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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2 08: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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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彰裕其实就代表着亲中反独的一种思想,类似他相同思想与立场的退职军警特人员,近年络绎于途,争相组团访问大陆,尤其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他们无法适应民主社会政党轮替的常态,基于立场与思想的认同中国,有些人在访问大陆时主动与中共国安单位接触,为中国情治单位介绍和引荐同梯、同期的军校和任职单位人脉,成为泄密给中国的间谍网民。
举例:2003年破获的军情局退役中校曾昭文,涉嫌招募军情局专员陈穗琼,情我潜伏大陆的敌后工作人名单,泄密给中共。2010年陆军退伍中校张德仁透过台商刘正平也涉嫌牵线,泄漏国防演习机密资料包括“汉光二十二号演习”、“官田守备区八十六年度‘华山操演’实施计划”。2011年破获的吴彰裕泄密案,利用原任新竹县警局外事课的课长林柏宏与警员吴东霖,情搜大陆人士来台出入境的资料,泄密给大陆公安部方面。(注:(中央社记者刘世怡台北19日电)警察大学副教授吴彰裕、外事警员吴东霖被控搜集大陆人、民运人士崔卫平的来台情资,交付给对岸的北京台办张姓专员。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起诉两人。)
第7种、拷问或是反间情报员。
2006年,爆发军情局近年以来最惨痛的行动人员遭中共现场活逮事件,被视为在两岸情报战中,台湾最大的挫败事件。军情局第四处副处长上校朱恭训、徐昌国上校,在越南跨入边界之际,被广西国安厅人员扭打逮捕,由于朱在第四处主管东南亚业务,许为四处组长,两人落网,形同台湾在东南亚的情报网和驻站,全部曝光给中共当局,而且朱的太太为第二处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拥有极高等级的情报价值。据亚洲周刊报导,朱、徐二人被捕,令外界不得不怀疑整个事件可能是“军情局有内奸,或者是内斗使然”。
再者,我方派驻大陆布间人士在形迹曝露后,也偶然传出被中共策反,成为反反间,返台情搜。2000年,军情局上校罗奇正吸收台商罗彬作为网民,罗彬在大陆潜伏时被识破,结果被中共国安人员策反,返台游说罗奇正为“下线”,情搜给对岸。
最后,由于情报工作向来与欺骗和阴谋为伍,所以很多被中共吸收的人士,都具备了被中共情报单位威胁利诱的弱点与特症,但这不能被视为背叛国家的借口,因为叛国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红线,就算是自称为天师的吴彰裕,也不例外。
肆、概析:藏人自焚与宗教信仰受到破坏的症结
准此,吾人必须正视图博/西藏(Tibet)的人权受到中共当局的侵害,以及更应重视图博/西藏人民自焚抗议的新闻,不仅由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前任高官,在2013年11月19日被西班牙国家法院依据“普遍管辖权”的原则,依法提起司法通缉;(注:〈灭绝西藏种族 西班牙通缉江泽民〉,《自由时报》,A1版,2013年11月21日。)更由于图博/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也不应被全世界和台湾社会所忽视,身为渊源自中华文化的台湾社会部份住民的一份子,本文作者主张任何文化和文明如果违反普世人权、如果抵触住民自决原则、如果不能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么这种文化和文明就丧失了持续发展和生存的客观条件。
既然在史学家的论述中,文明的衰落来源于文明的堕落以及压迫没有权力的人民阶层,为何此种以古为镜的视角不被中共当局所重视,导致图博/西藏人民屡传自焚与宗教信仰受到破坏?症结有两点:
(一)英国伦敦商学院(The London Business School)退休教授John Heath指出,1950年10月在中国入侵后,图博/西藏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至今,使得图博/西藏的古老准封建秩序受到破坏,达赖喇嘛的体制变的没有权力,贵族统治的政府被推翻了,几乎所有图博/西藏的的佛教僧寺被破坏了。(注:Heath, John(2005). Tibet an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n-violence Versus State Power. London: SAQI., p.15.)
(二)图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在《图博/西藏和中国 在第21世纪:非暴力VS.国家力量》一书中,写序指出: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西藏情况,身为一个国家,我们正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光。有些人流亡成为难民,没有保障。西藏人在西藏正生活在一个专制体系之下,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来决定。问题似乎愈来愈糟。压倒性数目的中国人抵达西藏,造成西藏的生活整体受到改变。虽然西藏的新世代也许会对西藏觉得应该来爱国,事实上,他们在中华文化之下诞生和成长,这意味着他的西藏认同感,将会改变。我理解到这些日子以来,无论在西藏内部和环绕着西藏,西藏的生活方式──从食物到说话的方式──已变的中国化了。…我发现这些改变非常的令人担忧,因为从这些迷惑性的小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年轻世代的整体态度正在改变中。如果事态持续像这样,这将是下一个三十年之间将发生的一种想象。这就是最坏看法的现实,更令人乐观的是,我想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将觉得很难在西藏定居,西藏的纬度很高,这件事让他们很难从中国运输他们为了要感到舒适而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西藏人和中国人民世纪以来即生活在一起。我总是认为我们的关系有着重要性,大部份的关系是友善和平的,我们没有其他选项,只能如同邻居般的一起生活。因此,我们在争取自由和正义之际,我总是追求非暴力的道路,以确保基于相互尊重的一种关系、友谊,以及让一种真诚的好邻里情谊能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得到持续。还有,我相信与其活在过去,不如望向未来。如果基于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能够得到建立,600万西藏人并非不可能凭着自由意愿而从加入10亿中国人,并当中获利。但如果中国需要西藏与它站在一起,这就全靠中国来创造条件。然而,这已变的很明确,光靠西藏人自己的努力,将不足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国际协助。…,对于在中国统治之下,西藏人所受到的破坏广度、苦难和不公正,国际社会甚至中国人仍然很难完全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紧密的注意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事情,中国官方不再能够把人民封闭在外在的消息之外,因此在民主国家之中,有着广大的重要性,从中国、西藏之间的历史关系,到目前的违反人权等,来对所有层面的西藏议题进行公开和诚实的讨论。在本书之中,作者John Heath试图对于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表达一种平衡的论述,对于不仅是西藏观点,也包括对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和改变,提供一种合适的砝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取向,我坚定的相信西藏问题能经由公开对话而最终得到解决。”(注:Heath, John(2005). Ibit., pp.9-10.)
伍、结论:一个良知的呼吁、两点相似性、三项相异点
经过前述的章节分析,本文主题〈中共对台情报工作的比较-1950年代vs 21世纪初〉,达到以下的三点概略性的结论:
(一)一个良知的呼吁:R2P。
Melissa Labonte指出,“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已重铸了对人权干预和对大规模暴行犯罪的辩论,它宣称了视个人为人权实体的卓越地位,以及认准了涉及国内司法管辖权的主权优先地位。它将权利和责任予以联结,而进入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国际规范性论述之中。的确,经由保护的责任来重塑主权和非干预,已产生了全新的政治空间来防卫和保障公民以对抗恶劣的违反人权和人道规范,这即是一种集体的、国际的目标。”(注:Labonte, Melissa(2013).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Norms, Strategic Framing, and Intervention: Lessons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ew York: Routledge, p.173.)
(二)中共对台情报工作在跨年代上的两点相似性。
1.无论1950年代或第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共一党专政所主导的中国因素(The China Factor),带给两岸和平发展的负面影响,将大于正面影响。
2. 无论1950年代或第21世纪头一个十年,在中国因素里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国家暴力,来遂行中共当局企图统一台湾的政治终极之目的。
(三)中共对台情报工作在跨年代上的三项相异点。
1. 在1950年代主政的蒋中正总统将抓共谍、逮捕台湾共产党员、破坏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视为最核心的政治任务。相反的,今天执政的马英九政府,却沉浸在两岸和缓的宽松环境里,应多学习蒋中正总统全心全意对付共产党的保密防谍工作。
2.在1950年代,我国社会和人民普遍能认识到中共政权为明显的政治敌人,普遍能看清楚台湾共产党对于台湾社会和人民的威胁和破坏远远大于它能带来的利益和机会;因此,在军事戒严体制下,自愿或被迫的配合当局的保密防谍工作。相反的,今天执政的马英九政府,不应再沉浸于对于北京当局经济让利的不切实际幻想之中,应该挹注更多的政府预算和人力资源,加强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的在反间谍工作上的人员和编制,强化保密防谍工作,以防止中共对台情搜工作的得逞,甚至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确保造成反效果。
3.在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惨烈权力斗争,成为两岸分裂下的一种情报冷战基调,国、共之争意味着独裁者和共党独裁领导之间的政治纷争,而中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自由人权以及幸福安康,却被这种国、共之争置之于度外。相反的,今天台湾人民开始重视人权普世价值应推广于跨国度、跨民族、跨制度的国际社会,尤其对于受到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庇护和启蒙的图博/西藏人民,台湾社会更应发挥道德勇气以及人道、人权至上的精神,共同与图博/西藏人民携手合作,以免遭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不合适的统治。 [博讯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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