竟是与丈夫的永别。
十一月十三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蒋介石悲痛至极，两次到陈公馆吊丧，日后又新率国民党在京的全体政要参加公祭仪式。
蒋介石亲自提笔，为倾其半生为自己捉笔的陈布雷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文，另外还送上一幅挽额，题曰“当代完人”，上书“布雷兄吾兄千古”，下书“蒋中正敬挽”。
南京公祭结束后，陈布雷被送往家乡杭州安葬，护灵队素车白马行至上海时，其二女儿，中共地下党员陈琏及丈夫、中共北京学生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在上海方面举行的公祭仪式上披麻戴孝，跪拜迎灵，陈琏哭得几近昏死。
把父亲安葬在杭州后，陈琏及同丈夫在乔石等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的安排下进入中共苏北“解放区”，之后又辗转到了已经陷入中共之手的北平城。
中共建政后，陈琏也有一段宁静的生活，但很快就被“党内阶级斗争”波及，丈夫袁永熙成了“反党右派”。
此前二十年，陈琏曾经为了这个党，毅然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二十年后，她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又再次背叛亲人，与自己的“反动丈夫”划清界限，经组织批准与丈夫袁永熙离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前，正是袁永熙对陈琏不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煽动，诱使她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如今，被亲人以革命的名义背叛的苦果却降临到他自己头上，为此袁永熙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精神狂躁。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上海的造反派们于一九六七年初在《中央日报》上查到了陈琏一九四八年为“反动父亲”披麻带孝的新闻照片，同时又在查抄陈琏继母王允默老太太家产过程中，找到了陈布雷日记。日记中有关于陈琏夫妇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动乱嫌疑”拘捕，后由蒋介石下令释放出狱的经过，也有一些陈布雷与女儿私人谈话的记录，于是，这一切都成了陈琏“叛变”的铁证。
造反派们公布了陈琏这些罪证后，更想从她嘴里挖出更多的阶级斗争新材料，绝望之中，陈琏书写了一份表明自己对共产党忠贞不二的遗书，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跳楼自杀。巧合的是，十九年前的这一天，陈琏正在杭州山清水秀的九溪十八洞，高举着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亲笔题写的“当代完人”挽联为父亲下葬。
接着，陈布雷的妻子王允默老太太也于一九七零年在上海含恨而死。
此前，因为陈布雷曾经担负起抚养众弟妹的责任，所以陈布雷与乔石岳母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兄妹关系。自然，乔石与妻子与陈布雷的亲生后代，特别是像陈琏这样政治上又志同道合者，虽是表亲，其关系之亲密同亲姊妹没有两样。所以，说共产党对乔石一家有杀亲之仇并不过分。
四、精心效法陈布雷为官之道
乔石是因为妻子翁郁文，才同国民党元老陈布雷有了一层亲戚关系，他本人无论从政治信仰角度，还是从当时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及表面身份的角度，都不可能在陈布雷生前与之有过深的交往。也许乔石在陈布雷生前干脆就没有机会同这位前辈直接交往。但巧合的是，自乔石步入中共政权高层，亦同当年的陈布雷一样，成为一个控制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独裁党的重要人物之后，竟然把陈布雷当年在国民党政坛内的工作作风、为政经验、做人原则一一活学活用。
当年陈布雷在国民党高层中，一不搭攀派系；二不抛头露面；三不取巧怠慢；四不奢侈豪华。所以，虽然他权大无边，但国民党各派人物从来没有能够抓住他任何腐化、结党营私之类的把柄。近几年，就连中共的公关宣布材料中，都赞不绝口地夸奖陈布雷“如椽的巨笔，清廉的家风”，“可敬可亲”。
乔石步人中共高层后，所面临的种种复杂人事关系及所谓“党风”问题，都同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党大陆政权十分相像。早年的陈布雷在高等学校接受的是文科教育，日后终生以笔效忠国民党。早年的乔石在高等学校也是接受的文科教育，日后虽然没有发挥出陈布雷那套妙笔生花的本事，但在其他方面，几乎把陈布雷的从政作风、方法、手段一一运用自如，摩仿得非常成功。
当年的国民党大陆政权中，派系无数，乱无定数，尔虞我诈，争吵不休。而陈布雷竟然能够在各派系之间超然处之，周旋游刃，以至于从政十余年，竟然就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政要打过要搬倒他的主意。
同当年的国民党一样，如今的中共高层中，人与人之间，派与派之间，往往是一时拳脚相交，甚至你死我活；一时又相互利用，一致对外。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从赵紫阳到江泽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内部权力倾轧的严重程度甚至比当年的国民党高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乔石居然就做到了在派与派之间，各派自己内部之间的矛盾中巧妙地躲过了对自己可能造成的伤害。每次斗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阶段时，乔石都做了不但保证自己的生还，还苛守绝不当“墙倒众人推”之恶行的参加者。从一九八二年九月乔石跻身中共高层，成为“党和国家领导”，到一九九二年十月杨家兄弟被邓小平“杯酒释兵权”，整整十年时间里，中共党内的主要领导经历了胡耀邦时期、赵紫阳时期，杨家兄弟辅政时期和江泽民表面地位稳固时期，每一个时期的开始和上一时期的结束，都是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而乔石在每一次宫廷政变中不但都能处变不惊，而且他自己的职务和权力范围也随着每次宫廷改变都高升一级，从书记处候补书记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从政治局常委到全国人大委员长。
当年的国民党政权中，多少要人一时飞黄腾达，但又很快成为昙花一现式人物，唯有陈布雷从不刻意表现自己，甚至要求自己办公室人员级别要比外面降两级使用。其五十岁生日时，蒋介石竟感动得为其题写“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相贺。但实际上，陈布雷并非不要权势，只是乐得享受他不当部长却能决定部长的去留，不上主席台却仍可以改变大会之决定的这种在幕后掌握台上人物之命运的特殊感受。
乔石步入中共高层后，虽然表面上看他与陈布雷所不同的是既有职也有权，但如果拿乔石的实际权力与他的实际职位相比，他的权力还是大于职位。八九年“xxx”事件以后，江泽民虽然名字职务都排在乔石之前，但却时时处处要受到乔石的制约，同时，乔石对外曝光的频率却同他的实际权力成反比。以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为例，前有确实能力非凡、同时也乐得让众记者及全世界电视观众一览风采的赵紫阳志得意满，后有德才皆不具备却还想刻意表现的李鹏表演无法到位，唯有乔石表现得不前不后、不左不右，让人至少无法猜到他是满意还是不满意。难怪邓小平用“平穗干练，韬略在胸”八个字评价他。
当年的国民党政权中，多少人为房子、票子、车子日日聚敛仍然怨恨财富无多；多少人为官位、女人夜夜除了荒淫无度之余还要苦思如何巴结上司同时再平衡左右。唯有陈布雷，贪污、挥霍不但没有，“合法”的收入还要尽量减少，别人在烟花巷里，大烟灯前欢度春宵之夜，他却关门在家，独自盘算如何将座车换成别的牌号，又节省公家报销的汽车开支。
如今的共产党政权中，已经腐败到了许多为打下这个政权流过血、受过伤的“革命先辈”已经对其政权的长期性甚至合法性表示深刻的怀疑，发出“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哀鸣。更有许多中共“打天下”的一代人因为不再相信无产阶级江山能够“代代红”而在临死之前不再打算让自己的后代继续在共产党内为官，而是为他们创造条件尽量聚敛钱财，以备共产党垮台之后的不时之需。就是像乔石、江泽民这样被推在前台，准备为共产党政权的继续稳固贡献余生者，也已经发出政治垮台“很可以在一夜之间”的哀鸣。
在彻底相信自己所效命的政权已经无可挽救之时，当年的陈布雷选择了自杀。自杀之前，他留下的遗书中连自己房间中的那几把椅子是公家配发，理应交还的这样的小事都一一交代清楚，唯恐因为任何一桩小事都影响自己廉洁一生的好名声。
而乔石自坐上共产党的高位后，每每有下级送上礼物，他都要求家人如数付款，并立即作好登记。想必乔石已经明白，只要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慎，无论是党内敌人还是党外反对势力，有朝一日都会以此作为打翻他的把柄。在个人嗜好方面，陈布雷只好清茶与名烟，而乔石甚至连香烟也不沾一支。除了保持自身廉洁的形象之外，乔石亦反对自己子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钱打交道。
如果说陈布雷是因为熟读古史，老于世故，才深知官场之道上如何才能够避风而行，终于才久盛不衰的话，那么乔石似乎是熟记国民党当年的经验教训，以陈布雷为政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为楷模，才修炼到如今这步境地的。
在这大厦将倾的危难之秋，乔石明知自己即使肝脑涂地也可能无力回天，却仍然幻想从“反腐败”，从改变党风作起，或许可能重建共产党政权在大陆人民、尤其是在大陆知识分子心中的合法性。同晚年的陈布雷一样，乔石为处于颓势的政权作最后一搏，有信仰的缘故，同时也是惯性使然。
当然，乔石与当年的陈布雷所各自面临的执政党的颓势有所不同，即当年的国民党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共产党的武装进攻，而今天的共产党的最大威胁则是各方进步势力及党内开明分子所推动的“和平演变”。这个区别很可能决定乔石与陈布雷在最后的关头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选择，陈布雷选择以死为国民党大陆政权殉葬的道路，乔石则可能选择用法制的逐步建立和健全取代邓氏共产党的支柱“四项原则”的道路，以促成共产党政权适应时代潮流，实现和平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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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14 15: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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