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蘋果日報
中國導演賈樟柯新片《天註定》,在上月末遭中宣部門通知媒體“冷落”,原定11月份上線的影片目前還未確定公映日期,網友擔憂這部中國現實的影片遭封禁。
《天註定》劇照
今年五月賈樟柯在戛納電影節領取“最佳劇情獎”
薑武飾海的大海,取自山西“胡文海案”
賈樟柯(左)與妻子趙濤(《天註定》主演之一)在紐約電影節上
薑武的角色因爲鄉村腐敗問題開槍殺人
新人演員羅藍山和李夢出演的最後一個故事包含很多中國社會熱點問題
《天註定》的成功過審令一些人感到驚訝
中國導演賈樟柯新片《天註定》,在上月底遭中宣部門通知媒體和影評人“冷落”,中宣部門要求“不得就賈樟柯這部電影進行採訪、報道或評論”。賈樟柯在早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本片將於11月上映,現已至11月末,該片並未在中國院線排期。中國網友擔憂這部根據中國現實社會真實故事改編的影片,遭到當局封禁。《蘋果日報》引述賈樟柯表示,未聽聞中宣部封殺消息,他本人一直在和發行商接洽,希望在中國院線放映。
《天註定》爲賈樟柯在2006年的《三峽好人》後,暌違5年後推出的又一部完整劇情片,延續賈樟柯電影關註中國底層公衆命運的主題,還原中國近年發生的四個真實案例:薑武飾演的大海取自2002年發生在山西的胡文海怒殺14貪腐人員案件;王寶強飾演的殺人犯爲湖南2012年“周克華案”再現;女主角趙濤飾演的小玉則還原了鄧玉嬌案;最後一個故事取自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該片在2013年5月的戛納影展上獲得最佳劇情獎,及在阿聯酋舉行的阿布紮比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
據悉該片還獲得本屆台灣“金馬獎”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情”等在內的六項提名。據賈樟柯微博透露,原定於19日到達台北參加金馬活動的他表示“由於私人原因,本人無法出席原定於明天在台北舉辦的金馬講堂,在此向各位觀衆表示歉意”;《蘋果日報》報道中疑他受到中國政府施壓。就在上月底,中國知名媒體人王小山在微博中曝料《天註定》遭禁,但其後王小山刪除了該條微博。另據賈樟柯在獲獎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該片已經通過中國文化部門審查。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對賈樟柯未去台灣參加金馬獎,是出於“私人原因”表示懷疑:“我極其懷疑是私人原因,很可能(有關部門)打招呼,不去金馬獎或是出爾反爾的態度,本身對於賈樟柯這樣一個有獨立精神、藝術創造力的藝術家都是一種損害,且不說有沒有官方暗示,打招呼。”
郝建也認爲,作爲中國的電影人,如果通過視覺真實映射中國現實,其命運大多“悲催”,即使賈樟柯表示他的片子已經通過審查,但《天註定》也註定不是審查部門和當局所喜歡的電影:“我估計他的片子,在主管部門、在領導幹部那兒肯定不受歡迎,現在需要的是‘大國崛起’、‘中國夢’、要‘正面的’、‘明亮’的,要所謂的‘正能量的’,就是‘共産黨好’、‘社會主義好’,按照這個標準,賈樟柯電影是沒有這樣元素的,雖然他的電影是直面中國現實的。”
這拍的才是電影---看賈樟柯《天註定》有感
Newstart2000
昨天在紐約陰沉沉的天中,去看了《天註定》,非常喜歡,強烈建議不抗拒沉重,血腥類型電影,喜歡透過電影去了解真實生活的童鞋們去看看。
兩個小時,4個故事,敘事清晰,簡潔,故事沉重但不沉悶,攝影絕不花哨但直擊要害,尤其喜歡背景音樂。對了,特有意思的是,小賈童鞋在不時給觀衆心靈重重一擊的過後,居然還奉獻給大家好幾個笑點(至少中國人都會笑)。
兩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感覺大家都看得挺投入。目測觀衆20%是同胞,當然都是年輕人,而另外80%以白人居多,基本屬於文藝中年或者文藝老年。
不劇透,但說說幾個主演吧:
薑武--演的非常好,完全和角色融爲一體,雖然這個角色很難詮釋。
王寶強--本片我認爲演的最不到位的。可能參雜了我的個人喜好,但真的覺得他還是駕馭不了內心世界如此複雜的一個角色,盡管是他熟悉和一直扮演的底層人物。
趙濤--一如既往有水準,隻是比起這個角色該有的年齡來看,顯得稍微老了一點點。不過,小賈的禦用女主角兼夫人嘛,況且演技彌補了外形的差異。
不知道名字的男主角--演的很不錯,那舉手投足就是我以前在珠三角工作時隨處可見的打工仔形象,瘦削,眼神迷茫,不太善言辭,穿一條空洞洞的牛仔褲,時刻玩著手機。
張嘉譯--就是個配角,不過一出場,我就想笑,因爲他還是扮演了個“宋思明”啊,呵呵。
這部片子,我認爲不比我看過的近幾年的奧斯卡最佳外國語片的任何一部差,甚至比其中一些更好,所以,真希望他能拿下此大獎。另外,如果真的能在中國上映,希望廣電總局別過多刪減,讓大家完完整整的欣賞下這部佳作吧。
看完電影都一天了,心裏還是回蕩著影片的各個場景和故事情節,我想,這就是電影的力量吧。謝謝賈樟柯。
沒有隱喻,隻有現實----《天註定》紐約行專訪賈樟柯
“人還是這些人,土地還是這塊土地,國家還是這個國家,但事情變了,遭遇變了。”
Cinephilia.net(以下簡稱”C”):感謝賈導接受Cinephilia.net的專訪。從《天註定》中能看到您原來電影中的世界,好像這麼多年來您一直帶著您電影中的人物一起往前走,這是創作時就有的考量,還是一種下意識?
賈樟柯: 本來就有這樣的設計。有些人物雖然演的不是原來的角色,但他們的面孔觀衆還認識。比如說王宏偉會變成小鎮的一個小官吏,《任逍遙》裏演趙濤男朋友的人會變成煤老闆手下的一個打手。但其中唯一不變的還是三明。他是在我所有電影中不更名不改姓,就是一個統一的角色。從他演的第一部《站台》,他準備去煤礦工作,《世界》裏面隨著二姑娘的父母去北京料理後事,一直到《三峽好人》中變成主角。然後在《天註定》裏他又是一個遊走的人物,《三峽好人》裏面他帶著工人去山西挖煤,到這裏他又帶著大家回奉節過年。這樣的設置是因爲我自己一直有一個人物的畫廊,他們還可以在我的電影裏穿行。
C:不僅僅是人物,還有場景的設置。
賈樟柯: 比較刻意重複的場景最主要的是城牆,比如《站台》裏的城牆,它還在。另外一個就是《三峽好人》的開場,和《天註定》裏第二個故事的開場,調度都是一樣的。重複那樣的調度,其實就是想說,還是那條江,還是那條船。
C: 還是那群人。
賈樟柯: 對,還是那群人,但是視點變了。從三明變成了王寶強。這就是我爲什麼會重複這些場景的理由,實際上人還是這些人,土地還是這塊土地,國家還是這個國家,但事情變了,遭遇變了。
“對我來說這個電影就沒隱喻。它就是現實。”
C: 講到王寶強,他作爲第二個故事,也就是您說的“起承轉合”中的“承”,他的暴力和其他人不太一樣,並沒有一個很直接很具體的緣由,讓他從暴力的承受者變爲施暴者。他的暴力更主觀,更抽象。
賈樟柯: 對,他是精神性的。王寶強這個人物,我賦予他最重要的一句台詞就是他和他老婆聊天時所說的:“沒意思。”唯一有意思就是槍響的那一剎那。這也是我個人一個非常刻骨難忘的體驗,就是城市化以後,大量的年輕人移動到大的城市,鄉村有一種非常衰敗的感覺,整個鄉村生活的衰敗感和寂寞感,讓生活在鄉村裏的人,你看王寶強這樣一個正值壯年的男人,生命卻仿佛沒有任何光彩跟可能性。最後他可能找到了一個出路,改變生活,讓生活變得有趣的出路,變成了槍響的那一剎那。所以對他來說,可能某種程度上是在談暴力的一種精神需要。暴力不單是“冤有頭、債有主”。
C: 第一個薑武的故事就是“冤有頭、債有主”。
賈樟柯: 對,幾個人物側重點有所不同。第一個人物基本上是個全面的社會性問題的提示。貧富差異,一個村子裏長大的,他買了私人飛機直接飛回來了,薑武還是家徒四壁。包括中國人都能理解的那種,分配不公、貪污的問題。到王寶強的部分,就比較側重精神性的問題。其實在寫這個劇本之前,我對另一個人物特別有研究,就是張君,大盜。這個人物在《任逍遙》裏出現過,他們看電視的時候,電視裏有張君的形象。張君身上有一個精神性的東西很讓我吃驚。弄了一把新槍之後,他像吻一個女人一樣吻那把槍。第三個故事,主要就是尊嚴的問題。當尊嚴不是很含蓄的被剝奪, 就是很直接的被剝奪的時候。所以這個電影也沒有什麼含蓄的東西,甚至包括很多影評人在談電影裏隱喻的問題,對我來說這個電影就沒隱喻。它就是現實。你說當王寶強路過看到小女孩抱著鴨子,她父親拿把刀,那我們都明白這是要過年了,小女孩一定是從小養大這個鴨子。一轉頭小女孩不見了,父親在曠野裏殺那隻鴨子。它沒有隱喻,對我來說它就是一種暴力的存在狀態。隻不過我們會忽視。我們每天看見菜市場裏殺一隻雞,殺一隻鴨,仔細一想,也是很殘酷的事情。這個殘酷本身是源自小女孩她對這個鴨子是有個人感情的。最後一個故事是一種隱形的暴力。
C: 前面提到了大盜張君,不知道賈導在劇本創作前期做案頭準備的時候,還有沒有哪些社會案件進入過視野?又是因爲什麼樣的原因最終這些案件沒有納入到《天註定》的故事中呢?
賈樟柯: 有很多,包括夏俊峰、藥家鑫、馬加爵。都評估考慮過,最後決定還是從一個整體融合度上,剔除了這些故事。
C: 所以完全是創作上的考量?
賈樟柯: 對,我不太會考慮事件原始材料背景的關註度,或者其他什麼的。
“他們四個人都有一種反叛人格,是我很敬佩的。拍這樣的電影也是一種反抗。”
C: 關於四個故事的排序,除了空間上的由北往南,時間上圍繞春節前後的展開,我還註意到了主人公年齡的遞減,暴力的青少年化。以及暴力的越來越式微和內化,到第四個故事,一個東莞打工的男孩,最後他自殺了。他是暴力的起點也就是終結。這樣的安排很耐人尋味。
賈樟柯: 對,確實是這樣安排的。我覺得富士康的事件讓我關註,是因爲最年輕的一代採取的是一種自己裁決自己的方法,這很讓我震撼。某種意義上,中國人的人口結構也在改變,最年輕一代的中國人,他們沒有去危害社會,沒有打家劫舍,就把自己幹掉了。這是更年輕的一代精神上的變化,從這個角度我挺欣賞的,當然也還是悲劇。再一個就是,電影當然是否定暴力的,但從個人角度我是挺欣賞這四個人物的,當然不是道德層面上啊。
C: 咱們這兒不討論道德正確性,就談談個人的欣賞。
賈樟柯: 我覺得他們四個人都有一種反叛人格,是我很敬佩的,也是中國逐漸在失去的。因爲大家都在威權之下壓抑慣了。
C: 反叛並不以爲著要用暴力去反抗。
賈樟柯: 是的,拍這樣的電影也是一種反抗。包括寫書、發言,什麼都是反抗。這種人格是需要保留的。
C:(對趙濤)作爲女性觀衆,你個人體驗中對於暴力電影,或者暴力鏡頭比較多的電影,觀影感受是怎樣的。
趙濤: 我平時看電影很多,當然也包括有暴力鏡頭的電影。但是當我第一次在電影節在大屏幕看到《天註定》的時候,我還是被震驚了,被暴力的瞬間刺激到了。這樣的暴力事件在我的生活中是從來不會遇到的,我身邊的朋友也沒有過這樣的經曆,我們隻是在新聞中看別人發生這樣的事情。當這樣的暴力直接給我刺激的時候,我才能感覺到暴力的瞬間帶來的傷害是什麼樣的,所以我看到這樣的電影的時候,我會想我們還是應該遠離暴力,用另外的方式去解決。
“特別想拍一個現代版的白蛇傳。”
C: 小玉的故事中,靈蛇轉世的地方特別神來之筆。這個主意是怎麼産生的,是現實生活中遇到過類似的嗎?
賈樟柯: 真的遇到過。是若幹年前在浙江的慈溪,在曠野中看到過這樣的表現。收兩塊錢,一個女孩子穿的比較暴露坐在蛇裏面,讓觀衆去看。我對這一幕一直很難忘。另外一個就是在中國所有的古代神話故事當中,我特別喜歡白蛇傳的故事。我一直有個私心,就是特別想拍一個現代版的白蛇傳。我寫過一個劇本,很成熟。不知道爲什麼,希裏古怪就擱那兒了,不是有很大的欲望去拍它。在拍這個電影的時候,我一開始就想,人生活裏是有很多無法逾越的困難,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很容易的,但對當事人來說就是過不了那個坎。它又讓我想到白蛇傳了。其實這個故事裏最大的障礙,就是人跟獸的障礙。即使他們很有情感,畢竟是人類和獸類,這個角度來說古人挺牛逼的,寫一個人跟一個獸,雖然可以化身成美女,但還是很難跨越的邊界和鴻溝。因爲我在結構這個人的感情世界,我寫她是介入他人婚姻的一個形象,很顯然張嘉譯是解決不了自己的婚姻感情問題,優柔寡斷。對方的婚姻狀態是他倆都難以逾越的,突然就想到了白蛇傳和那個蛇車。我們在神農架拍,跟那個吞雲吐霧的環境也很合適。
C: 那個演靈蛇轉世的女孩子是哪裏找到的?
賈樟柯: 是宜昌表演學院裏的一個學生。
C:(對趙濤)她雖然沒什麼表情,但很讓人難忘。小玉與靈蛇對望無言的那個瞬間,有一種女人與女人之間的相持和諒解,很打動我。和我們分享一下那場戲的故事吧?
趙濤: 其實那場戲,當我進入蛇車的時候,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和燈光,我也有點嚇一跳。但當我和那個女孩對視的時候,一切都特別對了。兩個人情感的交流,沒有一句話。當小玉被打的時候,路上有兩個嗑瓜子的女人在冷嘲她,當她進到那個蛇車的時候,那樣怪異的女孩子,卻又那麼善良。
C: 對,靈蛇的表情很貞潔。這一段就像是小玉故事裏的一個氣口,如果沒有這一筆,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了。
C: 這次《天註定》的選角上用了很多職業演員,但我在您的電影裏突然看 到張嘉譯的時候還是略微有點出戲。近幾年對於觀衆來說他太熟臉了,尤其是他也出演過很多類似的已婚出軌中年男子形象。
賈樟柯: 我設想這個人物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因爲善良而在處理感情問題上優柔寡斷,因爲感情問題的本質是有傷害性的。比如他要和他老婆離婚就一定會傷害他老婆,我就想找一個一看就特別善意的人。張嘉譯很合適,而且他的年齡感,身上有一種江湖曆練的感覺。因爲我爲他們設置的,趙濤的造型就是俠女,張嘉譯一個半大褂一個鬥篷樣式的帽子,也是特意往古人上走,就是把他們往江湖情侶的路數上推。而且趙濤和張嘉譯合作過一個電視劇很默契,他對我來說是特別好的一個形象,反正我也不怎麼看電視劇。
“如果單單把電影做爲某種社會運動的一個措施或步驟,我覺得對我的創作是有非常大的傷害,也不是一個藝術家的做法。如果我要有這種想法,我就不去拍電影了,我直接搞社會運動,成政治家了。”
C: 2011年韓國有一部電影叫《熔爐》不知道您看過沒有?
賈樟柯: 沒有。
C: 它也是根據韓國真實的社會事件,光州一所聾啞學校的學生受到校長和老師性侵犯的案件改編的。電影公映後,受到了韓國社會前所未有的關註,引發韓國司法委員會對當時對性侵量刑標準偏低的法律作出修訂,最後2011年底出爐了“熔爐”法案。電影這種從美學角度出發的表達,實實在在的落地回落到了現實裏。您覺得《天註定》有沒有像《熔爐》一樣的可能性?
賈樟柯: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因爲一方面,我們拍電影肯定是有某種社會理想。不單是我很喜歡電影,我就去拍電影。包括把這樣的故事呈現出來,某種程度也是對表達渠道本身的一種維護。這四個人物,或者類似事件,人們在選擇暴力的瞬間都有一種宣言性,“我就幹了,我要讓人知道我過的很不好。”這個電影也是想建立一個正常的表達渠道。從這個角度來說,爲什麼人類一直需要藝術,肯定是藝術能夠幫助到人們的生活。但是我也很小心,不要把電影變成某種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因爲我覺得這不是導演的職責。即使說電影本身它能夠有一個作用,産生社會效用,甚至能推動社會的進步,但從我本身來說一直很謹慎,不跨越導演的職責。如果單單把電影做爲某種社會運動的一個措施或步驟,我覺得對我的創作是有非常大的傷害,也不是一個藝術家的做法。如果我要有這種想法,我就不去拍電影了,我直接搞社會運動,成政治家了。既然我的途徑是電影,那還是從美學的角度去做自己的事情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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