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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永毅
文革批鬥
什麼是人間地獄，請看文革的這些真實統計數據
作家秦牧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浩劫，幾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迹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公開進行!”
“幾百萬人含恨以終”?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正如一九八○年鄧小平對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所說的那樣：“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七百七十三萬人。這個數字可能偏高，但是應在二百萬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於幾個時期
一九六六年紅色恐怖殺人十萬
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的文革，宗旨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這“橫掃”，始於紅衛兵對牛鬼蛇神的抄家。從北京開始、迅速波及全國。抄家之多，史無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達十一萬四千多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全國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一千萬戶。
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範圍的恐怖。公安部長謝富治說：“警察要站在紅衛兵這邊……，把五類份子的情況提供給他們。”於是各地派出所與紅衛兵合作，將凡有“五類份子”的名單交給他們，讓他們去抓鬥毆打。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當然十分清楚，他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不能勉強。”謝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廳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公安廳長問：“拘捕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紅衛兵，他們不沖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們拘捕打死人的紅衛兵，你們就要犯錯誤。”
六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壞人光榮。”(江青傳達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這個最高指示之後，紅衛兵打死人合法化，在這批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毛當然沒有表彰他們打死人的行為，他確實也不主張打死人。他不過是利用他們製造恐怖氣氛以壓制對手罷了。
各省市公安局長們還是有顧慮的，他們擔心放手讓學生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自己會被追究。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複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凶殺人睜一眼閉一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無遠弗屆。後來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餘人，那就是說，至少打死了這麼多。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者應不下十萬人。
文革初期自殺者約廿萬人
除了被殺，更多的人自殺了。世界歷史上，從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僅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巴金回憶道：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份子萬人大會，省長張體學說：“有的人怕運動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緊。我們沒有搞非法鬥爭，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個?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該。”
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筆者估計，文革初期自殺的人當在十萬至二十萬之間，至少是毛澤東估計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鬥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萬。
1967-1968年的武鬥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國性的武鬥起於67年新疆。毛澤東號召奪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決。雙方交火，死傷百餘人。軍隊大獲全勝。
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國武鬥的第一槍。此後各地武鬥綿延不絕，直至六八年底方漸平息。
武鬥中死了多少人?陝西省數據，勉縣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縣784人。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慘烈，當地是中國的軍工基地。軍分區和空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裝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二百多人，雙方死傷不計其數。
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兩千餘人，另有八千多人殘廢。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嵊縣戰死191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二十軍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餘間。
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虐殺戰俘也是武鬥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
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
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五十萬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
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5063人被揪斗，236人死亡。寶山縣揪斗1702人，死亡達334人。”
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清隊整死的人數才會低於100。如中蘇邊境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傷。
各級革委會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他們私立公堂、嚴刑拷打，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強加子虛烏有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反黨”等各種‘階級敵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清隊運動樣板。1400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審查，14名老工人自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隊重點。湖南大學革委會成立後，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殺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
趙健民案一萬七千餘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抿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開始抓“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分子。僅此一案，雲南138萬人被牽連，17000餘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夥人反革命。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同夥，是黑窩”，該局1200餘幹警被審查，濫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長江楓在內被整死44人。
冀東李楚離案三千人死於非命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內蒙內人黨整死一萬六千人
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一九四五年，該黨恢復，由早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烏蘭夫領導。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內蒙古大抓內人黨。在整個內蒙古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分子。全內蒙古有34萬餘人被刑訊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廢的多達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那個“三反”，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所以當權派並不感興趣。“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監禁、五人被逼自殺，三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處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錯殺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處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三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結合，共清出五千多“有問題的對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殺”。
這是文革中最後一次大批中國人自殺之事件。譬如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殺政治犯
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說了一句“哪裡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一九七○年六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一九四九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槍決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殺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僅三十萬的省會銀川市近十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一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二十二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一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二十二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一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布次日將判處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確實大多數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裡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比北方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安徽淮南市監獄，“十尺零六寸長□監房裡，經常關上十四、五個人，每人只有八寸寬的地盤。……一殺人，就早上四點拉鈴，然後用幾個高音喇叭放樣板戲。然後凶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你!’‘你!’‘你!!!’驚天動地哭叫，隨著是一排攝人魂兒的槍聲……。”
由於“清隊”、“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江蘇省只籠統公布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在十五至二十萬之間。
結語
以上談的僅是文革中的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二十四萬餘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一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兩千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十多萬。概而論之，說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萬以上不會過多。
來源： 《當代中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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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6 20: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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