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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19日，在湘鄂西苏区「肃反」中，原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被作为「改组派」枪杀于湖北监利。
柳直荀，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新民学会。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曾参与组织数万农民进攻长沙。当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1930年春，以中共中央军委和长江局特派员身份到洪湖苏区，后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委。 1931年3月，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6月，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局特委书记兼湖北省房县县委书记。今年3月，任红八师政委。
在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红20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25军原有1万2千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千人，而红4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三十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color="darkred"]毛泽东的中央苏区肃反
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
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时任江西行委书记的李文林，自王佐和袁文才被杀害之后，就成为江西苏区最大的本地实力派。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有任何影响自己权威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人士。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最先被逮捕的是李文林、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周冕、马铭、刘万清、任心达、丛允中等120人。在审讯中不许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
根据严刑之下交待出来一二百人继续抓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 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在不到30天内，红1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400多余名指战员被抓（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记载，被捕的犯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绑出去杀了」。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 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人。
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
富田事变，指的是1930年春天发生在江西苏区的一次大规模肃反事件。当时因为以毛泽东等外来干部为主的总前委与以红20军领导人为代表的部分本地干部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总前委根据传闻在红20军中进行肃反。由于使用肉刑逼供的办法，导致被捕者乱咬一气，遂发生了将红20军班排级以上干部均视为反共的AB团份子，并全部处死的严重事件。这场反ＡＢ团的肃反斗争随后更扩大到整个苏区，因此而被害之人据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计，竟多达７万人之巨。
红20军174团政委刘敌、独立营的营长张兴、政委梁贻和那些不满大肃反恐怖的红军官兵发动了武装反抗，首先攻打20军军部，释放了被抓的人，然后又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所谓AB团分子，然后率领红20军离开富田，开到江西赣江以西的永新根据地，以示抗议。
1931年7月中旬，毛泽东又开始秋后算账，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红20军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20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不久毛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
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1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 4月中旬，发生了黄陂惨案，20军残部1700多人被迫奉命东渡作战，行至宁都坪头寨，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这是一场红军对红军的大屠杀，红20军无一生还，红20军番号也从此取消。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
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份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
在赣西南苏区已经发生反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不久，相邻的闽西苏区又发动了所谓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运动，在这起大冤案中，有6352人的红军官兵、苏区干部群众和党员被无辜杀害。
1931年初，在红12军召开的一次纪念会上，因为有人口误喊错了口号，林一株为首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以团政委林海汀为首的17个人，严刑拷打，逼出社会民主党一案，在红军队伍里抓，在老百姓里抓，用老虎凳来帮助拷打犯人，榨取口供，然后是砍头、破肚皮来执行死刑。像一年前赣西南抓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一样，1931年5月，闽西苏区也激起了多起反抗兵变，也都遭到了新组建的红12军的残酷镇压。
肃反委员会甚至把社会民主党的帽子扣在了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的头上，火烧大了，终于被引火烧身，同年9月，自己也被扣上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罪名的林一株终于被枪毙，12月闽西苏维埃35名原来的执委被肃掉了一半，闽西红军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新的起色。
[color="DarkRed"]夏曦的湘鄂西苏区肃反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开始于1932年5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
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夏曦还取消湘鄂西特委，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也被秘密杀害。第一次肃反结束后，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造谣「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杀害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1000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2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人。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湘鄂两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
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是年中秋节前一天，与柳直荀、万涛、段德昌等红军将领同时遇害，时年29岁。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
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 ……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杀害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红9军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边教导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
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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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6 18: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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