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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6号在其就任首相一周年之际,参拜了靖国神社。(南洲提供)
在一月份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当今中国比喻为一战前的德国,提示,今日的日中关系,类似1914年一战前夕的英德关系,双方虽有紧密的经贸往来,但仍因战略竞争、敌视和猜忌而开战。
随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又把当今中国比喻为二战前的德国,即纳粹德国。他说:如今,菲律宾面对中国,就如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面对德国一样,都是被要求把一块领土交给一个强大得多的外国强权。当初,实行绥靖政策的西方,以为,把捷克的苏德台地区割让给德国,就会换来“一代人的和平”,事实上,捷克交出苏台德地区不到半年,德国就占领了捷克剩余的大部分领土。阿基诺意在提醒西方,不要像当年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一样,用绥靖政策,纵容了独裁者,误了整个世界。
无独有偶,曾参与打开美中关系、以亲中而著称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发表言论,指出:“今日亚洲更像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军事冲突不能被排除。”
除了政治人物的警告,世界主流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或文章,或担忧或预测中日即将开战。中日是否真的会开战?哪一方更可能首先发动战争?
先看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明言,虽然他参拜靖国神社,但正是在那里,他发誓:日本“誓不再战”。尽管日中冲突加剧,但安倍政府不断呼吁:日中直接对话,希望与中国建立危机管理体制。
但北京拒绝对话,理由是,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问题是:在安倍参拜前,北京也拒绝对话。中国真的那么在乎靖国神社?实际上,将14名甲级战犯列入靖国神社合祭,始于1978年10月17日,当时,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不满,相反,还全力推进中日友好。仅5天后,1978年10月22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与日本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把中日关系推入“蜜月期”。因中国政府没有报道和宣传,当时,中国民间对靖国神社话题毫无反应。
顺便提一句:靖国神社供奉250万日本历次战争死者(包括部分韩国人和台湾人)。后来加入合祭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只有牌位,并没有灵位和骨灰。这14人的灵位和骨灰,另行安置在由日本青年社管理的殉国七士庙里。
北京首次对靖国神社做出反应,是在七年后的1985年,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北京提出了口头批评。但中国政府的表态,基本上是跟在韩国之后,在韩国的影响下,做了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中国民间仍毫无反应。
从前不计较的,现在计较起来,而且高调地计较起来,大背景,还是在于,“中国崛起”,使中国领导人头脑发热。说到中国方面是否有意开战?实际情形,要比日本复杂得多。
习近平对外强硬,一则出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他需要借此使唤军队,从而抓牢军权;二则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需要炒作民族主义,来凝聚或招揽国内日益离散的人心。
中南海的主观愿望,未必真想开战,但中共的过头宣传,极可能让它自己下不了台阶。诸如《环球时报》等喉舌,不仅竭力煽动战争,而且大量散布虚假信息。比如《环球时报》的这个标题:“美军两司令告诫日本别挑衅,指责日本人制造事端”(2014年2月11日)。被称为中国《人民日报》东南亚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出这等标题:“中俄联手遏制日本右倾”(2014年2月8日)。
这类“霉体”,不仅误导中国人民,也可能误导中国当局本身,尤其在中日、中美、中俄关系实质上,主观任意,荒腔走板。所有这些误导的结果,就是:即便中国领导人心下并不打算开战,舆论的沸腾、民意的爆发、加上军方的一意孤行,都可能积累成不可抗拒的强大压力,让当局别无选择、铤而走险,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日两国的另一个差别是,日本是民主国家,不同舆论对政府有牵制作用,比如前首相村山富市就公开批评安倍晋三:一边说愿意与中国对话,一边却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应该反省。日本左倾大报《朝日新闻》,更每每与安倍政府唱反调。日本民间的反战声音,也足以牵制日本政府的盲动。
反观中国,作为专制国家,舆论一律,在中日关系上,批评本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言论,绝无呈现之地。如果有人出此言论,轻则被骂为汉奸,重则可能下狱。即便在互联网上,有人说几句客观而理智的话,尤其,如果为当今民主日本说几句话,也动辄被骂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只有一种声音,中国只能进而不能退。北京惹火烧身之日,就是它咎由自取之时。这在另一个意义上,或将再次印证一条历史定律:区域冲突或世界大战,往往由独裁者或专制国家首先挑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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