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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被中共塑造成为“人民的好公仆”。杜君立撰文《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指出，焦的很多事迹一是张钦礼干的，张在自己升正书记无望后决定将焦偶像化从而使自己鸡犬升天，同时推荐焦到兰考的张申在宣传中被忘记，就这样本来是灾区的报道成了值得宣扬的光辉事迹。在神化过程中兰考的官员必须将焦裕禄叫爹，乃至穿上孝服，手持哭丧棒，到焦裕禄墓哭灵以示其忠。张钦礼在文革后因被当作和林彪、四人帮同伙而淡出政治舞台。
焦裕禄在泡桐树前留影
一
历史其实就是一种记忆，随着年代久远，很多人和事都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当事人离世后，如果没有文字留存，许多历史就从此湮灭。“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作为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人物，距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大浪淘沙的政治运动后，很多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笔者有幸见到93岁高龄的张申先生，听他讲起焦裕禄的往事。作为与焦裕禄相识10余年的老上司，张申无疑对焦裕禄有更为真实的记忆。
焦裕禄是山东淄博人，出生于1922年，念过几年私塾。在那个战乱年代，他的经历很是坎坷，甚至坐过监狱，自然也少不了挨打。1946年，焦裕禄参加了中共。据张申回忆，焦裕禄喜欢留偏分头，瘦长脸，大眼睛，中等个子，很有气质，讲话时爱叉腰。他性格比较温和，平易近人，人很聪明，做事利索。因为做过长期的党内宣传工作，他很会抓典型，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裕禄讲话总是很有感染力，对工作也非常热忱；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把一天的工作再回想一遍，他说就像“过电影”。
1948年夏天，张申被上级派遣到河南尉氏，担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遇见焦裕禄，焦裕禄当时是宣传部干事。顺便提一下，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也是尉氏人。当时战乱与饥荒不断，农民饿死者不及其数；很多人在逃荒的路上，因饥饿倒毙于沟壑，惨不忍睹。张申率领干部群众，将这些无人收拾的尸体统一安葬，并召开了一场隆重的公祭大会。张申安排焦裕禄来撰写祭文。焦裕禄只用了一夜工夫，就写出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风打头，雨打脸，干了一年又一年……”
次日，在尉氏县城北一座大庙前面的广场上，全县万人公祭大会正式举行，方圆几十里赶来的群众烧纸烧香，放鞭炮，超度亡魂。在公祭大会的高潮，焦裕禄亲自朗诵祭文。这篇祭文在焦裕禄的声泪俱下的朗诵下，使参加公祭大会的所有群众都为之感动落泪，现场哭成一片。借此机会，党员干部积极激发群众“挖苦根”，煽动穷人们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为富不仁的地主阶层的仇恨；“化悲痛为力量”，作为会议主持者，焦裕禄发动义愤填膺的群众参加革命，一起推倒蒋介石政权、解放全中国的苦难农民，号召青年农民当兵入伍。结果公祭大会变成了招兵动员大会，小伙子们纷纷报名，非常踊跃。张申和焦裕禄请他们跟家人商量好，三天以后再来，结果很多人第二天就来了。很快就招了一二百人，交给部队直接带往前线。
淮海战役是彻底改变国共军事力量平衡的真正的“大决战”，战役在1948年冬天打响以后，接上级指示，张申负责组织尉氏、长葛和扶沟等三个县的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支援前线部队作战。
他们共组织了600副担架，4个人抬一个。这支2000多人的民工队伍以党团员为骨干，包括很多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浩浩荡荡开往前线。走到太康一带，谣传说前面有蒋介石的飞机在轰炸，一些民工就吓得脱离队伍逃跑了。焦裕禄听说后非常生气，领着一些精干党员追赶，很快就把这些逃跑的民工抓了回来，而且还狠狠地打了一顿。
焦裕禄因为此事受到了张申的批评：“共产党员怎么能打人骂人呢，他们又不是敌人，民工都是自愿的，不想干就可以回去，不能强制。”等他们的民工队赶到蒙城时，战事已经结束，担架队抬着许多伤兵送往战地医院。陈毅说过，淮海战役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话一点也不假。焦裕禄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在他后来到兰考主持工作时，专门制订了《干部十不准》，其中一条就是“不许强迫群众做任何事情”。
1952年进入土改复查阶段，张申是中共陈留地委宣传部部长，焦裕禄担任共青团陈留地委副书记。张申和焦裕禄作为一个工作队进驻杞县云所村，发动贫雇农反对地主富农。当时新政权刚刚建立，国民党政权的影响还是很大，当地因为交通不便，匪患仍然很严重，工作队的压力很大。有一天晚上，焦裕禄跑到莲花坡村，找到张申求助，说是有土匪要杀他。张申鼓励他“邪不压正”，并给他支了一招。焦裕禄回到云所村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揭发土匪流氓的恶行，将“坏人”都指名道姓地暴露在阳光下。在焦裕禄正义凛然的积极鼓动下，会议现场正气高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看到有人主持正义，纷纷站出来揭发恶人恶行，进一步增加了对土匪恶霸的憎恶和警惕，也起到了极好的震慑效果。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工作队也就安全了；土改复查工作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一个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初步稳固下来。
张申从1954年开始，担任开封地委书记长达15年。1959年，张申因为质疑大跃进被罢官下放。1961年吴芝圃事件后，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张申获得平反，官复原职。当时，兰考县委书记王金碧因生活作风问题下马，兰考需要新的县委书记，但兰考艰难的境况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张申经过反复考量，提议由热情质朴的焦裕禄担任新的兰考县委书记。
二
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地大县，黄河经常在这里决口。这里的沙土地不适合种粮，却适宜种花生、芝麻和西瓜，依靠这些经济作物，兰考农民仍可以维持温饱。直到在1957年，兰考还是一片林茂粮丰，但到了1958年，全国掀起“三面红旗”和“大办钢铁”高潮，整个兰考用于防沙治沙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控制风沙的树木没有了，风沙灾害再次兴风作浪。另外，失去树木以后，洪涝灾害也变非常频繁；由于地下水位上升，又造成了大片的盐碱地。因此形成内涝、风沙和盐碱灾害，被称为兰考“三害”。在这些“人祸”与“天灾”兴起的同时，“以粮为纲”政策又严厉禁止一切经济作物，兰考农民完全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命脉。兰考沙土地的粮食产量非常低，小麦平均亩产不足75斤，有时几乎连种子都收不回。1962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作为这场饿死达数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重灾区河南，到处都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在这一年，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逃荒要饭浪潮，甚至有几万人被饿死。
1962年6月，焦裕禄刚从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调回尉氏县，担任县委副书记。面对自然环境和民生状况都极其艰难的兰考，焦裕禄与张申谈话时毫无畏惧，对组织上指派的新工作充满信心。
张申说，“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1962年12月，焦裕禄正式调任兰考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张申本来有意让焦裕禄接替王金碧，直接担任县委书记，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焦裕禄并没有因为不能“升官”而有任何怨悔。就这样，在县委书记空缺的情况下，焦裕禄以第二书记的身份到任兰考，直到一年后在任上去世，焦裕禄都没有接到“县委书记”的正式任命。实事求是地说，焦裕禄并不是“县委书记”。
焦裕禄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水深火热之中的兰考。虽然新政府已经成立10多年了，但农民的生活反而变得更糟。焦裕禄刚到兰考上任时，曾经亲眼看到固阳公社刘楼村的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不值7元5角钱；而三义寨村有一户农民，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只得睡在床上。事实上，这种不幸的局面持续了很多年，焦裕禄既不是天使，更不是上帝，他根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穆青是1965年冬天到河南兰考，来采访灾区困境的。穆青发现现实的兰考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早在1962年，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12两（16两老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样的情况在4年后依然如此。穆青在采访笔记中将其形容为“一幅悲惨的流民图”。
可以想象焦裕禄所面对的兰考工作是多么艰难，甚至他作为县委书记同样的吃不饱。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一直跟随焦裕禄参加治理沙丘的劳动，据他说：“当时困难得很，都是我们男劳力在封沙丘，有些小孩、妇女上外边去要饭，要了饭回来再吃。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吃着老百姓乞讨来的百家饭，带领兰考的青壮劳力，在盐碱地上，在沙丘上，创造出了今天的绿洲。”
焦裕禄有一句话糙理不糙的名言，叫做“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从到任的第二天起，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展开工作。后来记者列出焦裕禄在兰考的日程表，惊奇地发现，这504天中他没有休息一天，都是在拼命地工作。所谓“拼命”，就是他已经患有严重的慢性肝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焦裕禄当时已经患有肝炎，但当时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和营养不良，肝炎非常普遍。张申自己也是肝炎患者，大饥荒时期他下放杞县劳动，也以草根树皮活命，这种“饥荒”曾使他的体重从140多斤下降到93斤。令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的肝炎竟然很快就恶化到肝癌。一次张申因病住院，焦裕禄来医院看望。张申问起焦裕禄的病情，焦裕禄指着自己的腹部说，这里好像一只红薯顶着，疼得厉害。张申赶紧安排焦裕禄到河南医学院一附院检查，焦裕禄的肝癌很快就得到确诊，随即住院治疗，后来又转院到北京治疗。无奈当时已经到了肝癌晚期，焦裕禄又回到郑州。为了节省医疗费用，绝望的焦裕禄坚决拒绝继续治疗，“嫌浪费”，什么药都不吃。他最后只向组织提出一个遗愿，将他死后埋葬在兰考的沙岗上。他说，他生前没有治理好沙地，死后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治好沙地。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终年42岁。
事实上，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其中还有两个月住院。相对而言，作为土生土长的兰考人，张钦礼从1954年就担任兰考县长，在具体的工作上，无疑他对兰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焦裕禄。
三
1965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和冯健、周原等几位新华社记者来到兰考。据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本来是采访报道豫东灾区的情况，但听完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对焦裕禄这个前任县委书记的赞扬后，大受感动，随即决定将报道灾区改为重点报道焦裕禄的模范事迹。就这样，关于灾区民众的悲剧变成了关于英雄的喜剧。这时距离焦裕禄去世已经一年半时间。
在很多关于焦裕禄的叙述中，都认为新华社或者说穆青他们是“焦裕禄”的发现者。作为当时的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指出，焦裕禄刚刚去世，开封地区就下发文件，号召全体党员向焦裕禄学习；随后学习焦裕禄扩大到整个河南省。至少在穆青的“大通讯”出台之前，焦裕禄在河南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优秀党员”。对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并且善于制造“典型”和“榜样”的焦裕禄来说，死后成为一个“典型”“模范”，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张申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根据当时宣传工作的规定，穆青他们采写的“大通讯”在发表前需征求地委意见，或者说“审查”。张申回忆说，当时是周原送来的稿件，他没有见到穆青。看过稿子之后，张申只提了两点，即突出毛泽东思想和加强阶级斗争。事实上，张申看到的稿子与他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稿子完全不同。他对那篇“感动全国”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到迷惑不解，因为过分地渲染和夸大，使文章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完全是两码事。他搞不清这篇“大通讯”到底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纪实小说。
这篇“大通讯”开头写道：“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作为提议并力荐焦裕禄的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这里虚化为一个“党”字。毫无疑问，张申是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而在穆青他们的采访和征求意见中，张申却被轻易地掠过了。另一方面，在整个“大通讯”中，副书记张钦礼却被浓墨重彩地塑造成为焦裕禄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和“亲密战友”。这是令张申感到吃惊的另一件事。
张申印象中，张钦礼虽然很有工作能力，但权力欲极强。在指派而非选举的体制下，张钦礼一直“李广难封”。王金碧下台后，张钦礼未能如愿升任县委书记，而是空降来了焦裕禄，因此从一开始，张钦礼便对焦采取不合作态度。焦裕禄为此非常苦恼，曾专门向地委提出把张调走的要求。张申从兰考的工作现实出发，给焦裕禄做思想工作，让他克服眼下的困难，不仅不要介意张的抵触情绪，还要团结张一起搞好兰考的工作。再说，张钦礼20岁就做副县长，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兰考的情况。从后来的效果看，焦裕禄接受了张申的这番建议，全力支持张钦礼负责的“除三害”工作。在以后一年多时间中，焦裕禄没有再提类似的要求，即使如此，也绝对谈不上张钦礼与焦裕禄之间有多么默契融洽。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颇有成绩。他本以为这次该舍我其谁地成为兰考的一把手，结果再次梦想破灭；空降的周化民成为兰考县委书记，同时还调来了一位新县长。正是在这种怀才不遇的困境中，张钦礼意外地邂逅了穆青一行，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从此彻底改写了他的仕途和人生。在一种个人化的叙述与文学化的写作中，在林彪与毛主席成为“亲密战友”的时代背景下，大通讯营造出一种极为煽情的感染力，焦裕禄被塑造成一个上帝派来天使——“毛主席的好学生”；而张钦礼摇身一变，也成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穆青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播发了这篇长篇通讯。据说节目录制过程中，播音员齐越几次泣不成声。这次声情并茂的节目播出后，整个中国为之感动落泪。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和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在一种统一和唯一的宣传工具作用下，仅仅一夜之间，早已不在人世的焦裕禄就被塑造为雷锋之后另一个神话。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毛主席两次接见焦裕禄的儿女。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接见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不久之后的国庆节，毛主席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
在新中国历史上，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是两场巨大的民族浩劫，焦裕禄来到兰考的时间恰好是在大跃进之后和文革之前。在这样一个风暴的间歇期，焦裕禄得以完成他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朴素理想。毫无疑问，出身贫寒的焦裕禄始终保持了一种勤俭朴素的美德，因而成为一位恪尽职守的好官僚——“人民的公仆”。这位出身卑微、历经苦难的“县官”面对体制的压力，他更能体察民间的疾苦，对民众保留着深深的同情。当他发现“党的路线”与民众的现实需求发生冲突时，焦裕禄极其灵活地选择了面对现实，这种务实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他不顾“以粮为纲”政策，大胆地支持少退林地，并支持对林业采取包给个人的办法。这些看来完全符合实际和常识的举动在当时的政治层面无疑是充满风险的，这也是焦裕禄的人性之美。
从另一方面，焦裕禄也是一名“党的好干部”和“毛泽东的好学生”。正如那篇大通讯所言， “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他无力改变残酷的政治现实。他不可能偏离“阶级斗争”和“大锅饭”的所谓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太远。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雷锋般的政治神话，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广为传扬的许多焦裕禄语录与“雷锋日记”具有相似的话语方式，比如“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有党的领导，有毛主席着作，有几十万人民，只要干，一定能在困难当中闯出一条路来，一定会改变兰考的面貌”……显然，焦裕禄精神只是官场版的雷锋精神。
四
任彦芳是另外一个与焦裕禄相识的当事人，他写作的《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于2009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善于做宣传工作并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到兰考，主要是执行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也就是说，真正为兰考的改变做实事的应当是张钦礼，而宣传焦裕禄的恰恰正是张钦礼。据说，焦裕禄临死之间送给张钦礼一张自己的照片。事实上，焦裕禄生前几乎没有照过几次像，相比而言，雷锋在他最后一年则留下了200多张“好人好事”的照片，简直像个职业模特。
1957年反右运动中，身为兰考县长的张钦礼差点被打成右派，受到党内处分；1958年大跃进运动，张钦礼因反对放卫星被撤职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期间他曾多次向北京写信，揭露当时的大饥荒现实，并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吴芝圃被查处后，张钦礼于1961年平反复职。在焦裕禄来到兰考后，熟悉兰考现实的张钦礼仍继续负责解决“三害”（内涝、风沙、盐碱）问题。任彦芳认为，在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张钦礼实际上将一些自己的事情也安在焦裕禄身上，从而使焦裕禄的形象更加“高大全”。
在任彦芳看来，最为人不齿的是张钦礼自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从而借焦裕禄来拔高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反对张钦礼的便是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焦裕禄在他离世2年之后一夜成名，兰考成为一个朝圣之地，兰考县委为此专门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自然由“亲密战友”张钦礼负责。经过长期的官场沉浮，张钦礼或许像另一个“亲密战友”一样幡然醒悟了：说真话寸步难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毫无疑问，死去的焦裕禄为活着的张钦礼带来巨大的荣誉；从某种程度上，他不仅是焦裕禄神话的始作俑者，也就是焦裕禄的代言人。1967年，张钦礼宣布成立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这是河南第一个革委会。在火热的文革时代，张钦礼达到了权力和荣誉的巅峰，成为中共九大代表、河南省革委会常委、河南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在任彦芳的记述中，张钦礼制造了一个兰考版的“个人崇拜”神化运动，他不仅把焦裕禄变成了神灵，也把焦裕禄墓地变成了权力的道场。兰考的官员必须将焦裕禄叫爹，乃至穿上孝服，手持哭丧棒，到焦裕禄墓哭灵以示其忠。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80年，在“四人帮”被审判的同时，张钦礼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法庭所公布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等等。
在此之前文革中，穆青周原等“焦裕禄”的炮制者也因福得祸。“他（焦裕禄）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批为“大毒草”后，这句无中生有的杜撰为作者带来一场横祸。“大通讯”被批判为“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卫兵涌入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他藏身兰考，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才得以保全性命。很多年后，大通讯再版的前言中写道：“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像那个“亲密战友”一样，张钦礼因为焦裕禄而飞黄腾达，最终又因为焦裕禄而黯然陨落，但焦裕禄没有陨落；焦裕禄失去了“代言人”，但焦裕禄的神话仍然在继续。只是在以后的日子，焦裕禄没有了“亲密战友”。在1990年的电影《焦裕禄》中，“焦裕禄”身边只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坏人”，或许他就是暗指张钦礼。在那一片历史迷雾中，真实的焦裕禄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经相去甚远。无论制造了焦裕禄的张钦礼，还是成全了张钦礼的“焦裕禄”，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必要步骤。在这场诡异的官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难以摆脱其悲剧性的角色，其实都不过是一枚被权力利用的棋子而已。
张钦礼病逝于2004年，虽然他活得足够长，但他并没有等来“平反”。张钦礼的灵柩被运回兰考时，恰逢焦裕禄逝世40周年；历史就在这一刻交汇，两个当年的“亲密战友”或者“对手”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据说，当日兰考有10多万民众夹道迎送张钦礼灵柩归葬，人们焚香祭拜，不少人为之痛哭失声。对于这些悲伤的人们来说，不知是同情张钦礼的遭际，还是伤感于那个将人变成神、将人变成鬼的不堪回首的年代。
五
在当年由焦裕禄主持制定，由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中，依然白纸黑字地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
”
“一个最好的好人焦裕禄，老焦不在了！”焦裕禄在兰考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几步。一年多时间里，焦裕禄用尽各种方法来巩固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他甚至不惜献上自己的身体，以身先士卒来换取民众对集体和组织的支持与信任。即使现在，也没有人会怀疑焦裕禄的纯洁与朴素，他的心愿是为了让兰考民众过上好日子，起码是可以温饱。然而，残酷的现实将焦裕禄的梦想彻底击碎，一切都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在这种大锅饭体制下，所谓理想和道德都不堪一击，最终只能沦为粉饰权力的伪善道具。对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家机器来说，心甘情愿将自己献上祭坛的焦裕禄无疑是一个最完美的牺牲品。
从大跃进开始，兰考就以乞丐闻名。焦裕禄来了，迎接他的是乞丐；焦裕禄走了，送他的还是乞丐。焦裕禄穷尽其能也无法让兰考民众扔掉讨饭的棍子。正如焦裕禄经常引用的一句民间谚语：“水牛掉到井里——有力使不上”。无论对于权力，还是对于历史，真实的焦裕禄其实微不足道，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搭了进去，但也未能让兰考改变。与其说焦裕禄死于疾病，不如说他死于饥荒，这对一心想拯救饥民但又必须维护饥荒体制的焦裕禄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即使掌握兰考更为长久更有实干能力的张钦礼，他也并不比焦裕禄做得更好。可以想象，在以后的兰考，或许很难再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尽职勤奋、朴素廉洁的官僚团队。1980年，整个兰考的所有人民公社和大队小队在一夜之间全部解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数十万兰考人就扔掉了曾经用来活命的讨饭棍。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公社化就是中国式的农奴制。思想家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在一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只能演出一出悲剧，这是“剧本”决定的。回首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悲剧，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悲剧。寄托于道德模范与权力清官，就如同将自己命运交给一个虚无的神祗，得到的将是失落与谎言。
从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中，我们应当深切地感受到启蒙的缺失，这使一个现代社会在制度建设上走向歧途。亚里斯多德说过，“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法律和制度总是比人更加可靠，对于启蒙缺失的中国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完善健全的制度建立之前，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仍然会继续，只是以不同的版本出现。
2009年4月1日，习近平在来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专程参观焦裕禄纪念园，还看了焦裕禄当年种下的泡桐树。在与当地干部的座谈会上，他说：“经过兰考人民45年的艰苦奋斗，焦裕禄同志的遗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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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5 05: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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