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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英就香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20年。1984年的声明中称,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现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五十年不变”。该原则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开始实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条中亦有明确具体的表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如果说香港回归后的十多年中,中央对香港各方面的干预还在表面上遵循基本法,那么,6月10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则赤裸裸的将这样的干预公开付诸于纸面。白皮书对《基本法》第二条是这样诠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及(香港白皮书)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不是分权、中央授予多少权力,特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特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但中央拥有全面管理权;特区享有立法权,但中央有法律的监督权;特区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中央有释法权,而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要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职责。”
显然,最新的诠释强调的是“港人治港”是有限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的权力大小来自于中央,中央给多少就享有多少,而且爱国是对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或者更坦白的说爱中共是对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任何反中共的治港者都不会被中央接纳。
此外,白皮书还在结语中提到要防范境外势力,称“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中共当局所言的“外部势力”指的又是谁?
无疑,香港白皮书的出炉,证实了邓小平当年给出的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不过是张空头支票,其目的不过是给香港人一个定心丸,让香港人留下来。对此,曾参与谈判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早已清晰的认识到。她在前往北京谈判后抵港会见港府要员和商界代表时表示,中共领导人“他们口里讲法治等概念,但他们不理解或接受这些并非来自国家授权的基本人权。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运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他们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她曾请中英双方的联络人之一、香港船王包玉刚向中方声明,没有英国管治,香港将难以运作,若中方一意孤行,将会在国际蒙羞。
五十年未到,撒切尔夫人的判断在香港回归的十几年后业已成真,中共对香港的不断干预以及香港在各方面的倒退已使中共在国际社会丢了大脸。
据悉,自香港回归以来,特别是在中共地下党员、现任特首梁振英的治理下,香港是越治越乱,越治越糟糕。不仅经济上贫富差距继续加大,而且政治上听从中共江系曾庆红的旨意,打压异见者,践踏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香港的法治和经济根基都在动摇。有着政法委背景的“青关会”成员在梁振英的纵容下,持续围攻街头的法轮功学员;《大纪元时报》香港分社的印刷厂遭到暴徒攻击;《阳光时务周刊》、《苹果日报》两家敢言媒体的老板受到中共指使的黑帮的攻击;港府对敢言女教师林慧思百般诬蔑、恐吓,拒绝给香港电视发放牌照……
此外,香港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停滞了十年。比如,香港1997年的基尼系数是0.518,到了2005年,上升到0.533。1997年香港的失业率是2.2%,2006年上升到4.8%,在亚洲四小龙中最高。
2012年10月的香港《争鸣》杂志有文章指出,不仅电力、煤气、电视、货柜码头、航空,都是政府立法支持的垄断经营,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土地房屋亦被高度垄断操控,官商勾结,使香港的楼价与铺租攀升到全球最贵前列,使营商环境日益恶化,中小企业经营陷入从未有过的艰难境地,也使广大基层市民渐无立锥之地。在中共看来,只要搞定有钱人,反对的声音自然会少,因此对普通港民一直漠视,对民间不满大加挞伐、打压,动辄上纲上线,警诫威吓。
这样的香港让港人深切地感到所谓的“一国两制”正在变味,香港正在“大陆化”,中共当局正在将触角伸向香港的每个角落。最近几年的几次民调显示,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对梁振英的满意程度正陷入低点。香港人掀起了回归后的第二波移民潮,而且移民者中以20至40岁的年轻专业人士、高知阶层也就是社会菁英为主。这表明香港主流人士正在放弃香港。
香港在回归后在各方面的倒退,说明中共带给香港人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因为中共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不理解或接受这些并非来自国家授权的基本人权”,香港白皮书的出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邓小平对香港人的空头支票与中共在建政前对中国人的甜蜜许诺是一样的,都充斥着谎言,但谎言终究是谎言,皇帝的新衣总有被戳破的时候,而港人弃港与大陆人争先恐后逃离大陆都在提醒着中共领导人:失民心者失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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