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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家乡湘西的芷江县有个废弃的“国民党机场”。不过，在那年月，国民党和反动派三个字，就如臭肉连皮一样。等到上高中，从老师嘴里才知道，芷江还有座受降纪念坊，有座凯旋门。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派今井武夫于1945年8月21日至23日飞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1947年2月，国民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坊”。这是一座四柱三拱门的“血”字型碑坊，亦称“中国第一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从7.7卢沟桥事变，到8•15日本投降，一共8年零42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仅仅军人就伤亡三百余万，206位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是在血海中迎来了胜利。“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为了纪念那个来之不易的历史性时刻，有了凯旋门、有了受降纪念坊。
世事难料。中国唯一一座纪念抗战胜利的凯旋门，唯一的纪念受降的标志性建筑，却曾遭到损毁，和那一度举世闻名的芷江机场一样，在荒芜中被国人集体遗忘和冷落过一个又一个春秋。1978年10月，当日本靖国神社正式放进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时，芷江受降纪念坊和中国凯旋门还在等待着批准修复开放……。
几十年了。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意识到，无论政见如何，任何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他们的名字应该永远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人们不甘心遗忘。许多尘封的历史真相又在慢慢重现。
日本无条件投降67周年（此文写于2012年）的日子在慢慢临近，但中国是否战胜了日本这个疑问，却是六十年也挥之不去。有的日本人就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或者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日本人的这种论调，在中国人里面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也许，坐落在芷江的凯旋门，就是一座中国人自吹自擂的纪念碑。
平心而论，日本在美国面前遭到了军事上的惨败，这是事实，而且还是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应该世代铭感的事实。比如，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形势从此逆转。此后，莱特湾之战，日本海军几乎被全歼，四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二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命；莱特岛之战，5万6千日本人丧命；塞班岛一役，日军死了4万1千人；冲绳岛战役，日军在战场上死亡的，至少有10万7千人；在打了六个星期的硫磺岛战役，2万要塞防守日军阵亡，只有216人被生擒……；在中国战场找不出这样的战例。那大陆官方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的平型关“大捷”，也只歼灭了几百敌人。
应该清醒冷静地看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打出像中途岛之战中那般战绩的国力。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五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8万7千辆坦克，29万6千架飞机和5千3百万吨位的船只。自然，不仅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国力，而且日本也不具备这样的国力。战争结束时，日本一半的城市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遭到毁灭……，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那是美军打击的直接结果。
而贫弱的中国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也受过至关重要的美国之惠。且不说美国对中国有别的什么援助，就拿当年为国人熟知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说，它不仅在中国最艰难的岁月里飞越驼峰，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昆明、重庆，而且到抗战结束时共击落日军飞机2600架。这个数字对丧失了制空权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自从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可对中国来说，日本却从来就不是只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尊重历史是正确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可以说，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绝大部分被日军占据的国土并没有收复，绝大部分日军也没有遭到包围或者歼灭，而且纯粹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确实是胜多败少。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也无须证明自己在打败日本上发挥了与美国同样重要，或者比美国更重要的作用。
尊重历史不等于妄自菲薄，更不等于说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足轻重。这一点无须旁征博引，1942年罗斯福对儿子伊里奥特说的那段话，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
中国建造了凯旋门并不是中国往自己脸上贴金，日本向中国投了降那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也就是说，中国战胜了日本。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是世界史上弱国摆脱强国欺凌压迫的成功范例。不过，中国最大的胜利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战略上的胜利；不是物质层面的胜利，而是精神层面的胜利。日本失败的历史，成了如果战略失当强国也会挨打这一教训的经典注脚。虽然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像盟军在欧洲北非那样的战绩，但是中国军民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忠勇精神，并不比其他国家逊色。中国的胜利，就是这种忠勇精神的胜利。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白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
日本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可谓是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是飞机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7.7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五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7.7事变前，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这一组组数字是枯燥的。但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会明白，中国军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战斗；只有知道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叫血肉长城。也正因为这样，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二个月就足够了”。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民族英雄蒋介石的领导下，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四年多。这是几十个“一二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
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可苏联被希特勒长驱直入，英国不得不在敦克尔刻大撤退。1940年的法国也算是一个大国，可它却在六周之内就被德国征服了。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昔日被称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元帅在为法国掘墓撒土时，中国的精神堡垒依然屹立在陪都山城。此时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国，是一个英勇顽强的国度。
可是，时光再往后移，同样是这个中国，同样是这个中国的政府，却在9•18事变后一再被指责卖国投降。9•18事变后，要求“绝交宣战”的呼声响彻云霄。主战情绪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请愿学生挨了顿打。确实，中国从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算起，屈辱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中国政府是一忍再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在1935年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要求：“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是在骂声中停战、妥协、退让、交涉。中国的和平努力，在血气方刚者看是软弱投降。如果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势都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关系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难道就是卖国贼了？爱国离不开理性。蒋介石在193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就说：“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有勇也需有智。
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内忧重重，以及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客观地看待实力对比，不是胆怯，不是软弱，而是冷静、明智。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敌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形势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1934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的一项任务“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日记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就是说，蒋介石想“以剿匪为掩护”建设西南作为抗战基地。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追击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云、贵、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庆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一切对后来的中国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在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那就意味着中国孤立、仓促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时间。当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
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这不应该妨碍我们还能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只有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是弱国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才能够客观地看待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有时，委曲忍痛不是贬义的软弱，更不是投降主义，而是冷静、理性和明智，是弱国的生存智慧。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对化地用到国际问题上，那是对国家前途不负责任。强硬需要时机，需要条件，需要资本。卧薪尝胆不等于卖国主义、投降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委屈忍痛没有底线，没有时限。诚如庐山谈话所言：“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
血淋淋的八年抗战，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中国奉行的弱国战略的智慧。当然，有的是别有用心，有的仅仅是卤莽气盛。正因为这样，张自忠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忍辱负重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却招来骂名，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称他“张逆自忠”。对于招来的非议，张自忠将军说过，“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他最后用战死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赤胆忠心。那些骂过张自忠将军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曾英勇抗战过，甚至不惜以身殉国。
在国家危亡真到了最后关头，中国军民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正如军事家蒋百里将军1938年8月说过：“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但重庆没有垮。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
虽然在战争中有韩复矩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有汪精卫那样卖国求荣之流，有丧师失地，有指挥失当，有贻误战机，有腐败堕落等等，但是，却不可因此而抹杀中国将士的赤诚。他们在力量那样悬殊的战斗中，其忠勇精神并不比其他任何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人逊色。就拿弱小的中国空军来说，他们是在用生命谱写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比如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迎击日本航空兵，其中三架日机被击落，一架受重创而不能再用，中国空军无一损伤。为纪念首次空战胜利，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这一天，是个永远不该忘记的日子，当是中国空军永远的节日，永远的光荣。再比如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直属第14中队徐焕升等人驾驶两架马丁B－10重型轰炸机，自宁波起飞，到达日本九州长崎上空，沿途撒下数以万计的传单。中国飞行员在远征日本本土后安然返回汉口基地。他们的英勇无畏，谁能说比敌人的武士道精神逊色？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们是军人中的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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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6 12: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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