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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6 16: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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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議主角是江青和遲群、謝靜宜。江青墨水不夠，批判孔子的理論由遲群、謝靜宜來闡述：孔子“拚命地維護和挽救奴隸制，就是要復古倒退，反對社會的變革，開歷史的倒車”。“歷次（黨內）機會主義的頭子，從陳獨秀開始，象王明、劉少奇等等，他們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們用它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謝靜宜講不出多少道道，只強調說：批孔“是挖修正主義、林彪反黨集團的祖墳，是向封、資、修、帝、修、反的宣戰。”
“小謝”官越做越大
江青還委任遲群和謝靜宜當她的“代表”，到第二十軍防化連、海軍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送信，分發批林批孔的材料。那些接材料的大官們，一個個誠惶誠恐地恭迎遲群和謝靜宜兩位“江青同志的代表”，讓二人出夠了風頭。過年期間，江青還特地與二人談話，向二人許願道：“你們都可以當八三四一部隊副政委。”[10]
十一月二十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要求讓謝靜宜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讓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會議，作為接班人培養。[11]
讓“小謝”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實在有點離譜，毛澤東沒採納這個意見，但從此謝就“實際上參加政治局的工作”了。
謝靜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個“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員，卻可以出席政治局會議。一九七五年春，毛在外地呆了十個月之後回到北京，於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謝靜宜也列身其間。毛與眾人一一握手時，對女副總理吳桂賢說：“我不認識你啊。”吳說一九六四年國慶節見過主席，毛答“我不知道。”輪到謝靜宜時，毛和謝有幾句對話：
毛：“你當了大官了，不謹慎呀！”
謝：“我不想當大官，但是現在官做得越來越大。”
毛：“試試看吧，搞不好就捲鋪蓋。”[12]
看來，對謝靜宜有多少本事，毛倒也心裡有數。
謝靜宜緊跟江青，處處表現極左，簡直就是小一號的江青。她是北京市委書記，曾在北京一所中學講話，大罵教師：“教師都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能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13]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大力整頓各行各業。八月，北京市委教育局根據鄧小平指示的精神搞了個調查報告，認為北京中學生搞“教育革命”下鄉“學農”、下工廠“學工”化費時間太多，文化知識學得不夠。謝靜宜得知後，竟馬上揚言要追查後台，要查出是誰搞的報告。
“批鄧”中又成英雄
遲群、謝靜宜兩人曾為拉攏劉冰而封官許願，告訴劉冰說“想讓你當北京市委書記”。劉冰不肯上他們的船，自然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八月中旬，劉冰在學校黨委會傳達了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謝靜宜跑到劉冰的辦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開會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一聲？”事後劉冰回憶：“她滿臉怒氣，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來，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辦公室的中央，盛氣凌人地重複著：‘我們不是沒有告訴過你，為什麼你急著傳達？’”劉冰毫不退讓，說：“市委規定要傳達，為什麼我不可以傳達？為什麼要經過你們才能傳達？”[14]
謝靜宜是通天的，她對鄧小平的態度正是毛澤東和江青對鄧小平的態度的反映。這一點劉冰不明白。他也忘了惡人先告狀的古訓，以為毛主席不了解“小謝”在清華工作的情況，和黨委另外三個副書記、常委先後於八月和十月兩次寫信致毛澤東，主要揭發遲群，也批評了謝靜宜。但是對謝靜宜的態度要溫和得多。僅表示“希望謝靜宜同志也能站在黨的立場上同他（註：指遲群）的錯誤作鬥爭。”“十大以後遲群發泄不滿情緒時，她跪在遲群面前握著遲群的手講些不合原則的話，當時我們就實在看不下去。我們希望謝靜宜同志在黨內是非問題上堅持黨性原則，起到積極作用……”[15]
他們設法把信送到鄧小平手中，轉交給了毛。但此時毛澤東大概已作出了清除鄧的決定。他正欲找個借口批鄧，便在一張紙上用鉛筆寫下了清算鄧小平的動員令：“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16]
十一月三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赴清華大學，出席清華、北大兩校黨委常委會，就劉冰等寫信給毛告遲群和“我們的市委書記謝靜宜同志”一事，傳達了毛澤東那張紙條的“主要精神”。
由於吳德在講話中有意略去了“小平偏袒劉冰”這句話，毛澤東的“批鄧”意圖一時沒透露給基層幹部。但沒過多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序幕揭開，遲群和“小謝”成了“批鄧”的英雄。
“小謝”準備被倒吊在天安門
謝靜宜文化程度雖不高，政治嗅覺卻很靈敏。由於從毛澤東和江青那裡直接了解到他們對周恩來的態度，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她顯得高興異常，與遲群二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當晚，她打電話給青年團市委，詢問原定次日召開的“北京市應屆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誓師大會”的準備情況，並下令“大會照常召開，要開得熱熱鬧鬧，要敲鑼打鼓。”在學生的強烈要求下大會決定改期後，謝靜宜又下令：與會者不得佩戴黑沙、不準戴白花，不準在發言中提到周恩來的名字，不準講“繼承周總理的遺志”，會議“要敲鑼打鼓，興高采烈”。並強令團市委審查會議發言稿，將“懷念周總理”、“學習周總理”、“繼承周總理遺志”等字句全部刪去。[17]
正因為她如此明目張胆，當年清明節前的幾天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時，也有人高聲呼喊“打倒遲群、謝靜宜！”四月五日，謝靜宜從城裡給清華打電話，說“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是反革命事件，是反革命有組織、有計劃的搗亂。”遲群在校內則組織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搜捕“反革命分子”，“隔離審查”了近四十名教職員工。[18]
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後的五月二十日，謝靜宜對電影《反擊》攝製人員說：“這次天安門事件，如果他們上台，我們就要被殺。有人說，二十年以後，要把我們倆倒吊在天安門，我們不怕。”她說完，遲群接著說：“我是隨時準備犧牲……要有精神準備，倒掛在天安門上。”[19]
為江青登台造勢
謝靜宜決心跟四人幫走。一九七六年二月她與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等講到政治局批判鄧小平的事情時，說：“最有水平的是張、江、姚、王四個人。還有另外幾位還比較好，其他的都不行。”[20]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後，謝靜宜認為江青將成為黨的領袖，便與遲群一次又一次地布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師生給江青寫效忠信，並強調“在信中，毛主席的豐功偉績要少寫，主要寫江青對我們的關懷”，“要在江青同志的指導下，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若江青果然成功登基，謝靜宜至少會弄個政治局委員，不必再“列席”政治局會議。
二十七日，江青帶著一個排的警衛部隊，卡車上裝了幾匹馬，在遲群和謝靜宜的陪同下，跑到清華大學團河農場〖原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農場的一部分〗。江青說她此行是“看望教工，參加勞動”，實際走到花生地里，擺了個用鐵鍬挖土的姿勢照完相，便在謝靜宜的攙扶下走出了花生地。
然後，在隨員的攙扶下，江青和謝靜宜分別騎上高頭大馬，在隨員簇擁中漫步。這時的江青躊躇滿志，認為最高權力已是囊中物。她在馬背上環顧簇擁她的男人，信口開河道：“在生產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會，是女的當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將來管理國家的還是女同志。”“女的也能當皇帝，到了共產主義也有女皇。”[21]
江青和謝靜宜這兩個“女同志”，一前一後，在得得的馬蹄聲中耀武揚威。不過，這是她們最後一次騎馬。幾天後，江青成了階下囚。謝靜宜的好日子當然也就結束了。
靠毛餘蔭得免坐牢
遲群、謝靜宜與四人幫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被捕。但對他們的審判卻推遲了幾年。若說幹壞事，遲群、謝靜宜沒什麼區別。而且實際上謝靜宜與四人幫的關係比遲群深得多。所以一九八三年審判四人幫餘黨時，官方為遲群指定的辯護律師說：“我認為謝靜宜在遲群的整個犯罪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圖，‘四人幫’都是通過謝靜宜轉達給遲群的。如‘三•二六’圍攻誣陷鄧小平，就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群傳達的，去河南馬振扶公社中學，也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群布置的。”[22]
可是，審判的結果卻大出人們意料，遲群“以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獄後不久得癌症死去〗，謝靜宜卻“因坦白認罪較好，被免予起訴。”[23]
在今日中國，若江青有《在毛主席身邊》的回憶錄，斷不可能發表。但是，“小謝”得毛餘蔭，不僅得免坐牢，而且在沉寂多年、幾乎被人遺忘時，出來寫《在毛主席身邊》了。還有《毛主席給予我們的教育、理解和關懷》、《跟隨毛主席在外地視察》、《在外地視察的毛主席》，一篇接一篇地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她說她“感到有責任和義務把它寫出來，留給歷史”。可是她寫的全是早年當譯電員時的事情。好象她一直是個小譯電員，從不曾當過大人物，從不曾掌管過中國最主要的兩所大學，從不曾進過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會議室，甚至好象中國從沒有過“文化大革命”這回事。
這種完全不涉歷史的“回憶”文章當然不能“留給歷史”。作為清華校友，筆者的這篇文章一則記錄“小謝”在共產黨內陞官、奪取權力乃至垮台的過程，二來就算是為本文開頭李志綏醫生的那段話作個注罷。
注釋
1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第三四八頁。
2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洲《世界日報》
3《十月》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44頁。
4劉冰《風雨歲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第168、161頁。
5同[1]，第512頁。
6《當代中國大寫意•內幕卷》第四十九頁。
7同[4]，第192頁。
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76頁。
9同上，第480、474頁。
10《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第36頁。
11《當代中國大寫意•內幕卷》第三十九頁。
12同上，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頁。
13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14同[4]，第202頁。
15《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七年第五期第四十五頁。
1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486頁。
17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及三月九日《北京日報》。
18同[4]，第267頁。
19《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第56頁。
20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王秀珍寫的揭發交待。
21同[4]，第289頁。
22《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第四十八頁。
2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49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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