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中共强权覆亡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诚毅 · 发表于 2014-8-5 10:25:23

袁红冰：中共强权覆亡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8-04 讯】

作者：袁红冰

中共政治道德的崩溃危机已达穷途末路，回天乏术之境。习近平面对的困境是一种无可解脱的历史宿命——人可以改变命运，却没有能力改变宿命，因为，命运属于人谋的领域，宿命则属于天道的范畴。

到此刻为止，《台湾生死书》书写的一切，从中共强权咄咄逼人的谋台战略，到日益逼近的台湾国家大危机;从国民党权贵与中共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体化，到“谢长廷现象”对自由台湾主权和国格的背叛，似乎都把结论指向绝望。但是，我不是为绝望而书写——从来都不是。
在强者的视野中，绝望的意境并非悲泣和哀叹的故乡，也不是“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的凄清荒凉，而是凝结着巨大机遇的严酷挑战。真正的希望从来都不可能产生于庸人的欲念或者弱者的幻想——真正的希望必定是强者从绝望中榨出来的血。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从顽石般的绝望中榨出血来，并用那顽石的殷红之血，书写属于自由台湾的希望。
当前国际社会中，自由台湾生存权的唯一威胁来自中共强权;中共是唯一一个把剥夺自由台湾的生存权作为首要的“核心国家利益”的政治强权。所以，自由台湾的命运自然与中共强权的命运紧密相关，尽管这种关联性意味着时代的政治悲剧——时代居然将自由人的命运同极权专制连系在一起，并打上了一个死结。
在目前状况下，看到或者理解中共强权在经济军事等物质性领域的强盛，既不需要洞察力，也不需要智慧;相反，只有智者才能够透过豪华的物质外形，洞察中共强权精神领域跳动着一颗已经腐朽的、正在破碎的心。
学界的愚夫愚妇和市井的庸人俗物一起，同声艶羡赞叹中共的强势崛起，智者却已经开始研究中共败亡的具体方式——是如毛泽东曾经预言的那样，“血雨腥风”，天下震荡，还是能像前苏联那样，以较为“温柔”的方式瓦解。无论未来的历史将作出怎样的回答，我现在就能够清晰地听到，习近平在中共权力意志之巅踏出的孤独脚步声，与中共末日的丧钟在同一个节律中回荡。我预言，中共强权步苏联共产帝国后尘，一朝覆亡的历史进程的倒计时已经开始——那命运的时钟正挂在苍穹之巅;两者的不同之处可能只在于，中共强权的崩溃需要血海泪滔来殉葬。
自一九八九“天安门血案”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强权短期内就将土崩瓦解的预言，犹如雨后稻田里的群蛙鼓噪，其情亢奋如沸，其声似欲震破天穹。从流亡海外的原中共体制内的大小“智囊”人士，到美国、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汉学家”，都痴迷于这种预言，一心以为“有鸿鹄之将至”。
然而，事实却像一个眼高于顶的刁蛮富婆寡妇，傲慢地拒绝所有这些预言春情荡漾的求爱。中共不仅没有短期内崩溃，反而强势崛起，有横空出世之态。于是，预言中共即将覆亡的鼓噪偃旗息鼓，敛声屏气，如晚秋之蝉一片死寂。紧接着，中共将如日中天，主宰二十一世纪时代精神的预言，又甚嚣尘上。许多原来持中共即将崩溃观点的学者文人，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失恋的苦痛，便移情别恋，加入向中共强权献媚的合唱，活脱脱一副势利小人嘴脸。
当时，在中共强权短时间内就将崩溃的问题上，仿佛整个世界都错了。相关的预言之所以受到事实的嘲弄，其思想基点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其一，所有作出前述预言的学者文人都持“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点，并以这种历史观作为判断中共强权命运趋向的思想基点。
当代西方教育体系像制造制式汉堡一样，大量复制“制式”的学者文人，其“制式”的特征之一，便是这些学者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坚信“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这或许是物性功利主义哲学主宰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可悲结果之一。
各种关于中共即将崩溃的预言，尽管表述方式可能显示出某些个性，但是，都遵循同样的思维定式，即以“经济决定论”为思想起点，以中国经济危机必然引发全面社会危机为过程，以中共政治崩溃为终点。但是，这个思维逻辑过程是错误的，因为，它起步于错误的思想起点，“经济决定论”。
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功利主义哲学虽然可以制造出属于一个时代的思想谬误，却无法改变人类宿命：人本质上是心灵的存在;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极权政体的灵魂在于政治，极权社会的主宰力量是政治意志。可见，以“经济决定论”为思想起点判断中共的前途，不可能得出正确的预见——起点错了，思想走得越远，便越深入谬误的荒野，越远离真理的绿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共急于创建现代军事工业，因而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毁林而猎，造成三年之内四千万农民饿殍蔽野的浩劫。那可谓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了。然而，中共强权却依旧如铁铸的墓碑，立在尸山白骨之上，毫无崩溃的迹象。
极权北韩，一年之内曾饿死百万居民，至今仍然以饥饿的国度著称于世，但是，金氏共产世袭王朝却沐浴在两千余万北韩政治奴隶感恩的泪雨中，保持铁壳的蟑螂般坚硬的存在。
上述两个事例足以证明，“经济决定论”距离历史客观的逻辑有多么远，尽管它离只相信物欲的学者文人那颗庸俗的心很近。
曾经作出中共即将崩溃的判断的各种预言，还表现出第二项共同的思想基点的错误。这项错误在于，根据民主国家的自由经济的规律，去判断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趋向。
为数众多的庸人学者，以中共的“经济改革”为根据，论证中国经济已经走上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作出这种论证者，不是受到中共欺骗的蠢货，就是想要欺骗世界的心怀叵测者。中共“经济改革”，意在为强化极权政治提供更有效经济体制基础，即由原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改变为权贵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的实质内容就是，以腐败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而运行的市场经济。
显然易见，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体系同民主国家的自由经济，在政治基础、运作机制、法律原则等所有方面都不相同;在有些重要的领域，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用自由资本主义法治经济的规律，来判断人治的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命运，就像根据人类的医典判断母牛也会得艾滋病一样可笑;这也正是国际间诸多关于中国将出现经济危机的预言总在现实前黯然销魂的原因——因为，母牛不可能得艾滋病，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中共即将崩溃论”成为时尚理论的过程中，我一直孤独地——像荒凉的风留在时间之外的足迹那样孤独——向世界讲述：中国民主的实现如同在铁铸的黑戈壁上撒种自由一样艰难;中共强权的崩溃，是仍然需要中国人作出长久努力才能实现的历史正义。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前，关于“中共强权强势崛起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题”的种种论说，又由于国际间庸人学者像绿蝇逐臭般的吹捧，再次成为关于中国命运的显学。现在，我愿又一次孤独地向历史预言：中共强权的崩溃即将成为时代的政治主题——中共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可能使人类不得不用一次浩劫来为其送葬，但是，无论如何，中共强权末日的丧钟即将撞响，而撞响中共强权丧钟的不是别人，正是竭尽全力试图挽救中共强权的习近平。
我这次的预言依旧孤独，孤独得像挂在枯枝上的最后一片红叶。不过，历史已经证明，我上一次的孤独是与真理同在。我相信，这次的孤独也将证明，我的预言是真理的信使。
现代史上，中共曾至少有两次濒临崩溃。
一九七六年初秋，毛泽东的生命随第一片枯叶凋残。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培育起的中共新权贵，与毛泽东试图彻底整肃的中共老权贵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只是由于以毛泽东夫人为政治核心的中共新权贵，唯有泼妇的勇猛，却无权奸的老谋深算，深藏不露，故而在一次宫廷政变中束手成擒。中共新老权贵间的生死之决因此没有演变成血涌万里的社会动荡，中共强权也随之逃过一次崩溃之劫。
一九八九年，以藏人浴血抗争为先导，“六•四”民主运动，一次针对中共当局的全民反抗浪潮，涌动在东亚大陆之上。当时我在北京大学任教，不仅亲历整个过程，而且处于历史的中心。根据我的直接感受，当年各阶层民众以不同方式参与的全民反抗的社会能量，足以颠覆中共暴政;不是由中国，而是一年后由苏联拉开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崩溃的历史帷幕，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英雄意志，不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果断地将全民反抗引向摧毁中共暴政的全民大起义;其二，赵紫阳虽有大仁之心，不肯行屠戮万民，血洗北京之事，但是，却没有如叶利钦【注1】那样的大勇之气，缺乏挺身于历史刀锋之上，与中共暴政作生死诀别的胆识。
正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遂致血漫北京，自由民主又成一梦;中共侥天之幸，再次免于死劫。一九八九，中国也把一个血写的真理留在历史上：“没有英雄的意志，就没有自由的史诗;没有英雄的意志，就没有高贵的历史。”
上述中共强权几近崩溃的两次危机，虽然发生的时代背景具体条件有巨大差异，但是，却讲述了一个共同的经验，即中共极权首先是政治的存在，因此，其致命的危机也必然是政治的——政治道德的崩溃意味着政治体制崩溃危机的先声。
当前，中共政治道德的崩溃危机已达穷途末路，回天乏术之境。习近平面对的困境是一种无可解脱的历史宿命——人可以改变命运，却没有能力改变宿命，因为，命运属于人谋的领域，宿命则属于天道的范畴。
鬼谷子有训：“度以往事，验之来事……则可决之。”为帮助世人理解习近平深陷中共强权的末日困境，需要首先作必要的历史回顾;所谓宿命，就是历史运行的逻辑结成的命运的死结。
以一九六六年为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祸乱中国十年。这十年既是毛泽东为自己造就共产主义之神的圣殿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最终沦为万夫所指的孤家寡人的过程。十年弹指一挥间，可谓“其兴也勃，其败也忽。”
“文化大革命”中，悖逆天理人伦的政治惨案堆积如山，人神共愤;阴险诡诈的政治权谋发挥到极致，日月无光。因此之故，毛泽东一旦殒命，竟成亿兆民众额手称庆的喜宴——尽管在暴政屠刀威逼下，民众面露悲凄，眼泛泪光，甚至故作号天哭地，痛不欲生之状，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底里都乐开了花——竟能用国家恐怖主义暴力迫使天下尽成伪类，毛泽东可称万古第一独夫民贼。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之神，是中共强权的上帝。他的人格破产自然也意味着中共一夕之间沦为政治道德的破落户。毛泽东死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亿万人之心如动荡的大海，中共政权似惊涛恶浪上一艘千疮百孔之巨轮，险象环生。
毛泽东时代，中共运用共产主义初临中国的“理想主义”欺骗能量，实行“以天下奉一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保密制度的铁幕后面，中共寡头集团穷奢极侈，花天酒地，堪比王公贵族，数亿中国人却清贫度日，鸮腹求生，万众尽为苦行僧，无人不是清教徒，而农民则往往衣衫褴褛如乞丐，破床蔽屋似野人。
中共的政治道德随毛泽东生命的朽坏而崩溃之后，继续用虚假的理想主义欺骗天下，让数亿人心甘情愿过苦行僧的日子已经没有可能。邓小平为挽救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遂设计实施权贵市场经济。为此而进行的“经济改革”，虽然允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存的状况，不过，它的起点和归宿都意在挽救并强化中共的极权政治存在。
本质决定效果，目的决定进程。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本质表现为强化国家权力一党私有的极权存在，它就不可能具有促进社会正义的效应，而必然以财富和权利的两级分化作为结果;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以巩固中共独裁的权力结构为政治目的，官员的权力就必定成为经济运作的主轴，权钱交易式的腐败也就同时成为经济运作过程的主题之一——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天生具有腐败的基因，它不可能不是一种腐败经济。
一九八九年的全民反抗大潮兴起的原因，既是出于亿万人心对于大良知者胡耀邦先生曾经力主思想自由政策的敬意，也表现出社会对于国家权力腐败的愤怒，尽管当时权贵市场经济必然引发的权力腐败，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邓小平挥动数十万大军将那次全民反抗淹没在血海中，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强权用铁与血的方式宣示，中共绝不会允许中国自由，中共将不惜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推进权贵市场经济，以强化维护国家权力中共权贵阶层私有的极权政治。
江泽民成为最高权力意志的人格象征，似乎是上苍有意对中共的羞辱。江泽民种种俗不可耐、丑陋不堪的人格秀，早已成为国际笑柄，足可令蛆虫由于恶心而狂呕不止——难道上苍也有黑色幽默的情怀，百般无奈之际，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天谴。但是，江泽民却是维护和延续中共极权政治存在的“功臣”，而且“厥功至伟”。
“天安门血案”之后，天地含悲，民心已死，中共政权的政治道德基础又一次彻底崩溃。经过一番思想忐忑，在邓小平的教训下，江泽民基于精明的上海小男人对人性低俗至极的理解，决意全面推动权贵市场经济，他准备运用让中国社会在物性贪欲中腐烂的方式，度过这次中共政治道德崩溃的危机——社会良知在物性贪欲中腐烂，历史就会忘却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因为，记住罪恶，需要良知。
为扩大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江泽民不仅纵容权钱交易，通过推动“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的进程，强化权力和资本的关系，而且着意用物欲浮名收买知识分子，于是，迅速形成腐败的权力、肮脏的资本和堕落的知识，这三项最具社会能量的要素之间的“神圣同盟”。
我曾有文曰：“江泽民主政十五年，人心腐烂，道德沦丧，民权凋残，官权势张;贪官污吏肆行无忌，狠如虎狼;奸商恶贾强取豪夺，气焰烛天;财富与权利两极分化，弱势群体水深火热，社会资源尽归权贵豪门，黎民百姓唯有仰人鼻息;自然环境惨遭涂炭，神州大地竟成污水毒气之乡，风沙蔽天之野。”
江泽民时代，中共以权力腐败为支点，彻底完成了向“政治黑手党”和秘密警察统治的转型，与之同时，社会总体危机也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然而，由于腐败权力、肮脏资本、堕落知识三者结成“神圣同盟”，三足鼎立，全面压制社会，故尚能维持中共极权表面上的繁荣和危局中的稳定。
江泽民之后，被称为中共“第四代”的胡锦涛、温家宝主政。对于中共“第四代”，我亦曾有文推介：
“就多数而言，皆贪鄙不堪，庸碌至极之小人。他们文不足安邦，专事奉迎;武不能定国，只功媚笑。数十年来，或者缩颈垂首，低眉敛目，循循奔走于豪强权贵之门，形如家奴走狗;或者逆来顺受，屏息噎声，惶惶侍奉于高官左右，仿佛舔痔之佞臣。他们奴性天成，媚骨内涵，早已精神阳萎;他们卖笑取胜，阿谀成功，尽失阳刚之气。”
“中共‘四代’，一代‘奇人’。奇在无须大智大勇，即可问鼎中原;只靠逢迎媚笑，就能爬上权力之巅。……精神阳萎，是为政治太监;尽失阳刚之气，是为政治二奶。二奶当权如温家宝，惯会亲民假笑，垂泪买怜，却无鼎革布新，福荫天下之大义;太监主政如胡锦涛，虽有狐鼠之智，阴柔小计，却无云帆沧海，鹏举万里之大策。”
正值中共统治危机重重，国运艰凶之际，中共主政的“第四代”胡锦涛、温家宝之流，其人格和政治能力素质竟如上所述，猥琐至极，衰草枯叶，一片颓败之像。故胡锦涛主政期间，自知无回天之术，因此，除了在谋台战略上野心勃勃，尽显强权者蛮横之意，试图“统一台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生后名”，在内政问题上则不思建树，一幅混吃等死的坐困愁城之相，用胡锦涛的一句话自慰，叫作“不折腾”。
二〇一二年秋，以中共十八大为标志，习近平率太子党势力全面主导中共权力意志。不过，在他面前展开的，不是等待收割的金灿灿的麦浪，从天际涌来，而是胡锦涛留下的政治遗产：由于胡锦涛无所作为的“不折腾”国策而逼近爆发临界点的社会全面大危机，以及千万贪官污吏组成的腐烂入骨而又丧失治国之能的政治黑手党。
中共太子党的父兄创建了东亚大陆上的共产帝国，太子党也将亲手为中共极权送葬——生死循环，仿佛宿命前定;冥冥之中，莫非真有天意。
注释：
【注1】叶利钦(1931年2月1日-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在苏联最终解体中起了关键作用。作为俄罗斯在共产主义时期结束后的首位民选总统，他促使俄罗斯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台湾生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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