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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倡汉语拼音的传教士王煜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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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 15:48: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夏和顺  


传教士王煜初照片。

阅读提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不仅西方传教士直接带来现代科技,而且他们培养的一批批中国本土传教士也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的肇始倡议者就是一名叫做王煜初的传教士。

王煜初是第二代华人本地传教士。王煜初原籍广东东莞县官涌乡(今属虎门),后随父定居香港,但长期在新安(今深圳)、东莞等地传教。时过境迁,今人多不知王煜初为何许人,而提起王煜初之子王宠惠许多人会记忆犹新。王宠惠是民国时期首任外交总长,后出任司法总长、国务总理。

王煜初本人与孙中山交谊颇深,对辛亥革命作出过独特贡献;他还是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的首倡者,客观上推进了汉语现代化的进程,惠及今世。

从愚钝少年脱胎换骨

王煜初本名炳耀,字沾辉,煜初原为他的号。其父王元深为东莞官涌乡(今属虎门)人,后移居归善县稔山墟(今惠东县稔山镇)经商,王煜初1843年出生于此,为王元深长子。

王元深于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入荷兰籍传教士郭士立门下,接受洗礼,并协助其布道传教。王煜初8岁时,父亲将他和4岁弟弟谦如领洗于礼贤会罗存德教士,后入德国牧师叶纳清门下。兄弟二人一同进入叶牧师创办于惠州的礼贤书院就读。但直到17岁,王煜初似乎学业上没有任何长进,叶纳清牧师对王元深直言:“谦如可能读书,煜初性情愚惰,不能读书,交还与君,使其学艺可也。”

王元深内心万分愧疚,只好劝煜初学习木匠,以便将来谋生。但王煜初对木匠没有丝毫兴趣,无论如何斥责,坚决不从。王元深见儿子如此叛逆,颇感无奈,怒责其“书不能读,艺不愿学”,但也只好朝夕苦求上帝施恩,感化其成为有用之人。

1863年,王元深令煜初为公孙惠牧师侍役。煜初年少,涉世尚浅,但经历侍役一职后,知晓人生艰难,劳役辛苦,侍役之事绝非长久之计。半年之后,王煜初幡然醒悟,决心刻苦读书,不愿为他人所役。

王煜初三番五次恳请叶纳清牧师收其为门徒,叶纳清被其求学的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再次收其为徒。王煜初重新获得读书机会,果然脱胎换骨,三更灯火,五更鸡,每日坚持勤学苦读,发愤钻研,文理也渐通。两年之后,礼贤书院国文老师温茂才将6位生徒文章逐一呈请新安(今属深圳)学官品评,王煜初名列第二。他不仅国学成绩好,神学基础也很扎实,顿感眼前豁然开朗,成功初显端倪。

履艰历险奋力传道

1864年,王煜初与弟弟谦如在福永教会学堂毕业后,双双加入传教行列。而他的传教生涯相当坎坷,数度履险遇阻,几乎命悬一线。

1870年,粤东一带盛传西方传教者以药丸迷人,淫乱妇女,致使乡人攻击传道牧师、摧毁教堂事件屡有发生。王煜初在香港听闻莞城教堂被毁,深恐其父王元深等人有生命危险,匆匆前往探视。在回莞船中,他还听到有人传播上述谣言,便挺身辩驳,力图澄清事实。船上好事者非常愤怒,当即想将他投入水中,但碍于有士兵在场,不敢动手。但他们密谋等船到莞城后,再将王煜初杀害。当时正值逆风,船速十分缓慢,王煜初着急赶路,到厚街便下船,徒步前行。他后来得知有船客密谋加害之事,幸亏下船及时,不觉惊出一身冷汗。

1874年,王煜初因肺病复发,再度回到香港养病,受信义宗巴陵会的育婴堂之邀,接受该育婴堂的教师一职,教导、培育堂内孤女。在他精心培育及感召下,育婴堂中很多孤女后来都从事教育工作,爱心承接,薪火相传。

1884年,因其在育婴堂工作出色,王煜初被正式按立为牧师。这年冬天,香港伦敦会中的部分华人成立独立的华人教会——道济会。因为缺乏华人牧师,道济会请求巴陵会的支援。巴陵会遂差派王煜初担任道济会牧师。王煜初接任牧师后,白天出门传道,晚上在教堂讲道,凡信道者有疾,必亲自慰问,不分宗派,和睦相处。

撰《拼音字谱》倡语言强国

1901年,王煜初撰文《要政条陈十则》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痛陈中国积弊,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之陋习。他恳切指出,国家要中兴强盛,教育文化必须改革鼎新,必须引进西方先进教育和文化。他说,中国自海禁大开,内地人得与泰西各国往来,其间能通西国语言文字者,颇不乏人,习见西文字之易学,而后知中国文字之繁难,读书者费十年之功,而犹不能尽识群书之字。他在此文中萌生了推行拉丁文拼音的念头。

中国文字用拉丁文拼音,以天主教为最早。远在明末,外籍教士进入中国传道,常用拉丁文为中国文字注音。1605年,利玛窦即出版过一本《西字奇迹》,内文四篇,共有387个不同的字音。其后金尼阁也有一本《西儒耳目资》,书中共有29个字母,包括“自鸣”、“同鸣”、“不鸣”三种类型。

而中国近代使用罗马字拼音,并推广到民间,实以基督教为始。1843年8月22日到9月4日,伦敦会、美部会(即公理会)、浸信会、长老会等代表云集香港,召开中国首次译经会议,决定将《圣经》译成中国文字,此前已出版的要更加简明,以求广布。

各教士初到中国,进入刚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口岸地区,学习各地区方言是当务之急。1896年,王煜初通过潜心研究,在总结多种方言拼音后,出版了一部《拼音字谱》,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拼切方言,使男女易习,立强国无形之实基。日本重我国之文,并用本国方言之字,广习西学,人智而国强,已有足征者。”

《拼音字谱》是以粤音、北音、福潮音、客家音等18行省方言加以增减,而确定93个韵母和30个声母。在定粤音韵母为53字,声母22字,合为75字。王煜初所著的《拼音字谱》所提出的拼音方法包括:速记符号、汉字切音、字本音及罗马字等四部分。《拼音字谱》的广泛应用,为汉语拼音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孙中山结下深厚友谊

1887年,孙中山从广州博济医院转学香港雅丽氏西医书院。此前,为方便传教,王煜初居住在香港荷理活道七十五号道济会堂。雅丽氏医院与道济会堂一墙之隔,已受洗为基督徒的孙中山课余时经常到道济会堂听王煜初讲道,两人在信仰上多有共通之处,于是交谊日见深厚。

孙中山革命思想日渐明晰,他决心推翻清廷,废除帝制,其激进思想不但对王煜初影响甚大,而且对道济会其他教友均有影响。道济会堂成为孙中山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在这里耶稣信仰与革命道理找到了最好的契合点,彼此产生强烈共鸣。

1895年,孙中山发起组织乙未反清广州起义,起义前因消息泄露而遭失败。随后他暂避王煜初家中,后来王煜初与区凤墀牧师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掩护,使其辗转到达日本,后经日本又到美国,继续其革命理想。

孙中山把信教听道当成进行革命活动的另一种方式,王煜初从他身上学到了做人处事与治学的宝贵经验,他们的密切交往不仅是传教,而且还播下了革命种子。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暂避王宅时,王煜初之子王宠惠只有14岁,但他耳濡目染,立志以学术报国,卓有目标。后来王宠惠考入北洋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远赴美国耶鲁留学,得到孙中山的资助。王宠惠学有所成,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外交官和国际知名的大法官,这便是早年播下革命种子所结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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