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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DarkSlateBlue"]作者：熊康图
杨绛曾向钱钟书转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对自己美满婚姻的描述：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当即道，我和他一样。我也一样。生活当中传奇很少，不过间或也有，他们是其中之一吧。
钱钟书的《围城》刚发表时，有人怀疑他本人就是买了假文凭的方鸿渐，有人同情他娶了难缠的“孙柔嘉”，还有女读者毛遂自荐欲取而代之。也有学生见了杨绛后意外道：钱先生，其实您的孙柔嘉蛮不错的嘛。
岂止于“不错”呢？杨绛是钱钟书心目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钱钟书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在两人同存的样书上，他写道：“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赞美，算是极致了。
偶遇良缘
1932年3月，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清华才子钱钟书和南国佳人杨绛在清华第一次见面，匆忙之间两人未及说话。虽没有一见钟情，但杨绛觉得这位瘦书生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而钱钟书显然已认定杨绛“与众不同”。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了他。入学后他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清华周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出了名的才子。
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深受男生爱慕。知情者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她却芳心未许。也许就像她母亲所说的：“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杨两人此后开始通信，写信第一句话钱钟书就忙不迭地澄清一个误会，说自己并未订婚。杨绛也赶紧表明，自己没有男友。原来，此前孙令衔曾对钱钟书说，他的好友费孝通是杨绛的男朋友；又跟杨绛说，表兄已跟叶恭绰的养女订婚。杨绛、钱钟书此前都没有谈过恋爱，这次极寻常的偶然相遇，竟掀开一段60余年的美满姻缘。
“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钱钟书隔三差五地便约杨绛写诗，有一首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入诗，他自己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二人。”其中一联：“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
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蜓动荡却捉摸不着；心底的城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化腐朽为神奇，他把那些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变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乃古今独绝。
杨绛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钱钟书毕业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又作了许多情诗，其中有诗句写道：“依娘小妹剧关心，髫辫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钱的旧体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可惜杨的回信并不多，她说自己不爱写信，为此他略有抱怨，后来写《围城》，他还念念不忘此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裹挟母爱的爱情
婚后的杨绛，甘于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精力，成就钱钟书的治学和创作。对于痴气十足的钱钟书，她体贴关爱，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打翻了，“不要紧”，她的“不要紧”伴随了钱一生。钱钟书的母亲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其实当年的杨绛也是什么都不会的女学生，剪虾时发现虾抽搐，吓得乱叫，对钱钟书说：“它痛得直抽，我们不吃了吧。”钱钟书一撒娇：“我想吃，它不会象你感觉那么痛的。”她也就烧了。母爱式的爱情给了她学会生存、保护爱人的勇气和力量。
1935年4月，钱钟书考取教育部第三届英国庚款公费留学生。学校伙食不好，杨绛看他都饿得脸黄肌瘦了，就租了一套带炉灶炊具的住房，自办伙食，改善生活，让他吃饱吃好。
杨绛处处流露出那种夹杂着母爱的特殊情爱：欣赏、包容、宠爱，一举一动皆是可爱。而钱钟书这么个学贯中西的学者、作家，在杨绛这么个小巧玲珑的江南女子面前，却时时显出孩子般的淘气，痴气，傻气。
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
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杨绛生孩子住院，钱钟书独住家里，去看望她时垂头作痴傻状：我犯错误了，把墨水瓶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隔天他又说：我又犯错误了，把台灯搞坏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他还把女儿的玩具放被子里吓唬她。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们家养的猫和几只野猫在墙头上打架，他看到自家的猫好像不是对手，赶紧扛着一根竹杆伸过去帮忙。
互动往来的爱因为难得而总是令世人生羡。钱钟书看杨绛做菜辛苦，担心油烟薰了爱妻的美貌，他做诗说：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藏于谐谑之中。
钱钟书一向早睡早起，杨绛晚睡迟起。住入新居的第一天早晨，从同学那里刚学会冲茶的钱钟书大显身手，他烤了面包，热了牛奶，煮了“五分钟鸡蛋”，冲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一股脑儿用带脚的托盘直端到杨绛床头，请她享用早餐。杨绛又惊又喜，没想到“拙手笨脚”的钟书能做出这么丰富的早餐！得到夸奖的钱钟书也很高兴，从此两人的早餐便由他负责制作，这个传统竟持续到老。
模范夫妻
1966年，“文革”开始了。
同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成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他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杨绛后来在《我们仨》中说。只要有书，这对夫妻便能乐在其中。看小说，杨绛是钱钟书的Taster，一般是杨绛先看，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钟书看，为的是节约钱钟书的时间。
两人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都在图书馆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还相互交流。杨绛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钟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
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杨绛指着菜园里的窝棚问他：“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后来，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文革”结束后，他们重新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二人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
钱钟书在清华念书时曾对杨绛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后来到了牛津，夫妻俩年终总结和比赛的，是各人的读书数量。在他们眼里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
晚年钱钟书生病住院手术，杨绛连续几十天不离左右地陪伴照顾。有人劝她回去休息，她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钱钟书吃安眠药，她也吃，虽然她当时并不失眠。这是他们夫妇俩的默契。在家时，杨绛吃安眠药，钱钟书总要陪吃，说要中毒俩一块中。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丁伟志回忆道：“钱先生当时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每个菜都是杨先生亲自给他做，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先生一根一根剔掉的。”
钱钟书和杨绛这对知心伴侣，令人欣羡、感叹、仰止，冰心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
钱钟书和杨绛63年坎坷历程，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世事沧桑，他们相濡以沫，是大时代少见的由初恋而白头的恋爱。当那些惊天动地的爱情在经历繁华之后，倍感落寞和苍凉，而真正的爱情，或许很平凡，却能穿越苦难，甚至死亡，永远激荡人心。
1997年和1998年，女儿、丈夫相继去世后，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她的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她说：“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文章来源：天地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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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4 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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