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侠士到统治者
——金庸的男主角
陈家洛
很多人说过陈家洛是个失败的人物，但我怀疑每个人都有一个阶段梦想过做陈家洛那样的人，出身高贵而平民化，文武全才，风度翩翩，重情重义，有崇高理想，为国家民族甘愿牺牲个人幸福。如果陈家洛是个失败的人物，那正好显示这个梦想多么不现实。
陈家洛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无论他在个人品行上怎样清白，作为红花会的总舵主，他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书剑恩仇录》故事一开始便叙述红花会的头目，怎样以最隆重的“千里接龙头”礼节，去迎接陈家洛做他们的总舵主，而他们决意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公子哥儿模样的人物当总舵主，唯一原因是上一任总舵主有遗命说，光复汉人江山的大业，关键在这个人的身上。然而，陈家洛没有完成任务，他与皇帝结盟的结果是一败涂地，白白牺牲了不少英雄的性命，最后只落得全体退隐回疆。
陈家洛的失败，固然是与他的时代及使命有关，但是他的天真幼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太重私人感情而忽略客观因素，因为他有丰富的感情而毫不了解政治，可能完全不同。这样缺乏经验智慧的人，注定是失败的政治人物。
陈家洛身为领袖，事实上是个最被动的人。他本来不想做总舵主，认为跟自己个性不合，但人家一定坚持，他便接受了，说没有野心，恐怕是骗自己，沈有彀认为陈家洛适合做总舵主，因为他知道当今皇帝是陈家洛的亲哥哥，陈家洛可以用兄弟之情、与乾隆本来就是汉人之实，去打动皇帝，叫他恢复汉人衣冠。这个计划行不行得通，大有疑问，但陈家洛没有考虑个中问题，义父叫他做，众人叫他做，这是关乎民族气数的事，他就做了。
他接过任务之后，在人前努力表现出一派领袖风范，但独处之际，最系心怀的却是个人恩怨对错。没有自知之明，好高骛远，只顾成全私德，不衡量公众效果，正是陈家洛书生论政的弱点。
陈家洛与乾隆皇数次会面，每次都紧扣人心弦。第一次是陈家洛在西湖畔游山，碰见乾隆在山中抚琴，彼此不知对方是谁，但感异常亲近，又异常遥远。第二次是晚上暗探衙门，乾隆正夜审文泰来，陈家洛惊见原来日间抚琴之人是当今皇帝。
乾隆身分已露。第三次相会是西湖舟上的鸿门宴，表面客气斯文，暗地刀枪严密，一方是侍卫护驾，一方是群雄相随，言词针锋相对，比武则互搏生死，形势凶险万分，极亲近的两个人，无奈又是极端对立，而咫尺不得亲近，又加强了两人之间的吸力。
第四次是宣泄，陈家洛回海宁老家拜祭父母，在坟前哭泣，乾隆却己在泣祭，两人乍见之下，心情激动，互相执手。
乾隆知道了陈家洛是陈世官的儿子，即是自己亲兄弟，但陈家洛仍未知道乾隆是他哥哥。两人携手钱塘江畔听潮，陈家洛向乾隆倾诉对母亲的思念，这次是两人最接近的一次。
这四次见面，特别是最后一次，对陈家洛意义重大，因为这次感情流露的叙会，在他心中奠定了皇帝对他很好。是他很亲近的人这个观念，他的错误，就是让这个私人感情不自觉地发展成信任乾隆皇帝。
所以，到第五次见面，乾隆被红花会群雄囚在六和塔顶，陈家洛便信心十足了。
此时陈家洛已知乾隆身世，亦知道了自己的任务是要劝乾隆与红花会结盟，恢复汉人朝廷，乾隆无奈答应，陈家洛却因为过分自信而以为他真心站在红花会的一边，终于导致最后一败涂地。
从私人感情到信任，从信任人到自信，陈家洛所犯的错误真是多而严重至无可复加，他不明白除了爱惜他之外，乾隆爱惜的还有自己的安乐地位，除了为他所刻画的开国明君抱负所动之外，也为太后的恐吓所动。人是自私懦弱的，受环境受习惯所支配，皇帝也是人。要是陈家洛不是那么自信，或者他会考虑到这些因素，毕竟，他是个聪明人，但他太自信而太信任对他有感情的人了，他离开成熟还很远。
陈家洛是有动人的一面的，但不是在他扮演本领高强的总舵主的时候，而是在他软弱的时刻。他率领红花会在西湖上大挫皇帝的威风，没有什么令人心折之处，但事后他忽然记起当晚是他母亲生日前夕，顿时心情落寞，避开众人独自纵舟湖中，为亡母恸哭，却是十分动人，不幸伤心之际、忽然来了个李沅芷，无端捣乱一番，他又得摆出总舵主的样子了。
五见乾隆，以钱塘江畔一次最令人感动，亦是因为那次最真情流露，忘了江湖恩怨，忘了国家大事，他不由自主地向这个既陌生而又亲近的人，诉说母亲在这天生日，故此叫做“潮生”。乾隆送他一块佩玉，上面有“情深不寿”的字，陈家洛就是这么忧郁多情的一个人。
他对母亲依恋，对不知是自己亲哥哥的乾隆情不自禁地感到亲近，另一个他深爱的人就是他的义父沈有彀了。后来陈家洛上少林寺找义父被逐出师门的档案，虽然目标是为着复汉大业，但事实上也是藉此查看自己的身世。这节故事十分隐晦含糊，不但陈家洛看得惊疑，读者也看得惊疑。他抚摸着母亲为义父包扎伤口的染血旧衣，读着义父诉说两人之间的凄苦恋情的供词，不禁泪如泉涌，他母亲、义父都是情深义重的人，他自己也是一样。
爱情不过是这种深情的一面。就是深情，所以不愿想霍青桐；就是因为喜欢她，所以见到她和男装打扮的李沅芷亲密，便感到深受伤害。爱上香香公主，可能她的天真美丽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她坦白公开地全心全意爱他。陈家洛需要恋人，需要有一个爱他的人，让他把他的爱倾注到她身上。
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努力刻画陈家洛率领群雄的一面、武功高强的一面，但始终陈家洛文才比武功更有说服力、私人感情比政治活动更有真实感。也许是作者经历所限，金庸写《书剑》时才三十多岁，感情丰富，对政治社会着重理想多于了解现实，应当是很自然的事。
袁承志
《碧血剑》的袁承志，是金庸笔下的第二名男主角。袁承志跟陈家洛相同的地方是两人都是少年英俊的武林领袖，两人都是允文允武，两人都是出身尊贵，而领袖地位都是与出身有重要关系。
童年的袁承志义勇聪明，十分可爱，但是长大了的袁承志却相当乏味，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动不动教训人，但有时又过于自负，近乎浮滑，例如挟着鸡腿表演“两仪剑法”就是。
在旧版之中，似乎还爱卖弄文才，一面写《兵车行》，一面接招，新版把他的文学味道减等，《兵车行》变成了他自幼背熟的父亲给皇帝上的奏章，他又谦虚了几句，说字写得不好之类，但形象仍是改不了多少，袁承志最大的好处是对温青青十分温柔谅解，她怎样刁蛮，他都不介意，只是怜惜呵护。
袁承志这人物不大出色，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碧血剑》的故事比较弱，难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其次是他的光芒，轻易被两个没出过场的真正主角盖过，在旧版里，真正的主角是金蛇郎君，在新版里，主角是袁崇焕。金蛇郎君是虚构的武侠奇才，袁崇焕是历史有名的大人物，相形之下，袁承志不过是个平庸的闲角。以事迹来说，袁承志空有武林盟主的身分，却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似乎比陈家洛还差一点。他一开始就是支持闯王，等到发现闯王丑恶的一面，他就意兴阑珊，带着青青及群雄移居海外去了。
旧版时《碧血剑》的人物多花样，桥段颇弱，袁承志的故事像“少年历险记”多过英雄揭竿起义，袁承志本人也就分量有限，到了新版，金庸大幅改写，大大加深了历史意味，袁承志更加无足轻重。
但是，在金庸人物的发展过程中，袁承志却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他是陈家洛与郭靖之间的中途站，他与温青青，跟郭靖黄蓉有一点点相似，有趣的是，旧版给他多一点文采，他更像陈家洛，新版把他改成更乡气，他便靠近郭靖。
郭靖
《射雕英雄传》是一本极成功的小说，郭靖是个极成功的人物。他与陈家洛贵介公子的形象刚相反，是个出身农家的朴实少年，而且生性愚钝，说话木钠，跟袁承志差得远了。他甚至肤色黑黝，面貌平凡，绝对谈不上俏俊。郭靖写得成功，是因为他的性格清楚稳定，他似乎是正统道德观念及传统侠义精神的化身，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发自自然内心，读者或者不同意他的看法做法，但绝不会不明白他，或对他有所怀疑，“郭靖”这个人物的真实感，大部分来自他朴实而真诚这个特质。
郭靖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武功犹在其次，他自小人生目标便十分明确：做个好男儿。为父亲报仇。“报仇”这个观念，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来说，却是基本的道德责任。在看武侠小说时，我认为不应以现实眼光看“报仇”，而是要从象征的观点看，把“报仇”了解为世俗社会指定的道德责任及权利。郭靖“报父仇”的目标，根本就是“做个好男儿”，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
郭靖的道德观念不是从高深理论所得来的，而是基于一些十分平常的信念，例如尊长的吩咐必须遵从，答应了人的事一定要做。对朋友要忠心，不能贪生怕死。不可欺骗人。不可贪人钱财等等。“为国为民”，就是从这些简单平常道德观念而来的理想，没有什么难懂之处。郭靖的不平凡，在于他由始至终毫无犹豫地忠于自己从小培养成的道德信念。
聪明人在道德问题上往往摇摆不定，愚钝的人反而坚定而意念明确，郭靖生性愚钝，他在道德抉择上也异常清楚，这是符合实情的。他在华筝公主与黄蓉之间，选择了跟华筝成亲而舍弃黄蓉，黄蓉凄然问他原因，他就是说：“我是个蠢人，什么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答允过的话，决不能反悔。可是我也不打诳，不管怎样，我心中只有你。”郭靖没有陈家洛的优柔寡断，也没有袁承志的自以为是，他的笨拙反而是他令人信任敬重的根由。
郭靖比陈家洛、袁承志两个人物更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一段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小郭靖蕴涵成熟的郭靖，他的个性及道德伦理基础也始终不移，但是他透过经历，从被动变为主动，他的道德价值也由外来的规戒演变成他自己的处世原则。
他在华筝及黄蓉之间的抉择，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他开始时是想，尊长为我规定了的事必然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娶华筝；但是按照父亲的遗命，我要跟杨康好，而按照杨伯父的遗命，我得娶穆念慈为妻；这些事显然是不能做的，那么尊长为我规定的事便不是一定对的了，但是他随着想到“答应了人的事决不能反悔”，他就毫无疑问了，他答应了娶华筝，他一定要实践诺言，这个例子是个清楚的转折点，郭靖由服从尊长的被动道德层次，进展到自己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的主动层次。
这个例子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在“尊长规定”与自己内心感情倾向两个准绳之间，他选择了内心感情倾向，他不肯为“别人的几句话”而跟黄蓉分开；但在自己的感情倾向与道义责任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道义责任。后来，在《神雕侠侣》中，中年的郭靖在忽必烈帐中凛然谈说“大义灭亲”、郭芙砍断了杨过的手臂，他便决意砍断爱女一臂赎罪，根本是同一个原则的体现。
陈家洛及袁承志都属“天降大任”的少年领袖，郭靖则不是，他的政治醒觉，跟他的武功一样，全是经他努力，一点一滴积聚至充盈处，终于水到渠成，起初，他最大的责任不过是为父亲报仇，为七位师父争面子，好好打赢杨康；但是随着经历与见识的增长，他渐渐体会到正邪之间的斗争。国家大事及民间疾苦需要有人承担解救。
渐渐，报仇及争天下第一名衔这些私事变为次要，在岳飞的遗书之中，他陡然发现到自己的真正抱负和理想。郭靖在意外情形之下领导了蒙古人抗金战事，经过这番经历，随后又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郭靖不再是“傻小子”，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为终生目标，他的领袖地位是主动承担的。
郭靖不是没有缺点的。批评黄蓉到了《神雕侠侣》便暴露出缺点的人很多，但其实郭靖暴露出缺点更大，就是他是个在道德上思想封闭的人，他不但不能容忍与他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思想，他甚至不能明白这些思想。同时，他的道德价值过分死板及规条化，使他有时变得不近人情。例如，他要斩断郭芙一只手臂以惩罚她斩断了杨过的手臂，就非常不通，一来她本来无意，二来杨过手臂已断，砍掉郭芙的手臂又对他有何好处？
郭芙该是受到惩罚，应该尽力补偿杨过，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未免近乎野蛮了，另一个例子是，他宁可立刻杀了杨过，也不容他跟师父发生恋爱。维护传统道德到这个地步，处于权威地位的大侠郭靖，我觉得己陷于专制。
问题是郭靖做人宗旨太贯彻。太一成不变了。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是应有不同处事规戒的，年轻时应严于律己、但到了处于权威地位，则需要培养智慧，慎于律人。
郭靖是人，他是有缺点的，这无损于这个人物的成功，反而令他更有真实感和亲切感。
郭靖这个人物能够写得成功，起码有一半是因为有黄蓉的烘托，没有黄蓉的活泼古怪，郭靖的愚钝必然沉闷之极；不是黄蓉，郭靖的经历不可能这样新奇有趣，黄蓉是小妖女，郭靖是大好人，黄蓉听郭靖的话，但是没有黄蓉，这个大好人许多事情都解决不了、弄不明白。
最重要的是，是黄蓉这小妖女使他能做大好人的。他没有哄洪七公教他武功，是黄蓉哄他；他可以只顾悲痛，不去想是谁在桃花岛杀了他五位恩师，黄蓉自己会为自己及父亲雪冤，然后仍对他好；他可以顾全恩义确定娶华筝的诺言，黄蓉不管什么婚姻之约，继续跟他一起，若非黄蓉道德观念随和，事事以他为重，郭靖的坚守原则就没有那么易办。
若说郭靖这个人物有何缺点，那就是他太幸运了，似乎他能做他的道德完人，是因为运气使他不必付出太大代价，正因如此，他后来的道德专制，也就更令人不大信服。
张无忌
《神雕侠侣》是金庸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及小说的主角杨过应分别处理，因为《神雕》的主题完全不同。有些人或会觉得武侠小说是写故事、写人物，不是探讨什么主题，我很同意这个见解，以主题论金庸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强说这些主题是作者原意，而是纯粹读者自己的体会出来的东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的生命的，因此读者看小说，或者旁人要评论，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来的用意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暂时不谈《神雕》而跳到下一部小说，可以得出较连贯的看法。
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又回复到袁承志式的主角来。张无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复杂得多，遭遇远比袁承志传奇，但张无忌的个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随和得多，也被动得多了。
金庸在《倚天》的后记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但是，张无忌随和良善，可以与他成为好朋友。
张无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肠。他并不很重视分辨是非善恶，也可说是不大重视公正的赏善罚恶，而是习惯性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动，要威胁他做什么未必成功，但恳求他什么，他多半会答应，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计较。
他的良善心肠，自小已看得出来。谢逊在冰火岛上谈往事，说到以七伤拳打空见神僧，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说：“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这老和尚为人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
他头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义父慈爱保护之下度过，后来的一连串苦难，始终没有改变他对别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内相继自杀而死，殷素素临死时叮嘱他记着上武当山逼死他父母的各门各派中的人，慢慢报仇，他记是记住了这些人，但最后没有向他们之中任何一人报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张无忌从来没有以为什么人报仇为目的。
另一方面，张无忌记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饭之恩，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后来她两番累他几乎丧命，他也一点不放在心上。记起她时，总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负他之处。
他是个温情的人，对父母义父的爱、对张三丰的爱、对武当六侠的爱时时洋溢在胸中，甚至对殷离感到亲近，对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亲情。他保护杨不悔万里寻父，绝不是基于“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原则，而是出乎自然的爱护弱小。在光明顶秘道之中，他以自身为小昭挡灾，小昭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于张无忌而言，这却是最自然不过：“你是个小姑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
在情爱事上，张无忌也是随和被动、容易受感动、容易受人摆布。他以爱还爱，周芷若爱他，他对她爱怜备至；赵敏对他迷恋，为他抛弃荣华。不顾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铭心”地爱她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金庸在书中三番四次刻画她们白雪红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景。花前月下，张无忌的反应便是“心中一荡”、意乱情迷了。
张无忌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随和被动而缺乏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毫无主见，亦心无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为明教教主，全是凑巧，后来中朱元璋之计退出，亦没有什么可惜。他根本没有多大的领袖指挥才能，更不懂谋略，就算当时没有中计，也不是长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没有什么志愿理想，他对世界看法单纯，最接近理想志愿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记仇恨，结成朋友，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因此，他最适合做医生。他在蝶谷学医，后来运用医术救人的情节，是他表现得最主动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赏的时候。武功在他是次要，医术才是最主要的。
我始终不大喜欢张无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个性与我恰好相反。我对张无忌这个人物颇有偏见。但我仍认为这样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心地良善，绝不苛刻，也绝不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坏处是他们容易被人利用，他们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用，虽然这是他们的宽大为怀，但这也令到爱护他们的人感到不快，因为对于对他好与对他不好的人都一样好，其实就是对于对他好的人不公平了，这种心态或许可称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
乔峰
《天龙八部》应该一共有三个半男主角，最先出场的是段誉，本来接着是“南慕容，北乔峰”，但慕容复见面不如闻名，只好当是半个，最后的一个是虚竹。虽是这样说，乔峰一出场便威风压倒其他，而乔峰故事高潮过后，《天龙八部》亦失去神采，所以，说乔峰是这部小说的主角，相信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乔峰是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英雄，爱读莎翁悲剧的人都会注意到李耳王，麦考伯夫等主人公出场时何等如日上中天，而到收场时又何等悲壮，被命运及自己个性之中的缺陷毁灭。当然，强把莎翁的模式套到金庸的头上是不妥的，而莎翁的悲剧，也断断不是这个极度简化的分析可以包容，借来一点比较，只不过是藉此增加兴味。
例如不但是莎翁名剧，也是著名歌剧的《奥赛罗》，主人公奥赛罗就是一位神威凛凛的摩尔人，开场时，威尼斯政要的小姐狄丝特娜与他私奔，她的父亲及亲朋十分激动，追踪而来，剑拔晋张。奥赛罗镇定现身，三言两语之间，就镇住了人群，把一场冲突消于无形，“把你们的剑放还鞘内，”奥赛罗著名的开场白说：“别让露水侵蚀了。”
乔峰一出场就是面对一场丐帮叛变大祸，当然金庸笔下的杏子林叛乱远比《奥赛罗》的第一场情势凶险，而乔峰的盖世武功、威信，智慧也在应付叛乱之中表现无遗，但是两个主角是同一型的人物，同一般摄人，同一般英雄气概，那则是肯定的。
乔峰平息了叛乱而失去了帮主地位，独自去寻“带头阿哥”水落石出，奥赛罗平息了众怒而赢得美人归，两人在一失一得之际，都是种下了日后身败名裂的祸根。最后奥赛罗被人欺骗，亲手杀死了狄丝特蒙娜，省觉到大错铸成，终于当众自杀，死前沧然独语：“奥赛罗还有何处可去？”乔峰自杀于雁门关前，也是因为天下之大，无容身处。从出场到下场，奥赛罗与乔峰皆为命运所驱策，根据西方古典戏剧论，只有大英雄才配得上悲剧命运，而悲剧命运也正好强调了乔峰的英雄身分。
乔峰跟郭靖是一路人马，大气磅礴，正义凛然，看他两人的武功路线就知。陈家洛的武功太花巧，什么剑盾蛛索，什么百花错拳；袁承志师门武功正统，但他出奇制胜的是邪味甚浓的“金蛇秘芨”功夫，张无忌的“九阳真经”是正，但得来偶然，乾坤大挪移肯定是“外道”。郭靖乔峰则同是稳扎稳打，以全无花巧但威力无穷的“降龙十八掌”为基础。
但郭靖的武功仍有招数有痕迹，郭靖的威力似乎是一半靠招数厉害，乔峰的武功却几乎没有痕迹可见，似乎完全是乔峰的威力，什么招数到了他手中也变得厉害无比。
乔峰的武功来自少林和丐帮，金庸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描写过招情况，也往往不提招式名称，总之这个人一举手、一投足，皆是无不如意、无不别具威力，能人所不能。金庸说，他故意用这样的手法写乔峰，使他与其他主角不同，任何人都有学艺的经过，独乔峰的武功仿佛是与生俱来。这当然增加乔峰的神话英雄色彩，在希腊神话中，“英雄列传”仅次于“诸神列传”，像赫裘力士那样的英雄，是近乎天神的人物。
乔峰比郭靖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智慧和精密头脑。杏子林之变一场（百多页的一个高潮，真不知金庸如何写成，他的文字功力，差可与乔峰的武术功力比拟），乔峰就充分表现出他处变不惊，能够在紧急情势之下冷静分析，一下子就把握了事情的窍要。
试将“杏子林”跟《射雕英雄传》的“轩辕台下”一节比较，那时杨康与丐帮净衣派的勾结，能移魂大法迷翻了郭靖黄蓉，把他们绑在轩辕台下，发动帮众，要把他们置于死地，结果是黄蓉的急智，配合郭靖的武功，把形势扭转过来。若是黄蓉没有郭靖的武功保护，她的聪明急智未及使出，人已化为肉酱，但是单有郭靖而没有黄蓉，他的武功再高强也落得双拳难敌四手。
换句话说，乔峰一个，己兼有郭靖黄蓉之长了。
但乔峰不只是加上了黄蓉的机智的郭靖，他武功比郭靖高强，心思比黄蓉细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他们不能企及的领袖权威。
郭靖黄蓉这对金童玉女，扭转形势能的是计，是借用洪七公的声威地位，乔峰扭转形势所靠的是他的头脑、眼光、处事方法。他自己素日在丐帮建立了的威望，包括他公正严明的声誉。
用西方术语说，乔峰有charisma，有一股慑人的气魄。金庸特地撰择了“叛乱”这个场合去表现乔峰的领袖权威，因为一个人在这种时候能发挥这样的力量、这样使人信服，正是，他平日建立了极高的威望的证明。
回头看其他金庸男主角，郭靖的领袖地位，到了《射雕》最后几章才开始冒现，《神雕》更只是侧写；陈家洛、袁承志、张无忌这些武林盟主帮会舵主，领袖能力不见得怎样高强，只有乔峰帮主是名至实归的领袖人物，讽刺的是，他的领袖天分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刻，也是他发挥这个天分的最后一次。
乔峰是个怎样的人？离开丐帮之后，他私人感情的一面渐渐冒现，金庸写乔峰回故居探望义父母（他以为是亲生父母）、上少林寺探访师父，一面刻画了乔峰对他们情感之亲厚，另一方面，随着故事发展，乔峰越来越深地陷入阴谋之中，他的冤情越来越难洗脱。
金庸充分利用乔峰处身逆境，去表现他过人之处。他有深厚感情，但不致被感情控制；他有清楚的做事原则，但不为小节所拘束；他豪迈而不失细心；他仁爱但不致婆妈得纠缠不清、轻重倒置。
最合我意之处是，金庸写乔峰是好人，却不是笨人，写他既具深情，亦极度理智。“君子可以欺其方”，但在个性上，乔峰完全没有可以被攻击的弱点，先前男主角的弱点，金庸在乔峰身上一一改正；先前男主角的优点，金庸在乔峰身上一一加强。
乔峰没有弱点，但是命运却偏偏跟他开了个极大的玩笑，原来，愚昧的、冲动的、软弱的、心怀歹意、与他作对的群众竟是对的，乔峰反而是错了。他真的是契丹人，不是汉人。更残酷的是，根据他所信奉的原则，冤枉他杀义父母、杀师、杀害一连串武林义士的人其实没冤枉他，原来这的确是他的罪过，因为这些人是他父亲所杀害的。
乔峰用了无比坚定的意志、用他超人的头脑及武功去找寻真相，为自己洗脱冤情，所得的结果却是，原来罪人正是他自己。
这正是古希腊悲剧经典之作《奥伊狄比斯王》的模式，奥伊狄比斯娶了雅典王后约加斯达之后，雅典三年不雨，王求阿波罗神指示，阿波罗说，有人娶母为妻，致招天谴，王于是努力寻找这个罪魁祸首，终于发现原来就是自己。
原来约加斯达王后当年怀孕时，梦见火炬人怀，祭师解梦说，此子将来娶母为妻，为国家招祸，王后害怕，于是在生产之后，弃子于荒野，但遭牧人怜悯了抱归抚养成人，就是奥伊狄比斯。
真相水落石出，奥伊狄比斯无法在雅典耽下去，他刺瞎双目，自我放逐，终身流浪，永为命运之神及愤怒之神所追赶。
金庸喜爱西洋文学，乔峰的悲剧，无疑是惜用了这个模式，而这个悲剧模式的基本精神，是描画人与命运之间的搏斗，人虽然终究敌不过命运，但是人性的尊严，却在奋斗的过程中得到肯定。
命运安排了乔峰是契丹人，安排了他父母为中原武林人士所杀，又安排了他由中原人士抚养成一代英雄人物，然后命运再利用一个女子的无端怨愤挑起事端，送乔峰踏上找寻真相之路，也就是说，引领他踏上灭亡之路。
但是悲剧不是纯粹命运播弄，而是由命运加上乔峰的个性及他所信奉的道义原则所产生。
乔峰比郭靖高强百倍、聪明百倍，但是他的道德规范是跟郭靖一模一样的，就是所谓“正统”的一套：忠于国家民族、仁爱弱小、为亲人报仇。郭靖是汉人，他实践这一套并无疑问，但乔峰忽然发现自己是契丹人，他一生的价值取向便要硬生生地扭转，感情与理性原则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
乔峰报仇的后果是杀死了最心爱的人，这还可说是命运播弄，但是违背了对大辽国家民族的忠心，他却是明知要违背而违背的，他非死不可，可以说是因为他既不能扼杀自己的感情，也不能冲破他视作当然的正统道德规范，要是能冲破正统规范，乔峰就不是悲剧英雄，而是智者了。
表面看，乔峰的悲剧是由于他太执意报仇造成，他若不是执意先了却报仇之事才跟阿朱到关外放牧，阿朱就不会让他打死，而乔峰也不至于郁郁寡欢，最后以自杀收场。
但想深一层，这是可能的吗？要是他马上放弃报仇，到关外过着平淡的生活，他就真的会得到了幸福了吗？阿朱自然心满意足，但乔峰会心满意足吗？还是在关外，在风吹草低见牛羊之际，他会为大仇未报而抱憾？
《射雕》接近篇末，郭靖黄蓉商量如何协助襄阳抗敌，黄蓉说，千军万马，若抗不来，到最后关头他俩仍可乘了汗血宝马脱身。郭靖马上斥责她说，为人要尽忠报国，才不枉父母教养一场，黄蓉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难道阿朱不懂么？她当然懂的。当然，郭靖说的是“报国”，乔峰说的是“报仇”，报国与报仇，一公一私，相去千里，但问题的重心其实不是报仇也不是报国，而是入世与出世，在庸俗一些的层次说，就是男子的事业心。
女子常常认为，男子有了她便应心满意足，但这只是痴心幻想，同时，她也忘记了她之所以倾慕他，往往正是倾心于事业为他带来的风采魅力。事业是男子的命脉，因为透过事业，他与社会发生联系，没有事业，他就是个最寂寞的人。
命运催促乔峰踏上灭亡，但偏偏又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就是阿朱，阿朱不过是个美丽的顽皮女郎，与乔峰相识，又全属意外，乔峰甘冒大险救她性命，不过是激于义愤，不是对这小姑娘有什么深刻印象，但是他救了阿朱，却使阿朱对他的英雄气概感激倾慕，不辞万里，在雁门关相候，于是乔峰在众叛亲离之时，得了一个患难之交。从这时起，乔峰一直没有把阿朱作小丫头看待。
世界叛离了乔峰，阿朱给还他一个新世界，就是关外驰猎放牧的二人生活，要是乔峰能接受，他就得救了。或者，要是这一刻停顿，上天让乔峰预见未来的惨祸，他就明白这是他唯一的得救机会，但是毕竟这一刻没有停下来，乔峰只知道他若解不开“报仇”这个结，他便无法安心地从此过着平静的日子，于是，这一刻过去了，他的机会也完了，幸福跟他擦身飞去。
《天龙八部》是一部“佛”味很浓的小说，大概金庸有意宣扬佛教的慈悲主张，乔峰的仇恨心若得到化解，他仍可以有机会得到幸福，可惜智光大师以死相谏，萧远山与慕容复一同皈依佛法，但乔峰在那时刻，却是没可能接受智光的劝谏，与其说这是机会，毋宁说是命运更无情的玩弄。
要是过分强调乔峰的仇恨心，那么乔峰与阿朱的故事就不是令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的悲剧，而是警世的故事了。但乔峰报仇，并不是一种突然而来的原始嗜血，报仇根本是英雄典型的一部分。英雄本质使乔峰奇峰突出：光芒万丈，但英雄本质，也使他自取灭亡。
乔峰与阿朱的爱情，是金庸小说之中最感人的爱情，爱上乔峰，使阿朱变成一个成熟的可敬可叹的女子，而乔峰对阿朱的海样深情、失去她的悲枪，也使他更为令人倾倒。
乔峰把郭靖的传统英雄大侠发展到极限，同时宣布了这个英雄典型的末路。乔峰的限制，也就是这个典型的限制，在于他不能脱离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天龙八部》里，金庸已经提出了一些质疑：胡汉之分真是正邪善恶敌友之间的划分么？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的一边。契丹人忠于契丹就一定对么？
金庸没有问得很认真，而《天龙八部》的答案亦相当简单明白：种族之争、私人仇怨，都应该在博爱的精神之中化解，佛家视一切为虚幻，或不是常人可以接受，但是仁爱宽恕及爱好和平的精神却容易接受得多。
到了下一部著作《笑傲江湖》，金庸把问题带到更基本的一个类别：正派和邪派之间的分别，企图表现出何谓正、邪不能从派别上划分，而是要看个人的情操。因此，《笑傲江湖》的男主角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而是有着高贵情操的一个疏狂人物。
乔峰在大宋与大辽之间的忠义矛盾中选择了自杀，因为没有了一个他可以忠于的社会，失去了他可以领导的群众，乔峰不能活下去；在正派与邪派之间，令狐冲选择了退隐，因为令狐冲没有使命感，他所重视的是个人生活，是舒展性情的生活。世人的争名夺利他固然没有兴趣，但对于发扬光大正派门户、拯救世人，他也一样没有兴趣。
事实上，《笑做江湖》的思想似乎是，问题不在邪、正，而在“发扬”，在于事业上的野心，对事业有太大野心，可以把一个正人君子变成邪恶的人。有野心的人有邪有恶，但所对进行的发展野心的活动一般令人烦厌，令人心折的人物如向问天，一到了运用计谋达到野心的关节，一样要做出卑鄙的行为。只有远离社会的纷争，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
但令狐冲不是第一个重情义而轻功业的金庸男主角，他有一个前身，就是杨过。
杨过
杨过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能更甚至乔峰；杨过是浪漫的化身，为爱小龙女，他不怕受全世界指责，甚至看轻自己的生命，以死相随。每个女子，都希望有这样一位风流倜傥的大侠士，对自己有这样生死不渝的爱情，每个男子，都会幻想自己是这样的大情人，有小龙女这样比天仙还动人的女子一心一意为他而生、为他而死。
杨过比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他反叛少年的一面，他是反叛少年的英雄。父母不爱我。没有人了解我，世人都欺负我。都欠我，但我不会低头，我要反抗到底，宁死不屈。这些普遍的少年时代的冤屈之情，在杨过身上一一表露出来，使他能够得到少年人的共鸣。
另一个引起共鸣的因素，是杨过的自卑。杨过是个穷小子，无父母可以依靠，亦无权势撑腰，自觉世人都看他不起，使他受尽屈辱，但其实他比这些人好一百倍，他们越是要卑贱他，他就越看不起他们。自卑往往使人偏激而过分表现得自负，这种经验很多人都有，少年人及文人分外敏感，因此感受也分外深刻。
但细心看《神雕》，不难发现杨过的自卑和反叛，正如一般少年人深信父母不爱他们、世人都看不起他们一样，大部分是出于他们的想像，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个人不喜欢杨过，因为我不喜欢一味自我中心而不试图了解他人的人。
杨过跟郭靖的最明显分别是，郭靖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杨过把爱情放在第一位。郭靖坚持尽忠报国，黄蓉只好跟随，反观杨过与小龙女，则反应完全不同，杨过为求绝情丹解毒，答应裘千尺往襄阳取郭靖黄蓉首级，小龙女随行，那时襄阳城受蒙古围困，她大感事情复杂麻烦，只盼杨过快快成事便抽身退走，解了情花之毒，两人便重回活死人墓，继续过他们不问世事的生活。
郭靖入世，杨过并非完全“出世”；郭靖尊重社会规范，杨过鄙视社会规范，但不是“视社会规范如无物”，他是个反叛英雄。
杨过是个完全主观而感情用事的人，什么事应该去做、什么事不该做，完全看他霎时感受，他认为别人轻视他，他马上便要报复，至于别人有没有恶意、报复是否过分，他完全不考虑。
某人对他不好，特别是轻视他，他马上认为这是坏人、憎恨这个人，若有人出头庇护他，这个人马上就是好人，他便视为知已。郭芙说他手脏，他便“对她一家都生了厌憎之心”，这时欧阳锋在疯癫之中把他当做儿子，他便大受感动，认欧阳锋为义父。
黄蓉纵容郭芙，又因杨康之故，对他提防，故意不授他武功，他自然敌视，郭靖虽然全心全意爱怜他，但却不帮他对付他憎恨的人，他对郭靖，便一直存着隔膜。
他对孙婆婆、小龙女的感情也是建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在全真派受人欺负，把全真派全部人等恨之人骨，逃跑出来，得到孙婆婆、小龙女收容，他对她们感激，便全心爱护。总之，杨过不重是非善恶而重敌友恩仇，这是他的个性特点，少年是这样，长大了也没有改变。
《神雕侠侣》是从杨过的角度写，读者用杨过的眼光看事物，自然同情杨过而对他憎恨的人有反感，特别是对郭靖、黄蓉及郭芙这一家三口有反感，但事实上杨过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都是对的，而别人都是错的。郭靖视他如同亲子，黄蓉虽然对他有戒心，一来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二来她已尽力不亏待他，杨过固然三番四次救她一家，但黄蓉竭力为杨过辛劳，甚至为他冒性命之险，也不只一次。不少读者恼恨黄蓉“恶毒”地向杨过说谎，骗他小龙女是被“南海神尼”所救，这指责甚不公平，骗得杨过活下来，也是小龙女的原意，是她订下十六年之约的，黄蓉不过替她完成这个心愿。
杨康之死，其实不是黄蓉之过，是杨康偷袭黄蓉，击在软猬甲上，染怪蛇毒血而死的，杨过一直认定郭靖黄蓉是杀父仇人，他自己就是冤枉人。
像杨过那样注重感情的人，很多时便会因此而太过自我中心，金庸歌颂杨过与小龙女的坚贞爱情，但显然认为视爱情为高于一切，是不妥当的想法，他描述杨过企图暗杀郭靖黄蓉，用他们的首级去换取解药，就特别刻画了杨过在爱情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徘徊，结果，还是社会责任战胜了爱情，金庸借黄蓉之口，称赞这是舍己为人的侠义行为。
其实这一段的描写，不但使人对杨过的人格大感疑问，对爱情的魔力也大有恶感，因为问题不是在于在成全爱情不顾大局、或顾全大局与牺牲爱情之间的取舍，如果是这样的取舍，那么为了爱情不顾国家大事并不算是违反道德，为了国家人民而牺牲一己幸福，更堪称伟大；问题是，杨过的抉择，是应否以卑鄙的手段去杀害郭靖以成全他与小龙女的爱情，那是绝对不同的事，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事件上根本不可能有片刻的犹豫，杨过三番四次的犹豫，简直难以想像他是个怎样的人，他打算采用的手段，从国家从个人的观点看，都是卑鄙之极的，从国家观点，他是为了自己生命和爱情美满而勾结敌军；从个人观点，他是利用郭靖对他的信任而暗下毒手，他对忽必烈说：“小人在郭靖家中住过数年，又曾为他出力，他对我决无防范之心。”真是亏他说得出口。
若然他是一时冲动杀人，那还罢了，但是杨过是经过考虑的，他到了襄阳城中，听见婴儿啼哭，想到郭靖一死，敌军即时攻入，这城中千万婴儿便得惨死，但一想到小龙女，他便把心一横：“我受苦之时，除了姑姑，有谁真心怜我？世人从不爱我，我又何必去爱世人？”使他暂时收起刀子不刺进熟睡的郭靖胸中的，不是他对世人有任何怜悯，而是郭靖旧日待他的恩情。次日，千军万马之中，他又兴起乘人之危的念头了，最后临危勒马，是杨先生的运气，哪谈得上什么舍己为人、大仁大义？
杨过与小龙女爱对方远胜爱惜自己，无比坚贞、生死不渝，据说这是伟大的爱情。我觉得颇有保留。伟大的爱情，使爱与被爱的双方变得人格更高贵，但是爱情却使杨过变得卑鄙。
杨过为爱小龙女而决心杀人，他身中情花之毒，只有十八天可活，但若取得郭靖黄蓉首级，则可换取解毒的绝情丹，他初时想，何必杀人？跟小龙女一起，安安静静快快活活十八天已心满意足。但两人跟着感到，这样深爱对方，一百年、一千年一起也不足够：“杨过捧起她的脸来，在她淡红的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毅然道：‘好，说什么也得杀了郭靖、黄蓉。’舌尖上尝着她泪水的咸味，胸中情意激动，全身真欲爆裂一般。“真是令人心寒。在《射雕英雄传》里，黄蓉嘱郭靖，打胜了仗可求成吉思汗免除他与华筝的婚约，郭靖不忍见士兵屠城，改了要求成吉思汗饶了满城百姓性命，黄蓉赌气出走。为此，应记她一大过。但黄蓉最后毕竟没有鼓励郭靖杀人。小龙女比黄蓉更差。她答黄蓉说：“我要害你夫妇作甚？我只是要救过儿，至于他父仇什么的，全不放在心上。”
这就是说，杨过要杀人，她就帮他杀人；要是为了救杨过必须杀了某人，她就杀了这人，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放在心上。
她不放在心上的岂止“父仇什么的？”襄阳满城百姓的安危，她一样不放在心上，成千上万的人要被蒙古兵杀戮了，她只关心她的情郎是否能够续命，只要她的过儿因而得活命，她就心满意足了。教我怎能接受？这位小姐是神仙还是罗刹？
后来，据说黄药师十分欣赏杨过娶师父为妻，“视世俗规范如无物”。视世俗规范如无物不要紧，视别人的性命如无物也值得欣赏么？若爱情使一个人变得自私卑鄙，这种爱情有什么伟大可言？
金庸对杨过特别钟爱，要《神雕侠侣》中的每一个年轻姑娘都对她有情，本来独有郭芙这草包小姐对他看不入眼，到后来笔锋一转，居然原来郭芙也一直暗中有意于他，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
金庸写郭大姑娘耶律夫人在千军万马中沉思：“我为什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为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
郭芙小姐自小看不起杨过，若“暗暗想着他”，恐怕也要在他成了“神雕侠”之后吧？见别人奉他如天神，见他对妹子那么好，自己后悔起来，才有“姑娘不稀罕”的自欺欺人的想法，也有可能。
但杨过对郭芙，却是有过“奇异的心事”的，他才是一直恨郭芙，因为她“没半点将他放在心上”，她是他童年的心事。
杨过九岁第一次见郭芙，即觉得她美。那时郭芙“身穿浅绿罗衣，颈中挂一串明珠，脸色白嫩无比……双目流动，秀眉纤长……秀丽之极，”偏偏这个女孩嫌他手脏，不同他玩，他为此连她一家也憎厌上，可见反应之烈。
长大后第一次在“英雄大宴”上再见郭芙，又再为她的娇美震荡，他明明是故意装成潦倒去试探人怎样对他，但乍见郭芙“脸如白玉、颜若朝华……粉装玉琢一般”，他“只向她瞧了一眼，不由得自惭形秽。”
杨过见武氏兄弟拼命讨好郭芙，忍不住出言嘲讽，郭芙笑起来，他见她“这么一笑，犹似一朵玫瑰花儿忽然开放，明媚娇艳，心中不觉一动，脸上微微一红，将头转了开去。”他三番四次为她心动，她始终不把他放在眼内，只顾与大武小武周旋，他恼恨她的骄傲，每次必然作弄她，非弄得她恼怒不可。
这是什么心情？忍不住刻薄嘲讽武氏兄弟，又是什么心情？后来骗他们郭芙已许配给他，又是什么心情，当然，杨过不是真的对郭芙有意，只是气忿她看小他，到后来她当众下马跪下来求他救丈夫，这几十年的情意结就解了。
令狐冲
金庸在《神雕侠侣》的后记说，这篇小说的主旨，是透过杨过这个角色，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金庸又说，虽然“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对现代社会仍有重大积极意义，但是国家界限终会消失，“爱国”、“抗敌”到时便会失去意义，但人的品德和高贵感情，永远不会失去意义，因此性格与感情，远比社会意义有更大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看，杨过应该比郭靖高出一层，杨过重感情是恒久可贵，郭靖重社会责任只有短暂意义，若金庸目标真是这样，那么《神雕》便不算成功，因为杨过最后达到，“英雄”的地位，仍是因为他“为国为民”，因为他战胜了只顾自己的爱憎幸福，不以国事为重的心态。杨过虽然是反叛英雄的造型，但到最后，他没有以他的典范取替郭靖，反而接受了郭靖典范，在郭靖的典范之内超胜郭靖。
因此，我认为《神雕》是一部意念不连贯的小说，杨过是个意念不连贯的角色。
《神雕》后记中提到的意念，到了《笑傲江湖》，才在令狐冲身上成功地表达出来，我认为《笑傲湖》是金庸最成功的小说之一。
在《笑傲江湖》之中，金庸的确表达出社会规范可以怎样虚伪和霸道，而纯真的感情怎样比表面上大公无私的行为高贵百倍。
令狐冲的“侠行”其实寥寥可数，而且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完全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的情操。他大部分时间身受重伤，失去武功，根本有心无力。他绝对没有“为国为民”的机会和倾向，他完全没有领导才能，他甚至说不上是个英雄人物，但是他令人感动，教人敬重，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感情完全没有一丝卑劣的地方，因为他宁愿付出最大的代价，也不在这方面作出任何妥协。
令狐冲是真正的出世，他的《笑傲江湖》远比杨过的隐归古墓来得舒畅自然。
令狐冲真不算得上一个成功人士。他没有尊贵的出身来历，父母是谁，《笑傲江湖》提都没有提过，只是说他由师父师娘抚育成人。在武功方面，他有两次奇遇，一次是在思过崖上遇到风清扬，学了“独孤九剑”，一次是在西湖底黑牢，无意学得任我行的“吸星大法”，但令狐冲绝对谈不上武功第一，这两项武功，在危急关头，时灵时不灵地救他一下，大部分时间，令狐大侠都不是重病便重伤。
在聪明才智方面，令狐冲当然不是笨人，但是他被人欺骗的次数，多得数不清，皆因他太信任人，太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安危。
他这个华山首徒本来已经不怎么样权威，到后来甚至变了弃徒，糊里糊涂当了恒山掌门一阵，又糊里糊涂领导一批乌合之众上少林寺救“圣姑”，但两处都是短暂权宜之事，他很快又回复自己“无职一身轻”。
比起陈家洛，令狐冲毫无贵公子的风味；比起袁承志，令狐冲绝对说不上年少老成；比起郭靖，他没有为国为民的伟业；比起张无忌，他没有左右逢源、到处得美人垂青；比起乔峰——他又哪有半点乔峰的神威凛凛？
比起金庸其他的男主角，令狐冲真可算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的普通，正是他最吸引人处，因为他证明了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英雄大侠不必有特殊地位，只需有高贵的人格情操。
令狐冲是个最自然而不掩饰自己的人。他从不道貌岸然、从不自以为是、从不自大自尊，甚至毫不自我中心。他不受俗札管柬，不是像杨过那样要证明些什么，他简简简单单地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印象。连莫大先生也教训他说，他想到做什么便做什么，丝毫没有想过会起惹起什么话柄，他毫无机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重要，从来没有使命感，没有名利心，是个最难得的恬淡人物。
令狐冲最令人敬佩及欣赏的是他的侠义精神，以及他坚守原则的态度。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怎样舍命救仪琳。他一来未见过仪琳的样子，二来与她素不相识，三来田伯光是个劲敌，他根本没把握打赢他，但是他仍是毫不犹豫地出面救人，这不是侠义心肠是什么？
他的侠义心肠，别开生面地以嬉皮笑脸的姿态表现出来，什么“一见尼姑、逢赌必输”，似乎没半点正经，绝对不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这方面，他像杨过多过像郭靖、乔峰，但是杨过爱讨人便宜，特别是爱讨女人便宜，令狐冲却从不这样做。
令狐冲不守俗礼，非常不顾面子，衣服破；日也不在意，跟无赖泼皮赌钱，输了让人揍也不在意，但是他却重视原则，甚至轻视自己的生命。方证大师要他投入少林门下，以便教他易筋经，救他性命，他宁愿不救自己性命，也不肯改投少林。同样，他在朝阳峰上。身受真气乱窜煎熬，痛苦难当，明明听命入教，便可得任我行教他化解，但他坚持不肯入教，至于将来怎样，将来再算。
不守俗礼的人，照例招人物议，对令狐冲而言，别人批评他，他不在意，但为师门惹上麻烦，却十分内疚，在这方面他与杨过不同，他不是故意反叛，而是真真正正的漠视，常常忘记自己的行为是违反世俗常规。
令狐冲所受的最重责备是正邪不分，乱交魔教中人，但是令狐冲其实在正邪之间，分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他的标准，与世俗的标准不同。他尊敬的是高洁诚挚之士，鄙视虚伪而野心大之辈。他有精神洁癖，受不了虚伪奸诈的人。像左冷禅那类的野心家，他走得近了也会打冷颤。
所以他能与田伯光结交，却忍受不得所谓正派的青城子弟。他看人完全是从精神的尺度而漠视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他大刺刺地不睬金刀黄元霸，却对绿竹巷的一个老蔑匠敬礼有加。这又是与杨过不同，他尊敬谁并不是看人家对他好坏。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笑傲江湖》中看不起令狐冲的都是男人，女子差不多个个都对他好。岳灵珊跟林平之要好之后，对他有过嫌隙，但始终也是信任他。恒山派的女弟子都敬重他爱护他，不独仪琳一个人；定逸、定静、定闲三位师太都欣赏、信任他，定闲临死甚至坚持要他破天荒地当恒山派掌门。
任盈盈对他倾心，一直对他的人格十分敬重；岳夫人不管丈夫怎样，都视令狐冲如同亲子，不相信他是坏人。
任盈盈一听就知令狐冲没有谋杀师弟，不问也知他因讨厌人无耻奉承，宁死也不会肯入日月神教；仪琳知道“令狐大哥”一定不肯做“低三下四的人”、一定不会爱情不专；岳夫人知道他不会偷去林平之的剑谱，因为他“从小便不贪图别人的东西”。
令狐冲实在是个光明磊落、坦率真诚的人，他的爱恶意欲，一看便知，女子少机心，对他不加以诸多怀疑，因此对他了解正确，有机心的人，用有机心的眼光测度他，于是把他全看错了。
令狐冲从不虚伪，不计较代价，不计较面子。他苦恋师妹不得，所有熟人知道，他也不计较许多。但同样，盈盈对他另眼相看，也是天下皆知，她背负令狐冲上少林，以自己生命换他活命，又是天下皆知；仪琳亦是同一路人，她为令狐冲日渐憔悴，又哪里有加掩饰？男人爱面子，吃不起这样的亏，令狐冲重感情多于重面子，男人不明白不接受，但女性却深能体会而产生共呜，对他只有更加爱护。
令狐冲不自觉而突破了乔峰的樊笼，乔峰连国家民族的界限也不能超越，报仇枷锁、事业枷锁以为是重任，令狐冲凭良知分出善恶，宁遭放逐也不肯接受世俗的所谓“正”“邪”。
杨过尘心未了，归隐于活死人墓，是因为不得不在小龙女与花花世界之间作出取舍，但令狐冲本来就没有事业心、没有名利心、没有使命感，他爱交朋友饮酒赌钱、爱研习武功音乐，他不需要活死人墓，在绿竹巷中过寻常生活，他已经很满意。
康熙
英雄……怎样才算是英雄？虽然金庸在《笑傲江湖》里提出了一个看法，就是：有高贵的人格的人值得我们尊敬，不一定是领导武林的大英雄才算伟大，但是《笑傲江湖》的故事背景与其他金庸小说不同，与“反清复明”、保卫国土等历史背景无关，《笑傲江湖》里的政治活动，全部是出于“武林人物”对“一统江湖”的个人野心，对平民百姓没有半点好处，因此令狐冲决定不参加这种活动，并不牵涉到道德价值之间的矛盾。
当然，他是要作出取舍的，他要娶岳灵珊，便要与岳不群同流合污，要获得化解内伤的方法便要加入日月神教，但这是利益与原则之间的取舍，不是不同的原则之间的抉择。令狐冲不是在社会责任与个人原则之间选择了“独善其身”，因此他的退出也没逃避的意味。
“出世”不一定行得通，金庸仍回到“入世”，也就是社会责任。所谓“英雄”的问题上来。
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成吉思汗年老回顾一生成就，他傲然道，他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古今英雄，没有谁及得上他。
郭靖不同意，他说，人死之后，占地不过数尺，杀人流血，占人国土，到头无用：“自来英雄而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灭国无数，只是“杀得人多”，不算英雄。陈家洛、袁承志、郭靖、后期的杨过、张无忌、乔峰，个个都是力图“为民造福、爱护百姓”的英雄。这些英雄，都是与当权者对抗的侠士。
武侠小说的故事多以“反清复明”为背景，多少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在这些故事里，忠奸分明，侠士是汉人，是忠的；皇帝是“鞑子”，是奸的，“反清复明”终因强弱悬殊而失败，但是侠士虽败犹荣，皇帝虽然胜利，却为天下鄙视。
这大概反映了平民百姓对官府的抗拒心理。
金庸在早期的作品，大致用了同一个立场。在《书剑恩仇录》之中，香香公主用她的生命去警告陈家洛“不可相信皇帝”，陈家洛以为乾隆是汉人，又是他哥哥，稍微相信他一点，就险些被乾隆害了。
在原版的《碧血剑》，崇祯帝是袁承志的杀父仇人，是昏君，协助闯王推翻明朝是英雄行径，但到闯王要做皇帝，闯王又变成坏人，侠士唯有退隐。这就是“权力使人腐败”的道理。
其他的小说，一直至《天龙八部》，即使不正面写中国的皇帝怎样差，也写侵略者的首领怎样野心可怕，在《天龙八部》，透过慕容复这个人物，金庸更写出发“皇帝梦”的人的可悲可笑，《笑做江湖》更是攻击政治野心为主题。
但是金庸这个看法不是没有改变的。他在《天龙八部》已开始比较清晰地质疑民族主义及以种族作出的划分，后来，他对统治者的看法也起了转变。
在七五年改写的《碧血剑》中，金庸加插了一段全新的袁承志行刺满清皇太极的故事，大大地说明，皇帝不一定是坏人，满清皇帝之中也有好的统治者。袁承志在屋顶偷窥皇太极与明朝降臣对话，先是惊觉这人知才善任，驾驭人才的法门实在高明，比崇祯高出百倍，继而听得他解说治国之道，他说：“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有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接着，就商量怎样轻徭薄赋，为百姓造福。袁承志听得“句句入耳”，只盼多听一会，几乎忘了来此是为刺杀此人。
在新版的《碧血剑》中，袁承志暗里佩服皇太极，开始相信，由他来做皇帝，比闯王更有把握稳定江山。后来皇太极被多尔衮谋杀，袁承志反而若有所失。
写到乔峰，侠士英雄的典型已写到穷途末路，到了《鹿鼎记》，金庸索性打破传统，正面写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鹿鼎记》的故事，以反清复明为背景，但是这次皇帝是可敬佩的、有远见、有社会责任感的英雄人物，反清侠士却以韦小宝这个胸无大志的市井人物为首领。英明君主日渐把国家带上繁荣稳定的轨道，反清侠士却窝里反闹得不亦乐乎。
康熙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鹿鼎记》以讽刺手法写反清侠士，揭穿他们不过是凡人，也为名、为利、为地位面子、为女人明争暗斗，也搞政治阴谋、弄权术，也腐败得可以。正义凛然的大侠陈近南失诸愚忠，裹在一片浪漫气氛之中的白衣尼九难，只差一线便沦为可笑。
但写康熙，金庸没有使用讽刺手法，一部《鹿鼎记》是康熙皇帝的成长经历，从爱玩好胜的“小玄子”，经过磨练、克服困难(如杀鳌拜）而渐渐成熟，天威日重，终于成为忧国忧民、爱护天下百姓的一代明君。尽管金庸借韦小宝之口，开玩笑称他为“鸟生鱼汤”，这仍看得出是典型的描写英雄的手法。
金庸利用小桂子与小玄子之交，去塑造康熙的有真感情。
有人情味的形象。他跟韦小宝的友情，增加读者对他的亲切感，他对建宁公主的兄长之爱、对太后的孝心，特别是五台山上、清凉寺中，会见顺治痛哭失声、恋恋不舍的儿子渴望父爱之情，都令人感到康熙不但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个深情的人。
到后来，他治理国家，处处表现着气度和智慧，阅奏章报告台湾台风灾情，竟“泪光莹然”，要裁减宫中衣食赈灾，悲天悯人之心，与红花会群雄抢军响救济黄河灾民比较，同一样是侠义心肠。
康熙不是侠士，但在金庸笔下，他却是个“为民造福、爱护百姓”的人，切合郭靖所订立的“英雄”定义。
正如乔峰、郭靖、陈家洛等侠士英雄，康熙也有他的使命，就是治国安民的使命。他并非以武功完成使命，而是运用才智、权术、驾驭人的手法。他任用小人，用卑鄙的秘密情报员，显然并不如典型侠士英雄那样决绝地坚持道德完美主义，但他们不能完成救国使命，至多能像郭靖那样，做到杀身成仁，而康熙却能做到他治国安民的使命。
康熙与韦小宝差不多最后一次会晤时，对韦小宝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从这个角度看，谁说康熙不是英雄？不过他是个成功的英雄。他不是侠士而英雄；在金庸笔下，他是统治者而英雄。
“行大事不拘小节”的康熙皇帝，在人格上、道德上或不如宁为玉碎的乔峰，然而在金庸笔下，乔峰只能以悲剧收场，康熙却一直伟大下去。这说明了什么呢？郭靖若面对乔峰、面对康熙，又有什么话可说？
或许要问金庸，在乔峰与康熙之间、在侠士与统治者之间，谁是他所选择的理想典型，谁可以做更大的英雄，他会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英雄是多种的，生而为统治者，跟生而为与昏庸的统治者作对的侠士，都可以各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完善。
但从《鹿鼎记》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金庸对统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笑傲江湖》里的一切政治活动无非是一个目的：个人野心；一切政治人物，到了独揽大权之际，都会失去智慧。康熙皇帝却完全不是这样。
韦小宝
关于韦小宝，不知多少人写了多少文字赞扬及分析，我对韦小宝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对这个人物的意见，相信三言两语便可说尽。
正如康熙是个经过美化的君主，韦小宝是个经过美化的个人。康熙十四岁已经办事十分精明，金庸大幅描写；康熙利用秘密警察卧底，刺探韦小宝的私隐，金庸以暗场交代。同样，韦小宝的毛病被写成无伤大雅，他的为朋友、仗义疏财得到大幅渲染，每个人都喜欢令自己开心的人，韦小宝这个人物极具娱乐性，读者自然觉得他可爱。
据说，《鹿鼎记》连载之初，很多人对韦小宝十分反感，这无非是习惯及期望问题。金庸小说的主角，从第一本开始就是不少读者能够代入的英雄侠士，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污言秽语（旧版更脏一点），总不学好的坏品行少年，自然无法接受。
但到如今，“韦小宝”名头响当当，没有看过《鹿鼎记》的人都知道他是谁，这种反感便不会出现了。
韦小宝过去难以接受，现在大受欢迎，也显示出这十多年来的社会态度转变。过去的读者比较纯情、理想化，受不了韦小宝的犬儒幽默，现在的读者现实得多，他们未必欣赏犬儒幽默，但韦小宝的故事是个穷人发达的故事，事实上，“所有人都爱听成功史”，韦小宝的什么“反英雄”角色、“反讽意味”、犬儒幽默都被淹没，因为他赖以成功的因素，包括泼皮无赖、不怕闯、贪心、精灵、懂得作弊、花钱、奉承、虚伪，顽强的生命力和自信，根本是视作当然的求存之道，反而，像韦小宝那样富贵而不忘本、有好处不吝分给朋友的人太少了，他的所谓“毛病”不成坏处，他的好处是罕有而实际的品德，韦小宝又怎能不是现代香港英雄呢？不过，有这个发展，金庸可能当初也料不到。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之中，很清楚表明他很喜爱这个他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他说，韦小宝的行为及代表的风气实在不足法，但中国人重感情而不重原则，他也是基于感情因素偏袒韦小宝、纵容韦小宝。
当然金庸不赞成韦小宝的行为，韦小宝最大的本领是“揩油水”，最可爱之处是把得来的钱财，抽出一部分分给手下，在香港来说，前者是贪污，后者是行贿，金庸多年来出任廉政公署的咨询委员会，又怎能赞成或同情这种行为？
金庸喜爱韦小宝，对他偏袒及加以纵容，是因为他能够从康熙的角度看韦小宝。
康熙喜爱韦小宝而纵容他，因为康熙自信十分了解他，自信有本事管得住他，大事上不会让他作反。
小事上可以随他胡闹，反正他有娱乐性，又对自己忠心，又可以为自己办一些无法让别人办的事。换句话说，他可以享受韦小宝带来的乐趣， |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4-8 04:57:44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