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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7 23: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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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DarkSlateBlue"]1937年7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获释出狱，被释放前在监狱里合影。
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看中国配图）
“七君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在始料未及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望着门前迎接的人们，王造时情绪激动地表示，“欢迎不是欢迎七个人，而是欢迎‘救国会’的主张。”
这无疑是王造时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刻。
身份焦虑
二十二年后，王造时又全盘否定了这段辉煌。
1959年1月20日，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王造时，为自己制定了新一年的“改造规划”，他提出“进一步检查过去的历史，认清自己的反动本质，彻底分析批判所谓‘进步’包袱，把它们去掉干净，以便轻装进行自我改造。”同时，“进一步检查由1930年到现在对党的关系，认清对党一向是忘恩负义，不是党委屈了我，而是我对不起党。”
“一向是忘恩负义”，这句话背后是一段难言的苦涩。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附有一个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等于两国均承认了“满洲国”——即中国东北是日本领土。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重庆救国会的几位领导觉得有必要公开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当场推举出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王造时很快写了出来，在信中，他对苏联此举表示“莫大的遗憾”。
但王造时不会想到，公然“反苏”给他惹来了麻烦，中共内部某些领导认为，这封公开信是王造时一个人起草好，强迫大家签名的，更有甚者，认为王造时收受了国民党特务的贿赂，故意跳出来发起反苏运动。
王造时对此浑然不知，兀自继续着自己的工作。1946年内战爆发后，王造时心中的天平慢慢偏向了中共。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田汉五十寿辰后，王造时和罗隆基一同出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准备怎么走。王造时信口说，“向右走有跳黄浦江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
可是，中共建政以后，对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却有些尴尬。彼时，当年的“七君子”除邹韬奋病故和李公朴被暗杀外，其余5位中有4位都担任了部级以上高官——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 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 史良任司法部部长。唯独学位最高、年纪最轻的王造时却被冷落在一边。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在复旦大学政治系谋到了一个教授的职务。
另一件更加明显的例子是，王造时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要求为党做点事情，“说现在蒋介石与孙立人不和，孙立人有兵权，美国人也支持他，他（王造时）与孙立人又是清华同学，所以请求组织允许他到台湾去，策反孙立人。”长期研究王造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碧辉说。
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议，却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王造时自己也感觉到了与新政权存在隔阂，但与民国时代不同的是，现如今，体制内的一个身份，比过去已经重要得太多了。
中共建立政初的几年，民营新闻事业被重新塑造为中央行政计划主导的国营媒体网络，办报赚钱不再可能。1955年新中国律师制度开始试行，到了1957年，一些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许多律师也被划成右派。推行不到两年的律师制度就很快夭折了，靠当律师谋生，在新中国也走不通。
与此同时，王造时家庭又连遭不幸，他的一双儿女先后罹患精神病，1956年，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透芳去世，都急需用钱。后来，王夫人的后事和儿子看病的医药费都由学校包了下来。学校还把他搬到茂名公寓去住，那是上海原法租界内的一座高级公寓。
在这种情形下，纵观中共建政后到反右斗争之前，这位一向大胆敢言的民主斗士，中共建政后的发言很少。在后来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他坦言“自觉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
一句“于公于私”，耐人寻味。
两面人生
1957年，知识分子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王造时在北京与中共统战部负责人两度恳谈，终于把历史上的那段“误会”澄清了。不久，周恩来又亲自约谈，不但聆听了王造时的倾诉，还主动提出要调王造时来北京工作，王造时精神为之一震。回上海后，他兴奋地给沈钧儒写了一封信，表示“今是非已明，此后自当益加奋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此时，毛号召“大鸣大放”，王造时认为建言献策的时机终于到了，“激于爱党爱国之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当年3月20日，王造时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表讲话：“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 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他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另外两次发言中，他提出“及时把鸣放运动推行到基层单位去”，并指出“宪法颁布以后好像逐渐被人漠视，这个现象千万要不得”。
结果，这一年六月开始，反右运动爆发，王造时这些言论首先成为了靶子。1957年6月12日，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一份批判文章指出，王造时历史上就“反苏”，并且一直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颇为讽刺的是，当天王造时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示目前“有一些过激过偏的甚至错误的言论也不足畏，予以纠正之后，应继续鼓励大家大胆揭露矛盾，更足见党有雅量而得人心。”
面对指控，王造时起初坚决不认罪，“死也搞不通”，甚至表示“不惜一死来抗拒”，但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到了当年8月14日，王造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说，我对于我思想的错误逐渐地获得了新的认识。
当天，他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其中这一段话，可以看做王造时前后转变的关键：“至于我家中的实际困难更非靠党的特别照顾不能解决。我的长子自1946年6、7月间患精神病起，不知给我家庭带来了多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苦难，自去年三月我的爱人去世后，政府不仅代我负担了住在上海精神病院的费用，并且也免除了以前在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欠费。
我的长女从1955年秋起渐有初期的精神病象征，学校党委也曾经表示要免费送她入院医治。我的次子今年二月也开始有精神病象征，我由北京带到南京，也是上海统战部打电话到南京，才有住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机会。我以垂暮之年，孑然一身，面对如此家庭环境，我不依靠党，拥护党，而却反对党，岂不是自找绝路，并给自己的儿女找绝路。”
王造时原先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反右斗争一开始，药费的“催款单”便月月寄来。教学职称随之降为四级教授，全家也被逐出了茂名公寓。他交给商务印书馆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改译稿，一直被拖到1961年11月才被告知“未列入近年出版计划”。这些，对于经济上没有退路的王造时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
而且，王造时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样为他欢呼的人群了，报纸上只有口诛笔伐。王造时曾收到外地来信十多封，都是赞成他发言的，也有诉冤的，原本他准备交给党委去处理，但反右斗争开始后，深知利害的王造时将这些信偷偷撕毁，他不想牵连这些人。
台湾的《中国时报》此时则不无揶揄地发表文章，称“所谓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此刻正在遭到清算。
1957年9月，王造时在《文汇报》发表第一篇检查。此后，他的防线几乎全线崩溃，从1957年到1960年，他的检查写得一封比一封长，话说的一句比一句狠。
“每读报章上的逐日深入揭露全国右派分子的言行，时常觉得他们向党的进攻，极大多数不如我的猖狂，他们散播的毒素也不如我普遍” —1957年12月1日。
“进一步检查过去的历史，认清自己的反动本质，彻底分析批评所谓‘进步’包袱”—1959年1月20日。
“还是改吧，快快地改，老老实实地改吧”—1959年12月31日。
这些违心话之外，往往也夹杂着两句自己的真实情绪，比如“昼则徘徊一室之中，夜则辗转布榻之上。痛定思痛，苦求有所自拔”、“感到身体远不如以前，看书、写文、想事、做事都觉得脑筋迟钝，没有以前敏捷”。
此时的王造时，与昔日那个王造时判若两人。
1960年9月，王造时摘帽。六年后文革爆发，他于1966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整整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恰恰是“七君子”被逮捕的日子。
这一次他没再走出来。1971年9月，王造时死于狱中。
“文革”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幸存的几张王造时生前照片，其中有一张“七君子”合影，背面赫然被红卫兵写了四个字：“什么东西？”
照片中的人对此浑然不觉，他们依然生活在意气风发的年代里......
（原标题:双面王造时）
来源： 中国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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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7 23: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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